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衛東是誰？他是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全真道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他兼任香港道教學院客座教授，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丹道養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周易研究會副會長，濟南市傳統文化研究會會長，尼山聖源書院副秘書長，《全真學案》、《全真譯叢》編委等。
關鍵詞：作品
趙衛東教授目前已出版有《丘處機與全真道》（山東文藝，2004）、《分判與融通：當代新儒家德性與知識關係研究》（齊魯，2006）、《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過程》（香港青松，2009）《譚處端學案》（齊魯，2010）、《金元全真道教史論》（齊魯，2010）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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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他說
儒家非常重視教育，作為中國私人教育的始祖，孔子對中國古代教育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孔子崇尚好學，曾多次稱讚顏回好學，他言：“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又言：“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還稱讚顏回：“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不僅如此，孔子還經常自稱為好學之人，他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又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述而》）孔子所謂“學”，雖然包涵了客觀知識的學習，即他所謂學《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之類，但主要還是以道德修養為主，故他言：“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而儒家進行道德修養的最終目標是成為聖人。作為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聖人是很難達到的，孔子從不自許為聖人，他曾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論語·述而》）正因聖人如此難以達到，所以儒家的道德修養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是每一位儒者需要終生為之追求、為之奮鬥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使儒家的道德教育成為終身教育。
——《儒家文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變革》
從孔子開始，歷代儒家學者都對“知”表示出不同程度的關注。雖然儒家的“知”，是在道德意義上或為了道德目的而提出，但不得不承認，其中確實包含知識內容，這充分證實儒家文化同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並不抵觸。儒家文化雖然沒有開出科學精神，但這不是因為儒家文化與科學精神本質上不相容，而是因為儒家文化側重點在於道德，而不在科學知識的緣故。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與儒家文化的回應》
當代新儒家之所以被稱之為“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問題出在對當代新儒家進行定性的學者們的立場。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在近現代中國社會，激進與保守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線，社會與文化的急劇變革，會把一個激進主義者瞬息變成保守主義者。激進與保守的劃分重在一個標準，若站在激進的立場上看其他人必然是保守的，若站在保守的立場上看其他人又必然是激進的。余先生指出：“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往往就變成了保守主義者，譬如張君勱，他實際上是主張西方式的憲政民主最有力的一人。他並不反對科學，不過堅持人生問題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而已；他的思想是受了德國人文學傳統的影響。此外，梁漱溟先生當時也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今天西方研究他的人，也稱他為保守主義者。但事實上我們知道梁先生認為中國文化非變不可，而民主跟科學，更是中國非要不可的東西。所以從這方面看，他不見得是怎樣的保守，不過他覺得改變要適應中國原來的現狀、原來文化的狀態。”按照余先生的觀點，當代新儒家之所以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問題不在於他們真的堅持保守主義的文化態度，而在於批評他們的人堅持的是激進主義的立場。因此，若一定要給當代新儒家定性的話，與其把他們稱之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倒不如把他們稱之為文化理性主義者更合適。
——《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兩難抉擇
——當代新儒家的理論困境及其出路》
編輯：魏俊怡
來源：中國孔子網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