這就是小川紳介和他的偉大遺產

作者 |鄭雅鈺，南加州大學

今年十月中旬，在東京以北約300公里的山形縣，紀錄片工作者們將又一次歡聚一堂。

2019 山形紀錄片電影節海報

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創辦於1989年，由已故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發起。作為一代紀錄片大師、理想主義的踐行者，小川紳介在亞洲紀錄片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厭倦商業電影，他轉向獨立創作，早年拍攝的紀錄片多以六七十年代日本激進的政治運動為題。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他曾記錄民眾抗議日本政府強行征地修建成田機場。他的關注焦點總是落在普通的平民百姓身上，例如被強征土地的農民們。

小川紳介

漸感自己並不真正了解所拍攝的農民的生活，小川攝製組來到山形縣牧野村，一待就是十三年，甚至“把自己變成了農民”——和當地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養蠶、打面條、烤麵包、收麥子”。1987年面世的《牧野村千年物語》可以說是小川紳介紀錄片立場的縮影：只有真正沉浸其中，才能記錄現實。

小川紳介每完成一部片子，都會攜帶成片回到拍攝地和其他地區，免費放映給當地居民看，放映在其紀錄片理念的傳播上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到了1980年代末，左翼獨立紀錄片風潮不如往昔，當時小川紳介也剛做完一次大手術，他意識到，推廣紀錄片，除了親力親為、傾心投入每一部影片的拍攝，也可以通過舉辦電影節這樣的交流平台、扶持下一代創作者、使這種紀錄精神生生不息得到實現。

在山形縣工作了十多年，小川紳介的想法得到了當地市政機構的支持。1989年正值山形市100周年，舉辦電影節也是慶祝盛典的一部分。創始之初，山形市政機構提供了80%的政府補助。

作為亞洲第一個紀錄片電影節，每兩年（奇數年）舉辦一次山形電影節具有非凡的意義。1989年，亞洲紀錄片很稀少，小川帶頭倡議與會的亞洲電影人發出“亞洲宣言”——振興亞洲紀錄片。

山形旨在推動亞洲紀錄片發展，鼓勵亞洲電影人將精力投入到製作有意義的紀錄片當中，同時也為亞洲電影人提供與西方同行交流切磋的寶貴機會，致力於成為製作另類、獨立的紀錄片和討論紀錄片作為一種表達形式的新論壇。

山形紀錄片電影節 logo

山形紀錄片電影節常規設有兩個單元，分別是國際競賽和亞洲新潮，此外還有不少主題展映，放映開創性紀錄片新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鼓勵亞洲紀錄片新銳的競賽單元“亞洲新潮”，堪稱亞洲電影新生力量聚會。該單元設有小川紳介獎和優秀獎。小川紳介於1992年逝世後，自1993年第三屆起，在“亞洲新潮”單元設立“小川紳介獎”，獎勵給繼承小川紳介精神、以“亞洲記錄”方式創作的新導演，歷史上有不少中國導演曾獲此殊榮，最早的便是吳文光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

1990年代初，恰逢中國紀錄片萌芽，國內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們與山形結下了不解之緣。被譽為“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的吳文光是第一位在山形電影節上受到矚目的中國導演。

《流浪北京》海報

1991年，吳文光導演的《流浪北京》（其成名作）入圍山形，這部攝於80年代末，聚焦知識分子群體的紀錄片，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紀錄片”，同年入圍的還有陳真的《盆窯村》。吳文光還將小川紳介的作品介紹到中國，影響了整整一代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1993年，吳文光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拿下了小川紳介獎，當年還有郝志強的《大樹鄉》、時間的《我畢業了》、蔣樾的《天主在西藏》等作品入圍山形。可以說，在中國獨立紀錄片方興未艾的九十年代初，山形是創作者們夢想起飛的地方。

山形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馮豔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在日本攻讀經濟學博士的馮豔，被一個研討會請去給吳文光當翻譯，在會上看到了《流浪北京》的片段。1993年，馮豔第一次去到山形，接觸到了各式各樣的紀錄作品，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在沒有一點免疫力的情況下，一下子被紀錄片所具有的現實力量給擊倒了。” 山形之旅從此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未受過專業電影訓練的馮豔帶著滿腔熱情進入了紀錄片行業。

在山形，馮豔接觸到了出版不久的、由電影評論家山根貞男整理的小川紳介演講談話集《收割電影——追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我讀了那本書，激動得夜不能寐”，馮豔當即決定翻譯此書，將它帶給全球中文讀者。

在焦雄屏、朱天文等人的牽線搭橋下，由台灣的遠流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定為《小川紳介的世界》。2007年，該書的簡體中文版，沿用原版書名《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由世紀文景出版。

除了翻譯紀錄片書籍，馮豔也親身投入紀錄片創作中。1994年夏天，馮豔帶著家用超8相機來到三峽，當時三峽大壩工程尚未開工，馮豔渴望拍下當地居民對大工程及即將到來的新生活的想法，探索開發項目對當地普通百姓的影響，這正是小川紳介紀錄片精神的體現。借用複旦大學教授呂新雨的話，“中國新紀錄片運動的特點，尊重普通人，密切聯繫現實，尊重現實，而不是凌駕於現實之上，所有這些都是從小川那兒繼承過來的。”

1997年，馮豔以長江三峽沿岸村落為題的長片處女作《長江之夢》入圍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潮單元。2007年，馮豔十年磨一劍的作品《秉愛》獲山形電影節小川紳介大獎，《秉愛》記錄了三峽庫區一位普通婦女的生活。關注女性，關注普通人，關注時代浪潮下個體的日常，這種將個體命運置於宏觀大環境下的記錄，是紀錄片時代性責任的體現，也是對小川精神的不息傳承。

《秉愛》海報

2001年起，山形開放用DV拍攝的紀錄片參與競賽，此舉更激發了國內紀錄片創作者的投稿熱情。DV於1995年下半年在日本誕生，隔年便傳入中國。自90年代中期起，DV因其小型、廉價、輕便、易操作等特點，受到年輕創作者的青睞。

與專業攝影機時代相比，DV機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紀錄片的創作門檻，使更多人有機會創作影片，DV便於攜帶的特點也有助於創作——便於紀錄片創作者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捕捉最原始最震撼的畫面。山形對DV的開放態度為這股創作風潮推波助瀾，反映時代精神與特質的小成本獨立影片得以出現在山形的舞台，更是鼓勵了一大批年輕人投入紀錄片的創作。

紀錄片幫助我們我們直面歷史與現實，被繼承下來的小川攝製組的精神，不斷激勵新一代的紀錄片工作者，繼續記錄時代、記錄真實。

吳文光曾如此概括小川的理念：“那時小川談得最多的是，紀錄片是一種精神，一種靠真實記錄的眼光和勇氣建立起來的力量，來帶動社會中更多人思考和改變現狀，所以它不應該是個別電影人的事，應該集合起來，共同推動，形成力量。” 這也是山形紀錄片電影節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始終秉持的使命與初心。

因為，拍攝紀錄片雖然離不開技術和技巧，但最核心的還是人，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是所要拍攝的內容，是影片關注和探討的議題及其社會意義。即使只是非常簡陋的工具，也可以拍出意義非凡的紀錄片，因為最重要的，是對真正的紀錄精神的不斷追求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