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雙循環的真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在新冠、脫鉤之後，2020年的第三個高頻關鍵詞出現了——雙循環。

　　“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長期問題，持久戰角度，新發展格局。可見雙循環不只著眼眼前，還著眼明年開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長時間。雙循環不只針對美國對中國一直不停的強硬出牌，而是針對全球化大變局下“中國往何處去”的方向。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國首先爆發的那段時間，關於海外訂單銳減、外向型企業紛紛倒閉的恐慌；接著是關於外資會將在中國的供應鏈移走的恐慌；最後是美國對華為、TikTok封禁，並將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納入“實體清單”、不準向它們轉讓技術的恐慌。這三波壓力次第襲來，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會隔離效應，讓2020年成為中國人多年來最為焦慮的一年。

　　在此時刻提出的雙循環，是不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鑰匙、藥方、火炬？

　　關鍵取決於我們如何透徹地理解。

　　最近幾個月，我去了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的多座城市和企業調研，發現危與機是並存的，事在人為，只要不斷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練，心就會定。我們不能決定外部環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約束條件下，安身立命，盡量做好。

　　中國人往往比誰走的都快，關鍵是要走對方向。

　　結合調研和初步研究，我對雙循環有如下一些看法。

　　1、雙循環代表了中國螺旋式上升的新發展方向，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改革開放和經濟現代化的新版本。

　　2、雙循環絕不是也絕不應該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而是內外打通、內外融通、內外促進。

　　3、雙循環的驅動力，既是中國內部大市場的規模，完善有力的生產配套體系；更是市場化改革的力量和對內對外開放的力量。

　　4、雙循環的關鍵不是內外問題，而是循環問題，是要繼續推動一切生產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動，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激發全社會的創新精神。

　　與其說雙循環是對外部壓力的一種回應，不如說是中國經濟的一次重大超越。

　　循環意味著流動，內部流動，外部流動，內外之間流動。

　　循環、流動、互動，這背後的經濟學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讓交易雙方都受益。

　　任何一個經濟體，其實都處在內外交融的循環之中，只是循環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參與分工與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經濟。在統製經濟下，人們是簡單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美國又對中國頻頻施壓，現在網上經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樣可以過好”的情緒。這種情緒的產生有合理性，但並不理性。

　　如果不參與國際循環，純粹自給自足，中國的日子肯定沒有今天好。

　　舉兩方面的例子說明。

　　一是資源的角度。2019年中國從國外進口了10.69億噸鐵礦砂，對外依存度超過80%；進口了5.06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達72%；進口了9656萬噸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達44%；中國的鋰、鈷礦石對外依存度約70%；大豆對外依存度約86%；中國還進口了210.8萬噸豬肉和165.9萬噸牛肉，雖然對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長幅度很高。2019年豬肉進口的增幅是75%，牛肉進口的增幅是60%。這都說明，我們很多方面的資源條件很薄弱，離不開國際循環。

　　有人說，中國不是有很多鐵礦石嗎？是，中國的鐵礦石儲量排名世界第四，佔全球儲量的12.35%，不算少。問題是中國的礦石含鐵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貧礦石，要經過選礦富集後才能使用，而選礦過程成本很高，中國的鐵礦選礦成本是世界三大鐵礦石企業的兩到三倍。進口更劃算。

　　二是核心技術和關鍵零組件的角度，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據海關數據，2019年中國進口了3040億美元芯片，預計2020年仍將進口3000億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長苗圩曾指出，我國大多數裝備研發設計水準較低，試驗檢測手段不足，關鍵共性技術缺失，底層技術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關鍵產品也很難通過逆向工程實現自主設計、研發和創新；很多關鍵材料、核心零組件嚴重依賴進口，如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華龍一號”核電機組雖然大部分設備實現了國產化，但15%的關鍵零組件還依靠進口。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許志遠的研究顯示，在移動通信和軟體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動通信，在FPGA（現場可編程門陣列）、DSP（數字信號處理）、AD/DA（模數-數模轉換）、射頻收發、功放、低噪放、驅動放大器這7個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沒有中國的；在濾波器、天線、基地台設備這3個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國公司，其中華為在天線和基地台設備上位居第一。

　　再看軟體，在作業系統、中間件、數據庫、存儲管理、虛擬化、安全軟體、ERP、CRM、辦公軟體這9個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沒有一家中國的；在桌面OS、手機OS、雲OS、物聯網OS、IP核、EDA、CAD、CAE這8個方面，中國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於Linux進行二次開發，在手機OS、物聯網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還看到儀器設備方面的一份報告。美國《化學與工程》雜誌公布的全球科學儀器公司Top20名單，8家是美國公司，7家是歐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國企業在高端光學顯微鏡、透射式電鏡生產方面幾乎是空白。據中國儀器儀表行業協會統計，2015年至2017年我國顯微鏡年均進口5萬台左右，年均出口220萬台-300萬台之間，但出口金額遠低於進口金額，說明單台產品的出口價遠遠低於進口產品。

　　前不久我請教工業富聯（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業互聯網方面中國和國外的差距表現在哪裡？他說，不是設備，不是模具，是高端工業軟體、高端可編程邏輯控制器，以及工業網絡協議等等。

　　我參觀過多家中國的智能手機企業的生產線，其中的關鍵設備（如貼片機）基本依賴進口。

　　一旦離開國際循環，中國不少產業將難以轉動，甚至失靈停擺。

　　其實，如果仔細回顧一下共和國的經濟史，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過加入國際循環的努力，儘管中間遭遇過這樣那樣的封鎖與曲折。

　　【五十年代】

　　1952年9月，周恩來到蘇聯談判，後來確定蘇聯援建中國156個項目，大部分項目在“一五”、“二五”時期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實現了一次飛躍；

　　“一五”期間，中國需要進口橡膠、化肥、鋼材、機械、瀝青等大量建設材料，但進口需要外匯。為了創匯，1957年4月25日，中國各外貿公司聯合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將外國客商請進來。交易會每年春秋舉辦兩次，這就是廣交會。

　　【六十年代】

　　1960年初，中蘇關係交惡後，聶榮臻向中央提出在蘇聯中止技術援助後的應對措施，周恩來批示：“凡可購買的重要技術資料，應從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地買到，買不到的，應另行設法搞到。”

　　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成套設備進口五人小組，從1963年下半年開始，先後同日本、荷蘭、英國、意大利、法國和聯龐德國的廠商簽訂了15項代表當時世界石化工業水準的成套設備進口合約，1964年至1966年交齊，1965年至1967年底陸續建成和投入生產。 

　　從1963年6月與日本簽訂第一個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合約，隨後幾年裡，中國從9個西方國家引進了84項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國民經濟建設急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其中引進的2100台尖端技術及重點國防工程配套用儀器，對“兩彈一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

　　1971年11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1973年國家計委在《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中建議，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項目。

　　通過設備引進，中國生產出了大量尿素，這是1979到1984年農業連續5年增產的原因之一。1981年南京烷基苯廠建成投產，結束了買肥皂要票的歷史，洗衣粉可以敞開供應；化纖設備進來後，紡織品供應上來了，實行了幾十年的布票取消了。

　　中國走出“文革”、回到經濟建設正軌後，開始掀起新的引進高潮。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布公報這一天，中國最大的引進項目寶鋼在上海吳淞口舉行動工典禮，打下第一根樁。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似乎是在說明，中國經濟要發展，就要和世界先進生產力聯繫在一起。

　　1980年代之後，中國和國際循環之間緊密相依。改革開放42年，特別是1992年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與國際間的循環更加順暢，更加浩大。中國一方面是“摸著石頭過河”，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跟著樣板上路”，也就是發達經濟體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

　　回顧整個歷史，凡是我們和國際循環基本脫離的時間，就會生出很多自己折騰自己、內耗內鬥內亂的時間。

　　前幾天，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我寫了一篇文章，經濟學家巴曙松看後說：“寫深圳不能不提香港，那麽多地方開放，為什麽深圳最成功？”確實如此，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改革開放之初都是“以港為師”的，不僅因為香港先進，而且因為香港是連接世界、進入一個更大的國際循環的轉運站站。

　　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的唐傑最近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說，深圳最初的工業化是“投資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今天看很低端，但正是借助 “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

　　“三來一補”給深圳帶來了什麽？唐傑說，一是合約意識，一切按合約，有問題找市場而不是市長；二是需求和產品多樣化，越來越多產品在深圳裝配，產業鏈最初就是這麽來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場，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當具備大規模生產實力之後，深圳的企業也開始創造品牌。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一個根本原因是從一開始就進入了全球分工體系，被這個體系中的先進力量和國際市場所帶動和塑造。通俗地說，就是“你跟誰在一起就會成為什麽樣的人”。深圳今天能形成發達的、高度細分的、複雜的網絡化分工體系，和國際品牌商、貿易商、零售商、外資的推動是分不開的。

　　最近我在看《回到現場：親歷上海實業十三年》一書，作者蔡來興從1995年到2008年擔任上實集團的董事長。他受命擔任董事長後了解到，李嘉誠的公司一年賺的錢比上海一年的財政收入還要多，於是組織班子研究，發現世界大企業高速成長的奧秘，是在產品經營基礎上大力開展資產經營。1996年5月30日，上實控股在香港上市，此後通過重大資產注入，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從境內外資本市場募集過百億港元，相當於當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資的總量。上海實業不僅為上海源源不斷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設資金，在深化國企改革、打造現代產業體系、培養優秀人才等方面也貢獻良多。這本書讓我體會到，上海當年的發展也和與香港資本市場的對接息息相關。

　　眺望中國的各個區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有強烈的國際循環助推的地方，經濟活力、營商環境、企業家水準、官員素質就會更高。因為國際循環是全球化的，是有國際標準要求的，是要進行全球競爭的。和國際循環在一起，能開眼界，長知識，悟門道，強素質，優環境，水漲船高。

　　正是通過國際循環，促進了中國的國內循環，強大了我們的市場，提升了我們的能力。國內經濟體大了，強了，就有可能成為新形勢下的發展主體了。

　　前面說了，中國離不開世界，離不開國際循環。反過來，世界也離不開中國，而且越來越離不開。

　　因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礎設施（如高鐵運營裡程佔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體系；有不斷改進的營商環境；最重要的，中國有全世界最廣泛和強烈的企業家精神。所以中國能給世界帶來機會和利益。

　　就在脫鉤之聲不絕與耳之時，我們還看到了這樣的情形——

　　隨著最近理想汽車和小鵬汽車在美國上市，中國三大造車新勢力（還有蔚來）已經齊聚美國資本市場。貝殼找房網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經有20多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

　　1-7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769.8億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流量將下降近40%。相比起來，中國仍是外資的熱土。如果以人民幣計算，1-7月中國實際使用的外資還增長了0.5%。

　　據商務部統計，今年1-7月外商在華新設企業18838家，其中日本新設企業415家，美國860家，韓國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國296家，德國245家。一些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投資的大項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蘭皇家殼牌）正在推進中。

　　很多跨國公司都表示，不會遷移在中國的產能。除了因為中國製造的產品的性價比高，還因為中國本身就是大市場，像蘋果、耐吉、樂高、寶馬、奔馳等在中國的生產，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銷售的。

　　一個總體的趨勢，不是中國和世界脫軌（脫鉤只是局部的、選擇性的調整），而是更大的掛鉤。

　　中國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額還在增加（14%左右），這說明了中國製造的價值；很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不斷增加（如歐萊雅上半年在中國的銷售額同比增長18%，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國的收入增長一倍），這說明了中國市場的價值；外資在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的持有量的上升，證明了中國潛力的價值。即使在疫情和中美關係很不正常的情況下，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數據，上半年中國仍然完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上半年對應目標的45%，同時正在加速從美國採購能源品（如石油）。

　　因為中國具有生產和市場的雙優勢，所以中國在“走出去”和“引進來”兩個方面都有競爭力、吸引力。

　　該應對的應對，該反製的反製。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早已是內中有外（國內市場國際化），內外交融，內外一體。兩個大局其實是一個統一的大局，內部循環和外部循環也是同一個大循環。

　　2、加入國際循環就要按國際規則辦事，不斷提升企業的合規經營、競爭中性的水準，如此才能更好地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最近撰文說：“你太小的時候，出門搭大人的便車，別人不在意，也不會認為你佔了便宜，不會認為不公平，但當你長大了，塊頭大了，別人的看法就會不一樣，你出門就得自己計程車或自己開車，至少你出門是要付出代價，這樣才顯得公平。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改變我出門的舊習慣不是壞事，反而對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遠了。”）

　　3、循環就是讓一切經濟要素開放流動，公平流動。如果當年沿襲國營外貿公司對外貿業務的壟斷，中國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在國際循環中的作用。1999年民企可以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入世”後中國外貿才一飛衝天，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外資企業。

　　今天要促進國內大循環，一定要給所有經濟主體平等的待遇、產業進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國內市場上的各種阻礙要素流通的顯性和隱形障礙。各行各業都要學習移動支付那樣的便捷、普惠與通暢，而不是在區域之間、所有製之間、城鄉之間、身份之間、部門之間、設置那麽多帶有歧視性的阻礙，金融、教育、醫療、內容與傳播、數據服務等領域尤甚。

　　4、要促進雙循環，中國還要更大力度地開放市場和行業準入，更好地包容與服務國際經濟要素流入中國，扎根中國，由此提升中國經濟的競爭水準。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從最根本上說，是中國經濟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穩定可預期，並能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兼具寬度、深度、安全、流動性的市場服務。

　　5、中國自身要更加開放，對周邊和國際也要更加開放，凡是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都要積極合作；要努力建立雙向互動的各種區域化經貿合作關係，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6、要使國內大循環成為主體，就要通過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法治化、科學化，讓經濟效率提高，回報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費。

　　最後的結論是：

　　不是因為“內”就有機會，是因為“循環”和“以外促內”，以開放促市場化改革，中國才有新機會。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要素流動是不是自主循環了？要素價格是不是由市場決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業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斷降低了？

　　市場化改革和對內對外開放引領了過去幾十年的中國經濟。今天，我們需要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將市場化改革和開放推向新階段，新紀元。只要我們自己不給自己設卡設限，誰都卡不住我們的脖子與未來。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