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之女：父親高居翰的中國情緣

“很常見的是，許多子女在父母去世之前，並沒有很好地了解過他們。所以，我現在能到中國，這個對我父親十分重要的地方，去了解我父親，這對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經歷。”高居翰之女莎拉·卡西爾（Sarah Cahill）說。

高居翰作為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巨擘，被譽為“最了解17世紀中國繪畫的美國人”，長期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藝術史的教授。他於1926年出生於美國加州。二戰期間，他作為美軍士兵在日本接觸到東方藝術，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中國藝術，他的生命從此離不開“中國”這個關鍵詞。1973年，他成為尼克松訪華後第一批來華做研究的藝術史學家。1977年，他再次來到中國，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畫研究中心的外聘專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觸珍貴藏畫的機會。此後，他更是頻繁到訪中國，與中國美術學院維持著長期的學術交流和往來，與王伯敏、范景中等多位中國美院教授私交甚好。

講座現場

遇見中國繪畫史是高居翰的幸福

“那是高居翰離世的前兩天，他躺在床上，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昏迷狀態。他的病情和服用的嗎啡使他神智不清。但在凌晨三點，他突然清醒了。他迫切地想要記錄下什麽，他要了一台錄音機，以下是他錄下的話：

這將是一份不同尋常的錄音。我是高居翰，正臥於伯克利的病榻之上。我已氣息奄奄，但我也許還能苟延殘喘一會。我曾有幻想，大自然的時間也許跟我想的不同。無論如何，我現在將決定我的時間。在開始時，我們將回到原點開始記錄。

那是在20萬年前左右，我們人類就有了記錄，後來有了更精細的記錄，到文字出現、你知道的所有歷史。再後來，我們有貢布裡希這樣的記錄者，我甚至不需要向你們介紹他是誰。貢布裡希的圖書館就坐落在中國杭州西湖畔的中國美術學院裡。我把我的藏書也奉獻了出來，我的圖書館也在那裡。當人類記錄的時候，被記錄下來的是歷史，藝術史學家則一直在試圖記錄藝術史。

比如，我一直試圖用聲音和圖片的方式記錄宋代繪畫史。這些拷貝將放在我杭州的圖書館裡。我希望我能完成它，因為這非常重要。這是一種終極形態的部落格。這個圖書館可能就位於貢布裡希的圖書館旁邊。無論你在哪裡，我們都是選擇個人觀察的方式來衡量時間。從北宋末期開始，即12世紀早期，宋朝將首都遷到了今天的杭州。也正是因為13世紀中國的首都位於杭州的西湖畔，所以我把自己的圖書館設定在那裡。”

莎拉·卡西爾在講座現場發言

莎拉·卡西爾沉重而又緩和地讀著她父親留下的最後的話，儘管高居翰有些言辭重複，但是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他作為一名藝術史學家，一名人類文明的記錄者，對於他所研究的中國繪畫史，對於文化交流和傳承的熱情，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而這種使命感，還有對人類藝術之美的欣賞和熱愛，這是他幸福的源泉。

莎拉·卡西爾說，她的祖父是一名游泳教師，他希望高居翰成為一名運動員。但是，她父親當時骨瘦如柴，還很“書呆子”，這讓她祖父非常失望。她的祖父母在大蕭條期間離了婚，祖母不得不去找工作，跟著新丈夫一起生活。所以，高居翰小時候主要是由親戚和朋友帶大的，在他的童年裡，並沒有完整的家庭。

這些不幸在高居翰遇見中國畫之後得以改變。當他在加州伯克利大學讀本科時，學的是英語系，那時他想成為一名作家。但由於二戰爆發，他決定學習日語，並加入了軍隊的日語學校。1948年，他從日本和韓國回到伯克利大學，並在兩年後獲得了東方語言系學士學位。當時他得到了卜弼德、薛愛華和陳世驤等名師的指點。那一段時光對於他的學術生涯以及整個人生的轉向，至關重要。

當高居翰研究的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相遇

高居翰的老師薛愛華，一直不想來中國。因為薛愛華覺得，他所研究的古老中國，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他不願意來中國，打破心中對中國的幻想。莎拉·卡西爾說，她非常好奇父親在1973年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他所研究的繪畫的真跡，到底是什麽感覺。她當時只有13歲，根本不知道父親這次出行有多重要。父親當年寄回家的信，講述了他旅行的見聞，以及他見到真跡的震撼。當然，那個時候的莎拉·卡西爾並沒有看這些信，因為她不想像他的“研究生”一樣，擠在一起去讀信。

在高居翰去世後，她才開始讀父親第一次訪問中國的信件。高居翰在信中旁征博引，面對美景有許多感懷。信裡從對西湖的讚美，引申到陳祼畫作裡的爭議；去遊覽靈隱寺，想起了沈周的畫作；去杭州的玉泉，看著水裡的魚，聯想到莊子“魚之樂”的典故。

1982年，莎拉·卡西爾也跟著他父親一起來到中國旅遊。高居翰無論到哪裡，都會引導她看畫，教她去鑒賞筆觸和畫面的構成，這就像高居翰以前給她講詩歌一樣，教她如何鑒賞不同的風格和技巧。高居翰會告訴她，成功畫家的畫好在哪裡。此外，莎拉·卡西爾在旅程中也發現，高居翰很喜歡跟其他專家爭論。他喜歡跟中國的藝術史學家辯論，因為這樣能讓他不斷反思自己的觀點，讓自己的論點更加堅實有力。

慷慨一直是高居翰不變的個性

莎拉·卡西爾回憶道，一開始，高居翰很不喜歡電子郵件。他對新技術持有懷疑態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習慣於使用電郵。因為這是他和同事，尤其是中國學者聯絡的重要途徑。他經常很開心地能從中國學生那裡得到消息。劉珊珊也記得，她和丈夫黃曉曾給高居翰寫過很長的中文郵件。他們對這樣的知名教授的回信並沒有抱太多期待。但是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了高居翰的兩封回復郵件，每一封都寫了四五頁，他竟然還提議一起合作寫書。劉珊珊當時只是研究生，而且研究背景跟高居翰有很大差別。但是高居翰的態度非常開放，並不在意這些，而是看重不同的學科背景。這讓劉珊珊受寵若驚。後來他們三人合寫了《不朽的林泉》。

斯文尼·斯基普也補充道，慷慨一直是談到高居翰時，會想到的一個恆定的詞。上世紀九十年代，高居翰了解到中國美術學院的范景中教授沒有足夠的錢治療癌症，可能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他受貢布裡希委託，自掏腰包幫助范景中開始治療。最後范景中痊愈了，成為中國重要的藝術史學家。高居翰一直聲稱是貢布裡希救了范景中的命，並不居功。

講座現場，斯文尼·斯基普在發言

此外，很多跟高居翰接觸過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只要研究需要，他總是很慷慨地把自己多年的研究資料無私分享給學生或同事。高居翰還把跟劉珊珊和黃曉合寫的書，自己那部分的版稅收入用來資助這兩位年輕學者和其他合作者的研究，這也令劉珊珊非常感動。

編輯：宮子 校對：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