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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客廳只有床:當代年輕人過的是什麽日子?

沒有客廳只有床:當代年輕人過的是什麽日子?

文|楊溪

1、25歲的焦慮

星期五晚上八點到家之後,薛兆年就沒再出門。接下來的那兩天,她幾乎都在床上度過。那是一張普通的雙人床,床頭是鐵架子,摞上幾個枕頭和靠枕,醒著的時候,薛兆年就靠在上面,看了幾部電影,又讀了一陣小說。姿勢變來變去,最後還是躺平了。

房間只有11平方米,除了床,還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和一個衣櫃。這套房子原本是兩室一廳,客廳改成一間臥室後,搖身一變成了三居室,塞進了薛兆年和另外兩個男生。他們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

星期一早上,室友們先後起床,洗漱,出門。到了9點鍾,薛兆年按掉鬧鐘,打開QQ音樂,連上藍牙音箱。又眯了幾分鐘,她才爬起來,洗漱,化妝,換衣服,最後關掉音樂,打開窗戶,轉身出門。走到大門外,拎起堆在門口的外賣垃圾,不多不少,剛好六頓。

來北京將近四年,這不是薛兆年第一次這樣過周末,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結束了9個小時的工作,薛兆年歎著氣回味那個周末,最後吐出一句,“整個人像廢了一樣”。

睫毛膏泄氣地在她的眼瞼上暈開,但這仍是一張漂亮、生動的臉,眼裡偶爾閃現著露珠般晶瑩的光。大學時她學的是話劇專業,畢業後自覺天賦不足,沒有從事與專業相關的工作,而是當了北漂。前後搬了近十次家,換過N份工作,目前在一家在線教育公司做市場。

十多天前,薛兆年剛剛過完25歲生日。出人意料的是,這個年齡讓她非常恐慌。

“我很多同事都是96、97、98的了,一茬一茬的人上來,他們比你做得絲毫不差。”她擔心,如果在職業上不能有一個較大的突破,用不了兩三年就會被淘汰。她在尋找規模更大、發展速度更快的平台,但是,面試時HR問得最多的還是年齡、婚姻、生育等問題。

薛兆年說,她知道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企業有自己的顧慮。但諷刺的是,她還沒有男朋友呢。她遇到的男性都喜歡年輕姑娘——之前有點曖昧的男生還是二十七八歲的,現在都是三十出頭的,他們一張嘴就是“哇你都25了,年齡挺大啊”。她只能在心裡默默翻白眼:去你大爺的。

“女生25歲就開始變老了,要走下坡路了,要長魚尾紋了,你買的護膚品都要從平價的開始往貴婦的走了……”聽到身邊所有人都在暗示她,25歲是“老阿姨、老女人”,薛兆年開始為工作、婚戀一系列問題而感到焦慮,包括居住環境。

她給自己制定了一個時間表,希望能在三年後,28歲的時候,收入可以輕鬆租得起北京的一套一居室。不像現在,連吃外賣也只能縮在那個小房間裡,滿屋子飯味兒。到了冬天,開窗戶又特別冷,所以現在她都在外面吃完飯再回去。

回到家,手機和WIFI連在一起,薛兆年和床連在一起。晚上8點到家——8點躺到床上,一直到夜裡12點洗澡睡覺。

“越是在床上待著,越是什麽都不想做。”薛兆年說,她有時會隨便編個理由,就把價格不菲的健身課鴿了。周末有朋友約她出去,她甚至連微信都不回,電話也不接,哪怕對方是自己喜歡的男生。

薛兆年的房間。

前幾天,薛兆年和室友給合租房的大門貼上了對聯。

2、一個床位

比薛兆年小兩歲的小夏推了推眼鏡,鄭重其事地描述著她生活裡最幸福的時刻:打開b站的吃播視頻,捧起一碗剛剛煮好的螺螄粉,吃到一半,外賣員剛好將炸雞送到她手上,“香噴噴的”,她忍不住拍了張照片,吃完隨手將外賣盒丟到桌邊的垃圾桶裡,碗裡連湯都不剩一口。

一旦心情不好,或者對工作感到迷茫,她就會複刻這一幕。

小夏是陝西安康人,2015年來北京上大學,畢業後找了份新媒體的工作,並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算是安頓下來。

房子很舊,三室一廳,住了4個女孩——小夏和其中一個女孩share一間臥室。臥室布置得像是快捷酒店的標間或是醫院病房,靠牆兩側分別頂著一張1m x 1.8m的單人床,一張新,一張舊,中間用一個黃色的老式辦公桌隔開,下面藏著一個凳子。床尾的方向立著兩個晾衣架,掛滿了小夏和室友的衣服,陽台還有個衣櫃。滿打滿算,這個房間不超過12平方米。

小夏睡在那張舊床上。“只是搭起來的一個架子床,你把豬放上去也行。”她自嘲,只有單身的應屆畢業生才住這樣的房子。房租每月1700元,在她的預算——2000元以內。小夏的老家是貧困縣,她在家裡的三個女孩中排行老二,是“最慘的那個,還要給我妹存錢上大學。”

畢業前,她曾經幻想自己能擁有一間次臥,哪怕稍稍貴一點。她還想過要如何裝飾房間,在淘寶購物車裡添加了很多牆紙、彩燈之類的東西,盤算著貨比三家之後再下單。可是後來她再也沒有打開那些商品鏈接,“沒心情”,她說。

房間的牆上還留著前幾任租客生活過的痕跡——撕掉一半的透明膠帶,生鏽發黃的大頭釘,“特別像要拆遷的房子”。小夏不好意思邀請朋友來做客,她想,如果有人看到她眼下的生活環境,一定會覺得“很破敗、過得很慘”。況且除了那張床,她也的確沒有多餘的地方招待朋友了。

合租房裡的客廳小得擺不下一張沙發。牆上掛著一台電視,下方擺著一張長方形的餐桌和幾把椅子。小夏印象中,她只在剛搬進去的時候,和室友坐在客廳看過一次綜藝節目。那之後,她幾乎只在煮螺螄粉的時候才出現在客廳裡。廚房太髒,她壓根沒有勇氣走進去——油煙機一看就有年頭了,燃氣灶也至少用了三四年,上面結著厚厚的一層油漬。

她很早就置辦了鍋碗瓢盆和米面糧油,但幾乎都沒用過,“那時候我以為自己會每天做飯,沒想到我會變成這麽不想生活的人。”

大部分時間裡,她像薛兆年一樣,幾乎在床上完成所有活動,除了上廁所。生活在她們眼前,就是一個個不同尺寸的電子看板,用小夏的話說,她的業餘生活就在“李佳琦、b站和淘寶”這3個APP裡來回切換。

“看過《黑鏡》嗎?每當新的一天開始,男主角就打開一個超大的電視螢幕,吃早餐……”小夏覺得她也像活在科幻片裡,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很智能,但其實很機械。

前不久的一個周末,小夏約了兩個同事去雍和宮燒香——這是她幾個月來屈指可數的一次社交活動。去年10月,她在公眾號裡看到一篇題為《去雍和宮燒香的年輕人》的文章,講北漂生活的辛酸。小夏想到了自己,惦記著也要去一趟,和佛祖、菩薩說說心裡話,“想了好幾次,那天終於去了,虔誠地磕了好多頭,回去之後發現膝蓋都烏青了,疼得要命。”

她並不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去雍和宮燒香不過是想讓自己在生活的碾壓下,有機會喘口氣。她們這一屆,一路聽著寒冬的叫囂畢了業,大部分同學都回老家了,留在北京的基本上都在考研,小夏說,班級裡像她一樣畢業就北漂的,沒幾個。

這不是個別現象。一份來自北京市教委的《2019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顯示,當年北京地區高校(含科研院所)畢業生人數近23.5萬人,其中近4成選擇離京,較前一年增加了0.73個百分點。

“我們這屆學生很早就有憂患意識了。”從大三開始,小夏就經常和同學討論畢業後工作、租房的事情。她甚至設想過自己很可能一時間找不到工作,為了能夠活下去,她只能降低自己的租房成本。

一個具體可感的事實是,小夏身邊,像她一樣剛畢業隻租得起一個床位的年輕人不在少數。“大家都是這樣子,不過他們可能是跟熟人,我是跟陌生人。”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在生活,“我只是在活著”,她說,語氣裡不帶一絲感情色彩。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要去正視它,就會當它不存在。”小夏說,她對現狀雖然談不上有多滿意,但好像也沒有太大的不滿,日常生活裡甚至都意識不到這個問題,“每次回家可以煮螺螄粉吃就很開心,我還會煮雲南過橋米線,自熱火鍋,自熱的臘味叉燒飯……還是滿足口腹之欲比較重要。”

2019年10月1日,小夏坐在桌子前吃炸雞、螺螄粉,看韓劇。她說這是她生活裡最大的快樂。

2019年11月,小夏和同屋室友一起煮火鍋。

小夏的床,壁紙是前不久室友幫她貼的。

3、室友

工作半年來,小夏經常自願在公司加班。

“沒有生活的人就喜歡工作吧。”她想過,如果有要好的朋友一起合租,自己可能巴不得早點下班回家,一起做飯、打掃衛生。室友們雖然也都不難相處,各有各的優點,但她不太敢主動跟她們說話。大家平常都把自己鎖在房間裡,一進去門就關上了,小夏偶爾會開著房門,但除了同屋的女孩,也不可能再有誰走進來跟她說話了。

倘若過了晚上11點小夏還沒回家,同屋的女孩會發微信關心一下。“我們算是比較熟了,”小夏說,但還不是那種“可以交心的朋友”。有時候她也會試著和室友說說老家的煩心事,或是抱怨幾句工作,但對方似乎總覺得她在“無病呻吟”。

“人都會弱化別人的痛苦。”每次她忍不住和室友吐槽、訴苦,對方就會直言不諱地指出,大家都是應屆畢業生,她一個大學生的待遇已經快趕上自己這個研究生了,做人要知足;或者是說“領導對你給予厚望啊,好好乾”。

周末大家各玩各的,但大部分情況都是室友約了人出去,小夏躺在床上看劇。如果氣象不太冷,她偶爾也會一個人騎車去附近的電影院,看完電影再一個人騎車回家。

在採訪中,小夏很喜歡表達,她的音量也大,語速常常快到忘記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麽。但她卻說,自己是個特別自閉的人。她很羨慕室友,周末有豐富的社交生活,如果室友肯約她一起出去,她一定會去,但自己絕不會主動邁出這一步。“你喜歡和你去主動接近是兩回事”,她怕別人嫌棄她。

薛兆年完全理解小夏的無奈。在她眼裡,室友之間是一種尷尬的共租關係,表面上和諧融洽,但是“大家本來就有自己的交友圈,我不想回到家,還要去應付一些事情。”她說,有時候回家就是不想講話了,只想“葛優癱”。

薛兆年的兩個室友,一個養了隻貓叫“小四”,一個養了隻蜥蜴叫“森森”。搬進這套房子以後,三個人拉了個群,就叫“小四和森森”。

在同一個屋簷下住了將近一年,薛兆年形容自己和室友們的關係,是“不遠不近不打擾”。大家早上上班時間不同,晚上下班各回各屋,基本碰不到面。有時在廚房撞上了,室友會跟她客套幾句——“呀,你瘦了!”“你也瘦了。”——或者只是交待一句“我那鍋沒洗,一會兒洗”。

“小四爸”偶爾會在群裡約大家吃火鍋。叫一次海底撈外賣,鍋底加配送費將近一百塊錢,如果三個人拚,每人只需要出30塊錢左右。海底撈來了,他們就擠在“小四爸”的房間裡吃。三個人的房門挨得很近,“小四爸”的房間剛好在中間——就是原來的客廳。

“其實大家一起吃飯,不是因為關係多好,只是因為省錢。”薛兆年聳聳肩。她說,“遠親不如近鄰”。

來北京以後,薛兆年認識了不少新朋友,但是大多是名義上的,很少有人真的稱得上是“朋友”。她還記得,2016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她發燒了,一個人計程車去了醫院,掛上號,要抽血的時候發現現金不夠。當時她靠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就開始哭,也不知道該打給誰——剛來北京幾乎沒什麽朋友,也不可能打給遠在山西的父母,遠水解不了近渴。“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太慘了。不是因為錢,而是覺得沒有可以依靠的人。”

後來薛兆年鼓起勇氣打給了一個同事。並不是因為她們關係好,只是因為同事是公司的行政。薛兆年在電話裡試探地問對方能不能給自己送點現金來,對方聽到她的哭聲,放下電話就計程車來了醫院。

那之後,她開始健身,希望自己盡量少生病,不給任何人添麻煩。

“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怎麽辦?”

“打110,不然還能打給誰?”

直到現在,薛兆年設置的滴滴緊急聯繫人還是遠在泉州的閨蜜。

“我不能設置我爸媽,因為萬一出什麽事情,他們是沒有辦法應付的。”她也不是不想設置北京的朋友,“可是大家上一天班都挺累了,讓一個人再去替我操心是一件挺不好的事情。除非未來有男朋友,我會考慮設置他的。”

4、倦怠社會

北京的冬天總是很冷,空氣吸到鼻子裡有種乾燥凜冽的味道。西北風一刮,像冰涼的鞭子在抽打行人的臉。

從城市上空俯瞰,狀如不規則五邊形的酒仙橋地區,常常堵得令人懷疑時間靜止。紅牆灰頂的低矮住宅連成片,路邊混合著各種通勤工具的轟鳴和尾氣,以及街邊攤的鍋氣。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工作日早晨,武偉(化名)像往常一樣穿戴整齊——帽子、圍巾、手套,在樓下掃了一輛摩拜,騎上車匯入了人流。他是廣東人,不喜歡在冬天穿得過於厚重,經常穿一件米色的風衣外套,下擺免不了蹭在車身上,有些髒了。

武偉是96年的,在一家雜誌做文化記者,租住在酒仙橋的一套五居室裡。室友都是上班族,他不用坐班,白天總是一個人在家,室友們下班又都比較晚,基本沒怎麽說過話。武偉的嘴角突然上揚,露出一顆虎牙,“可能我和室友90%的碰面,都是我身體不舒服時問她有沒有布洛芬。”

他想,如果家裡有個客廳就好了,起碼大家會偶爾在客廳坐一坐,聊聊天,還可以一起看電視、玩switch……打破室友之間的陌生感,先要有一個可以交流的條件,武偉稱之為“先有雞後有蛋的關係”。而且有個客廳,朋友來也更方便。

2018年春天剛來北京的時候,工作還沒著落,武偉輾轉在各個日租房和朋友家裡,兩個月裡換了8個住處,“當時真的有一種在城市裡流浪的感覺,你也不知道你明天去哪,知道了,就背個雙肩包,再拉上個行李箱,塞進你的全部家當,去往下一個暫住的地方。”武偉說,那時候他根本不可能考慮到什麽客廳不客廳的,“客廳大都被改成了隔斷房。”

現在,他偶爾會叫幾個朋友來房間裡聞聞他收藏的香水,卻也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間裡。更多的社交場景則是在網絡上。武偉很喜歡在微信上跟朋友分享生活日常,他說,這樣起碼可以填補一些線下社交的缺失。

無聊的時候,他也會試著玩玩交友軟體,還在豆瓣上發過征友帖,某電視相親節目的編導看到後,曾發私信邀請他上節目。武偉沒興趣。他發覺,這種網絡社交其實“蠻短平快的”,雖然可以認識一些人,但大部分人都不會聊得特別深,基本是一面之交,想要確定一段戀愛關係就更難了,“最後你的社交可能就是不斷地在見陌生人。”

線上交友顯然與真實世界裡的社交並不相同。在沒有客廳的合租房裡住久了,武偉漸漸發覺,自己變得愈發沉悶。原本他就不是一個性格外向的男孩子,交談時目光總是落在地面上,講話聲音很輕,偶爾有輕微口吃。

不說話的時候,武偉整個人看起來會更放鬆些。坐在咖啡館的吧台上,他時不時對著咖啡機的金屬表面照鏡子,整理襯衫的領口和袖口。他長著一張帥氣的臉,高鼻梁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衣著精致,輕而易舉就能吸引旁人的注意。

最近幾個月,武偉不想繼續宅在家裡,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後,他會騎上半小時自行車,到8公里外的三裡屯,找一家咖啡館看書、寫稿、打發時間,偶爾和店員閑聊幾句。時間久了,也會認識一兩個店裡其他的熟客,互相加過微信,但交流不多。

“北京太快了,你會感覺到這裡的人,其實都處於一種特別急躁或者焦慮的狀態。”武偉說,他每天都能在路上看到一個畫面——所有人一直往前衝,誰也不會停,汽車司機很少讓行人,騎自行車、摩托車的人也急匆匆的,“可能大家真的都太忙了,甚至沒有時間去做一些跟社交相關的事情,無暇他顧。”

他拿起手邊的那本《倦怠社會》,這本書的介紹裡說,“競爭性的、效績主導的社會正在影響著我們每個人……多任務處理、用戶界面友好的技術正在製造混亂,從抑鬱症,到注意力分散,到人格分裂,社會中蔓延著一種普遍的不安情緒。”

話題轉到之前被熱議的“996”,武偉想象著,如果自己處在這種狀態下,肯定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了,“只想下班趕緊洗個澡睡一覺,周末能休息的那一天可能更願意在家裡放空吧。”

武偉的房間。

武偉每天騎車都會路過的壩河。

5、Zoe食堂

Zoe的年紀比他們都大,在她看來,年輕人的辛酸,並不完全是因為窮。

“我簡直無法想象,當我回到家就只有一張床,我只能躺著。”Zoe相信生活需要不停地切換場景,在工作中扮演一個社會角色,在房間裡做自己,在客廳則意味著要和室友社交,“好像社交這件事,或者說人與人的交流被妖魔化了,變得很難、很複雜,你也不知道對面是人是鬼,話不投機半句多。”

Zoe個子不高,一張圓臉總掛著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很多。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公關,每天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去年5月,Zoe結束了一段婚姻關係,一個人搬到三裡屯獨居。突然恢復單身,她一下子有點不適應,想來想去,決定在家裡開一個“Zoe食堂”,對朋友圈“營業”。

“你知道在北京,大家吃一頓家常便飯,是一件多難得的事情。”2010年冬天剛來北京的時候,Zoe連米飯都不會蒸,三餐都在外面解決。一個月後,這個從小飯來張口的長沙人,愣是被北京的餐飲業逼得拿起了炒杓。

Zoe家並不大,只有四五十平,但勝在格局精致,“五髒俱全”。通常你一開門就看到廚房永遠有一個忙碌的側影,要麽在洗碗,要麽在切菜。

廣發“英雄帖”之後,Zoe家的人氣逐漸旺了起來。她每周會提前公布菜單,到了周四晚上先把湯燉上,周五一早去買菜,晚上7點鍾下班,回家洗菜做飯。朋友們陸續到來,拎著酒、水果或是蛋糕,8點鍾準時開餐。每次招待5、6個人到10個人不等,最多的一次擠了11個人。

家裡一開始只有兩把椅子,沒地方坐,起初常來蹭飯的兩個人就自己買了兩個藍色的塑料凳子,還在凳子上面寫了自己的名字。後來Zoe索性一次性買了8個同款凳子放在家裡,“養了一幫蛀米大蟲,還會點菜,比如栗子燜雞,我要早早地開始剝栗子。”

酒足飯飽之後,大家總會聊起工作中遇到的難事兒。Zoe說,在北京很難避開聊工作,各行各業都很難,也有人會吐槽一下單身的苦。偶爾她也會組織大家看個電影,有哭有笑的。

幾頓飯下來,很多人漸漸把Zoe家的客廳當成了自己的避難所,遇上失戀、失業哪怕只是單純地心情不好,都往這跑。吃飯、喝酒、聊天甚至是痛哭,錯過了末班車乾脆就住下——客人睡床,Zoe睡沙發。

“之前有句玩笑說,全三裡屯的人都知道我家門鎖的密碼。”Zoe經常收到不同的人發來微信,不管她在不在家,凡是到三裡屯沒什麽事情做,就去她家裡打發時間。“Zoe食堂”不知不覺變成了“三裡屯單身女子公寓”。

薛兆年認識Zoe,是因為一位共同的好友拉了一個微信群,互相安利好物,交換閑置,在這個群裡,薛兆年知道了Zoe家的“食堂”。

回憶起第一次去Zoe家,薛兆年打趣說:“那天她(Zoe)低估了大家的飯量,坐得也比較擁擠。”雖然飯菜不是很合她這個北方人的口味,但是氣氛非常熱鬧。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比如武偉,後來成了她的男閨蜜。

有一天晚上,幾個人在Zoe家喝酒,薛兆年喝多了,隨口說了一句“我操,我都要25了”。Zoe瞥了她一眼,沒接茬兒。過了幾天,薛兆年收到Zoe發來的一張電影截圖,上面有句台詞,大意是,25歲還有無限可能。當時她差點哭了。

Zoe也沒想到,自己會和大家發展出這樣的關係,甚至有人半夜給她發微信說,此刻特別想吃她做的某道菜。Zoe說,來蹭飯的大部分都是像薛兆年一樣合租的年輕北漂,可能大家在北京真的都太孤獨了,太久沒有感受過被人關心、被人照顧、被人愛了。

上個月,Zoe交了新男朋友,又換了工作,搬離了三裡屯,“Zoe食堂”不得不告一段落。很多人問她,失去了你家的客廳,我以後深夜該去哪兒痛哭?薛兆年也很懷念在Zoe家賴著不走的那些日子,“吃她的肉,喝她的酒,睡她的床,把她趕到沙發,特別開心。”

Zoe說,可能自己年紀大了,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她知道,對很多年輕的朋友而言,一個人面對這些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在北京舉目無親,可誰又不是呢?

朋友們在Zoe家吃飯。

Zoe(右一)和朋友們。

Zoe食堂。

Zoe和朋友們。

6、共享社區

儘管近兩年來,北京的房價不再上漲了,但是對於普通的北漂來說,買房子仍然是一個奢望,租房才是最實際的打算。《中國青年租住生活藍皮書》的數據顯示,2018-2019年度,20-30歲租客佔城市租住群體84%,90後佔比達到了75%,成為城市租住人群的主體。

然而租房的價格也是水漲船高,尤其是那些剛畢業的年輕人,如何能以適當的價格,擁有一處容身之地,成了一個難題。一些中介公司看準了這一趨勢,將整套房子隔成一間一間,分別出租。在那之前,人們往往是借助人情網絡,合租一套房子,也共享一部分生活,而現在,很多時候是一個個的陌生人,各自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好處是,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空間,壞處之一則是,隔絕和孤獨。

租房市場上也曾注意到這一點,並建造了一批共享社區公寓,試圖解決年輕人的社交隔絕問題。

在北京三環邊上,緊鄰中國人民大學的一片住宅區裡,就藏著一家這樣的青年公寓——2015年4月開業,此前曾獲得雷軍旗下的順為資本領投A輪融資。

社區裡有兩棟5層高的公寓樓,布局類似大學宿舍樓。一樓的共享空間分別配備了廚房、酒吧、台球桌和工作學習區,負一層有小型健身房和放映廳。

公寓對租客有一套篩選機制:45歲以上的不租,帶小孩和老人的不租,不愛交朋友的不租。此外,房租的價格設置也是一個門檻——4000元起。

“說實話,這個房子並不便宜。”祝森林在這裡住了一年半,對這個社區印象最深的,是到處洋溢的年輕氣息,院裡進出的都是20多歲30歲左右的年輕人,“帶著50%以上的學校氣氛,一點都不死氣沉沉,至少不是一些老小區常見的‘老人、孩子與狗’。”他見過有人呼朋引伴在共享空間蒸螃蟹、煮火鍋,玩狼人殺,也有人看書學習。

2016年底,他現在的女朋友租了這套房子。房間只有十五六平,長方形的,一進門先是一個玻璃牆的衛生間,往裡走是一套“上床下桌”,床比宿捨的要寬,有1.8m,靠窗的位置擺了一張單人沙發,下面鋪了一張小地毯。祝森林說,女朋友當時選這個公寓,主要是看中它的地段好,離公司近。房租接近5000元,算上水電,即使後來兩個人合住,也不算便宜。

兩棟樓之間有一個小型籃球場,夏天總能看到年輕的姑娘小夥的身影。公寓的運營團隊幾乎每周都會組織聯誼活動,祝森林有一次看到籃球場上出現了一個充氣泳池,大家穿著泳裝,拿著水槍,“玩得挺嗨。”社區也搞過房門塗鴉大賽,第一名有800元獎金。祝森林的女朋友是設計師,以前畫過手繪,那次輕而易舉就奪冠了。

兩個人談戀愛以後,很少再參加那些娛樂項目或交友活動,“上班都比較忙,回去能睡覺就可以了。”去年11月,祝森林和女朋友從共享社區裡搬出來,租了一套一居室。儘管他很認可社區的年輕和活力,但總覺得氣氛大過實用。

祝森林住過的共享社區。

祝森林和女朋友把房間布置得很溫馨。

祝森林說,房間裡的床像火車臥鋪,他坐在床上頭會頂著天花板。

7、沒有客廳的年輕人

Zoe租房時也曾考慮過搬進共享社區,但在實地考察過一家公寓之後,她覺得性價比並不高——房間非常小,沒有生活感。她不喜歡那種樣板間的風格,甚至懷疑那些共享空間究竟能不能建立友誼。

在台灣旅行時,她親眼見到在類似的青年公寓裡,陌生人之間幾乎沒有交流。“那種我們想象的,有一個人抱著吉他彈琴,大家在旁邊唱歌的場景,還挺難發生的,想象而已。”Zoe覺得,如果大家連跟室友、同事都很難破冰,很難去建立關係,更何況更大範圍的陌生人。

在她看來,問題並不在於公寓的形態。她回想起身邊大部分年輕朋友的狀態,就是不想、不願意、也懶得去了解別人,“有點玻璃心”。

某某說了讓自己不舒服的話,就不想再跟他做朋友了;或者某某轉了一篇自己不喜歡的文章,就要把他拉黑。“也許有人覺得要精簡自己的朋友圈,”但Zoe覺得,一旦形成所謂的信息繭房,很難交新朋友。“再加上現在又鼓吹一種很獨的生活狀態,都在討論怎麽把微信對話結束,拒絕被陌生人搭訕。”

她看不慣大家天天抱怨孤獨,又不願意打破孤獨。“你孤芳自賞,等著會有人來解救你?不可能的。”Zoe說北京最好的狀態就是所有人都在撲騰,“跟一鍋煮沸的餃子一樣。如果你的問題是沒有客廳,你孤獨,那你就去做有客廳的人,去做不孤獨的人。”

但她也理解年輕人的自顧不暇,“他們無暇給別人愛,沒有耐心去了解彼此的生活。我自己都已經這樣了,你還想讓我照顧你、傾聽你、陪伴你?”

薛兆年想,也許是因為大家越來越自私了——每個人都只想考慮自己,但同時也需要別人。

當代年輕人的孤獨感,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獨生子女的經驗、對互聯網的依賴、生存的壓力、房價……等等,但是這麽多問題,都不是個人可以解決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想不了這麽多,能解決的,只能是自己的生活。

到北京四年,薛兆年有了很多“周更朋友”、”月更朋友“。“天天見面該拉黑了,很多人連這樣的朋友都沒有。”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家裡和朋友見面、聚會。但現在似乎還不可能。

而且,這些對於目前的薛兆年來說,也不是最重要的。她已經在為入職新公司做準備了,“有琢磨這些的時間還不如工作呢。”薛兆年告訴自己,思考這些問題並不能延緩她的年齡增長,也沒有辦法延緩房租的增長,更不可能提高她的收入,她寧願將全部的時間投入工作。除了房間小點,她對北漂生活也沒有什麽不滿意。在這個城市,她已經慢慢有了家的感覺。

“反而是每次過完年從家飛回來,落地北京的一刻才踏實。”她說。

—— 完 ——

題圖為室友拍的小夏和住在另一個房間的室友的貓。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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