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減稅法案是否僅僅偏袒富人？

文/魏欣

自從川普政府通過了歷史性的減稅法案後，它引發的爭議就一直在美國成為各類電視節目、社會活動和普通家庭茶余飯後的重要話題。很多人認為它錯誤地在經濟擴張期的末尾進一步刺激了經濟。雖然短暫延續了經濟繁榮，但是削弱了未來經濟危機到來時美國政府的應對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扭曲了原本已向富人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劇了貧富分化的程度和社會矛盾。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它部分達到了引導海外資金和工作機會回流的目的，降低了美國的結構性失業率。同時，它充實了美國普通家庭的財富，幫助了民眾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心理陰影中逐步走出來。那麽我們應該如何更加全面地來理解川普2017年稅改法案的效果呢？

近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經濟學家賽斯和祖克曼在他們的新書《不公正的勝利》中深入闡述了他們的觀點，即超級富豪們沒有承擔他們本該承擔的納稅義務。由於2017年稅改法案的通過，億萬富翁們得以獲得了更多的減稅額度。根據他們的研究，美國400個最富有家庭在2018年平均實際稅率為23%，比美國底層50%家庭的24.2%低了1個百分點。這在很多選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1950年至1980年，富人常常要繳納超過50%的稅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給富人減稅很難得到廣大民眾的信服。所以賽斯和祖克曼作為幕僚，一直建議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伊麗莎白·沃倫提出旨在彌合貧富差距、而且較為溫和的“財富稅”法案。即，對超級富豪的存量財富每年征稅。

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通常採用累進稅制來保證稅收制度的公平性。這種稅制的假設是，收入更高和財富更多的居民應該從他們的收入和財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貢獻給國家財政。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稅制設計都是以達到這個目的為初衷的。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於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對不同類別稅種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往往不能達到累進徵收的效果。比如，富人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率確實要顯著高於中產階級。但富人的工資性收入佔比較小，投資性收入佔比更大。所以累進式的個人所得稅率對富人來說並不是特別有效。另一方面，超級富豪的投資性收入大多數時候以浮動盈利的方式存在，而不會當期分配。如果要對浮盈征稅，比如沃倫提出的“財富稅”，可能要對現有的會計制度和法律做較大修訂。所以“財富稅”在民主黨初選中引起巨大爭議，而且實際執行效果可能也超出想象。

雖然美國國會有為超級富豪量身定製的遺產稅和公司稅，但也有很多稅種是對低收入群體不利的，造成了對富人的總徵收比例並沒有因為收入提升而累進。比如，消費稅只能對所有消費者無差別開征同一稅率。由於富人每年消費商品的總量在收入中佔比非常少，所以窮人不但承擔了消費稅徵收總額的絕大部分，而且消費稅在窮人收入中佔比遠高於富人。美國工薪階層還需要根據收入多少繳納社保稅和醫保稅。但是由於超級富豪一般不會享受這兩項福利，所以也不適合對富豪的全部收入開征。收入高於某一標準線後，以上的部分不再繳納這兩項稅款。根據美國新聞網站Vox報導，把美國聯邦和地方開征的所有稅種進行累加之後進行統計發現，在所有收入階層中，政府總體徵收比率是基本持平的。也就是說，實際效果並沒有因為居民收入增加而使徵收比率增加，傳統的徵收手段並沒有達到其目的。

2017年稅改引起爭議的焦點是，川普政府將富人承擔比例較多的公司所得稅從原有的35%降低至21%，造成了富人總體徵收稅率低於工薪階層的實際執行效果。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算，收入居於中間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在2021年之前可以獲得6.6%的收入增長。但是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卻可以在同期獲得高達17%的收入增長。由於減稅法案從2018年初開始執行，收入最頂尖的5%家庭的綜合稅率降低了3%，而其余95%家庭隻平均降低了1%。這些數據也增加了公眾對於減稅法案的批評聲浪。根據CBS電視台的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性收入的增加幅度遠遠快於工資性收入。從2016年至2021年，工資的平均增長幅度可能只有1.3%。但是資本增值的幅度卻可以達到6.3%。

那麽川普減稅法案是否只是為了偏袒富人，而沒有達到其設立初衷呢？當然不是。根據近期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減稅法案通過之後，美國公司匯回了超過1兆美元的海外資金。過去由於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高的公司所得稅，大多數美國的跨國公司選擇把在海外經營獲得的盈利留存在海外。這不但造成了美國政府稅基的流失，更造成了美國公司不願意投資美國本土，而傾向於投資海外市場的現象。據統計，美國公司的海外資金總額大約有1.5兆到2.5兆美元。前總統奧巴馬曾經遊說各大公司，勸說他們匯回海外資金和投資美國，可效果並不理想。減稅法案通過後，跨國公司被給予了一次性優惠稅率來匯回海外資金。雖然這些公司重新投資美國的意願並不唯一取決於稅收機制，但是匯回海外資金重新充實了政府的稅基，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此外，減稅法案通過以來，美國就業市場的強勁表現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國會提出減稅法案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提振美國中產階級的就業狀況。為此，川普在多次集會上提出了“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口號。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歷了勞動力市場的長期繁榮，但是在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的結構性失業仍然非常嚴重，工資增長長期停滯，家庭財富嚴重不足。這一切在減稅法案通過後得到了部分改觀。2018年，很多美國企業為了留住員工，發放了一次性的減稅獎金。目前美國失業率只有3.6%，處於1969年以來的最低點。在一些行業中，甚至出現工作機會超過求職人數的情況。普通員工工資增長從2016年的2.9%增加到目前的4.0%。在很多美國工薪階層看來，減稅法案確實增加了他們的家庭財富，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如果僅從美國國內的角度來觀察，川普政府的減稅法案確實更有利於富裕階層，也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分化。推出這個結論的邏輯鏈條不但非常明確，而且很多統計數據都已經證明了這一事實。但是如果從更廣泛的視角來思考這個問題，美國的稅收機制不但承擔著調節國內的貧富差距的任務，還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競爭。美國對跨國公司徵收的一些稅種，在一些國家可能顯著低於美國，甚至並未徵收。這是過去造成美國對於大型企業吸引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美國競爭力下降的歷史條件下，適時和適度降低對跨國公司徵收的一些稅種，有利於吸引企業和工作機會回流，並改善美國的經濟狀況。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國應該在稅收機制上取得更多共識，恢復稅收用於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避免競爭性減稅的發生。

作者為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於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