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以犧牲換同情
10月1日，日軍增援的3個師團部隊全部登陸，上海前線的戰事進入了最激烈時期。國軍除了調集中央軍之外，東北軍、川軍、粵軍、桂軍（這些地方就大都是本軍系中的精銳）等部隊也陸續調至上海前線，淞滬會戰已經成為了一場大會戰。
隨著日軍生力軍的加入，國軍損失更加重大，77師在1日當晚便已潰敗，後退至蘇州。因是無令撤退，蔣介石下令槍決77師師長羅霖。
陳誠在電話中求情：
依法應行槍決，而情實有可原，因傷亡實過巨（連長四十二員），且前方將領鹹抱為國家民族犧牲之決心，絕不會受羅之影響，請免以一死，最好交軍法會審。
就這樣，羅霖才僥幸保了一條命，直到1939年9月才從監獄中被保釋出來。
實際上，從作戰角度來說，當時的戰線並沒有國防工事做依托，且暴露在日軍的陸海空火力之下，國軍守軍要遭受巨大的人員傷亡。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以軍事角度來看是不宜再守下去的。
前面我們提到了1937年國防作戰計劃，其中在華東地區的作戰指導便是，首先是掃蕩淞滬日軍、其次是抗擊日軍登陸部隊、再次是依托國防線展開抗擊，拱衛南京。
而在日軍又有3個師團登陸後，按照原作戰計劃，國軍的防禦應當依托有工事的國防線展開節節抗擊。
但事實是越來越多的部隊增調到了淞滬左翼戰場，就在這裡被動死扛。
在一些網絡文章中，總認為死守是很光榮的事情，但是於作戰而言，後撤並不一定是懦弱，而死守卻也不一定是明智。
尤其是後方有可依托的國防線，而前方則在無工事且暴露在敵空炮火力，徒勞傷亡的大背景下（還有關鍵的一點是，新到部隊完全沒有適應的過程，往往因固有的一些習慣而招致大的損失，如桂軍之一營在陣前結合講話，遭到炮擊折損過半；新到部隊往往以村落為防禦對象，也遭到集中炮擊而損失慘重）。
所謂“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就是這個道理，在不利於作戰的地帶將有生作戰力量損耗完畢，後續的仗又由誰來打呢？待最後的結果就是，仗還是打輸了，不僅土地守不住，反而丟的更多，而且人員傷亡還會更大。
那麽在前線將領和官兵們都認為不宜在當前陣地繼續守下去的情況下，為什麽最高指揮官蔣介石依然下令部隊死守呢？
主要原因並不是寄希望於通過堅守擊敗日軍，而仍然是將遏製日軍攻勢的希望寄托到了西方列強們頭上。
因為上海是國際化都市，蔣介石始終認為在列強們眼皮子底下作戰，能得到其同情，甚至是形成對日的統一戰線。
在上海激戰之時，恰恰是國聯會議和九國公約會議召開之時，蔣介石所采取的是以本國軍隊的犧牲來換取國際同情的戰略。
這不是筆者自己說的，而是蔣介石自己說的：
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學生，保全我國格，況國際形勢，非由我自身犧牲，不能喚醒其同情而來干涉耶！
不依靠自己的國民、本國的軍隊，反倒將希望寄托到了外國人頭上，甚至以本國軍隊的大量流血和犧牲來換取外國人的同情，此類的抗戰實在是令人難受。
其實，早在9月14日，上海戰局出現危機時，陳誠就建議：
相機轉移陣地，保存戰力，以便步步為營，節節抵抗。
當時國軍主力尚未損傷，如以此方案來執行，南京斷然不會在1937年12月就失陷，即便日軍從上海一路打到南京，若國軍節節抵抗，日軍也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損失。
但是蔣介石顯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戰略設想，到10 月 22 日，蔣介石電全體將士，慰勉其奮勇抗戰 3 個月：
當此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之際，敵必傾其全力以期獲得軍事上之勝利，而轉移國際形勢。我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奮勵，使敵速戰速決之企圖不能僥幸以逞，且當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
還是所謂的友邦同情，事實上西方列強的舉動全賴於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程度的大小，一群豺狼虎豹，豈會因中國軍人的犧牲去同情，乃至於對日有所實際動作呢？
然而蔣介石依然沒有吸取九一八事變後，西方列強們對日無實際製裁的教訓，仍然對其抱有幻想，如此而言，在上海前線的國軍必然還要付出更大的損失。
在這次訓話之前，因在國內戰爭中頗有戰鬥力的桂軍部隊增援到位，第三戰區曾擬定了一個反擊作戰計劃。
該作戰計劃有三案，其一為殲滅蕰藻浜南岸日軍，並恢復羅店、劉行線；其二為側擊蕰藻浜南岸日軍，恢復陣地；其三為在大場及陳家行守勢待機。
最終結合戰場形勢，陳誠等人選定了比較保守的第三案。
不過，蔣介石當時收到來自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則問詢，據陳誠日記載：
（17日）下午三時，謁委座，談：一、如何使上海戰事維持至明春（因羅斯福有問及此）。
在這個背景下，蔣介石有意讓第三戰區部隊主動出擊，以使得上海的戰事得以繼續，同時白崇禧也過高估計了桂軍的作戰能力，比較期望以桂軍精銳為主力，實施反擊，在各軍面前展示下桂軍的能力來。
因此在蔣介石訓話再堅守3個月的前一天，即10月21日，國軍便以新到的桂軍第21集團軍為主力，對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反擊。
據時任21集團軍（以桂軍第7軍、48軍編成的集團軍）兵站分監的藍香山回憶：
當時白（白崇禧）在地圖上所劃定的出擊面很大，未顧慮到地圖上的比例尺，須將桂軍全部使用於第一線，又未對敵突前陣地施行嚴密的偵察，純憑主觀的推斷。在攻擊實施前，桂軍也未騰出防域，集結兵力，做好部署，控制有力的預備隊。
拂曉前，桂軍3個步兵師（桂軍在淞滬戰場的一共有48軍的3個師、第7軍1個師另1個團，共17個步兵團）由原陣地出擊，步兵單乾，一線平推，各級指揮官手中無一預備隊。而且拂曉前行，黑夜未消，方向不明，戰士們誤向敵我空隙間的瀏河方面突進。
至拂曉後，我側背暴露於敵，受敵機掃射和敵炮轟擊，旅長謝鼎新陣亡。後繼無兵，陷於混戰，一部分新兵被打散，大部分待到日沒後才退回原陣地。
實際上，桂軍在出擊時，當面的日軍主力也在準備出擊，其恰好撞上了日軍的主攻方向，且暴露側背於敵，故而損傷極大，多數部隊失去了戰鬥力。桂軍精銳本就不多，反擊遭此挫敗，白崇禧大感有傷體面，連日飲食不進。
陳誠則在當日的日記中記下：
八時，全線出擊，至十二時止，除二十一集團軍外，其余均照預定達成任務。
在全面抗戰之初，類似桂軍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不是因為戰士們膽小懦弱，而是的確缺乏跟火力強大的近代化敵軍作戰的經驗，往往以國內戰爭中的老套路上陣了，往往在這種情況下損失極大。
按理說國軍已有部隊與日軍交戰，經驗總結是有的，但是國軍體系繁雜，各部歷史上交過手的也不少。此類經驗一則是未必會分享，二則是被分享者也未必會聽。
如桂軍到位後，白崇禧就想以其主力來給各軍打個樣，當時陳誠等人自然是清楚的，如其在10月19日的日記中便提到：
原命令指定出擊地點，系敵之正面，敵之火網已構成，定遭極大犧牲。因夜間及道路網關係，大部隊無法運用。
但是“又白健生意思歸納言之：一、要爭桂軍面子。二、但無把握，故將左翼軍向右靠（陳誠語）”。在這種情況下，軍系不同，故而也不好再言多少。
10月22日，日軍趁國軍新敗之際發動大規模反擊，國軍各路攻擊軍先後退至小石橋、大場鎮、走馬塘、唐家橋之線。24日、25日，日軍在航空兵火力支援及坦克引導下，繼續猛攻第21集團軍陣地。26日，大場鎮被日軍攻佔。
大場的失陷對於上海前線陣地產生了極大的震動，10月26日23時，第三戰區下達了第7號作戰命令，除以一部據守鐵道沿線附近諸要點外，將南翔以東陣地逐次轉移於蘇州河南岸。但這次是撤退，不是潰敗，國軍的戰鬥力仍在，在撤退後圍繞蘇州河依然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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