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最邊緣的人最敏感：東晉溫氏家族的貴族化之路

以往對中古貴族社會的研究，最重要兩條線索，便是“婚”與“宦”。研究者大都默認一種操作方法，即判斷一流貴族的標準無非兩條，與固定的幾家通婚——主要是王謝，起家官做到相應的職位——著作郎、秘書郎等，便是貴族。這幾乎成了教條。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

——王明珂

在科學開始顯示力量的18世紀，講求客觀性幾乎成為了所有學科的追求，彼時的歷史學也不例外。而客觀性研究的起點就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定義。凡是定義就意味著要把研究對象從其他的對象中區分出來，但這種區分究竟是由於自身客觀屬性而自然形成的還是依賴研究者主觀意志而人為劃分的，在認識論上，這個疑問就像一個令人不安的幽靈漂浮在所有研究者的頭頂，為客觀性的大廈蒙上了不祥的迷霧。

隨著客觀性研究在文科研究中遇到了瓶頸，人們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漠視這個幽靈的存在。19世紀末，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等都開始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客觀性研究向主觀性研究的路徑轉移。而轉移的一個標誌就是從早期對本體論的執著，轉向對認識論的反思。研究者開始關心研究的基礎——研究對象的定義到底從何而來以及何以可能。即研究對象究竟是什麽，它是如何產生的，它是如何變化的，每個變化階段中是誰在賦予它定義，又是誰在使用這些定義，後來者又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下理解和接受前人的這些定義。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邊緣研究”成為了眾多方法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什麽叫“邊緣研究”？即研究一個概念，將注意力放在這個概念的邊緣部分展開研究。打個比方，作為江蘇人，我們家鄉最常使用兩個概念——蘇南、蘇北。這是兩個一眼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地域概念，但在江蘇特殊的語境中隨著使用者的不同，其內涵往往大相徑庭。就蘇南而言，南京、鎮江人會認為那是指長江以南，而蘇錫常人則默認是指常州以南。與之相對，蘇北這個概念，蘇錫常人認為是常州以北，南京、鎮江人認為是長江以北，而揚州、泰州、南通則認為是他們北邊。由此可知，概念的定義會隨著使用者的變化而變化，而對此最敏感的恰是處於這個概念最邊緣的人。因此，要研究蘇南、蘇北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最好的研究對象就是處於這個概念邊緣的那部分人。

蘇南、蘇北如此，一、二流貴族的劃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掙扎在一、二流邊緣的貴族們正是拉著那條看不見的分界線左右晃動的真正出力者。因此，對他們進行研究，也許更容易幫我們把握住一、二流貴族的實情。下面，筆者想嘗試利用兩塊墓志，以溫氏這個介於一二流間的邊緣家族為切入點，重新對貴族製中一、二流貴族的界限到底何在這個老話題略做討論。這次，筆者並不執著於分析一二流貴族劃分的客觀標準，而是嘗試構建出一個在主觀上形成一二流貴族的過程，然後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溫氏家族的貴族化之路。

溫嶠、溫式之墓志

2001年2月至10月，南京市博物館在下關區郭家山發掘了四座東晉磚室墓，其中M9出土了一方磚質墓志，志主為溫嶠；M12出土了一件圓首碑形陶質墓志，志主為溫嶠次子溫式之。

現以發掘簡報為基礎，參照拓片，將溫嶠、溫式之墓志釋文迻錄如下。

溫嶠

祖濟南太守恭，字仲讓，夫人太原郭氏。父河東太守襜，字少卿，夫人穎川陳氏，夫人清河崔氏。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始安忠武公、並州太原祁縣都鄉仁義裡溫嶠，字泰真，年卌二，夫人高平李氏，夫人琅邪王氏，夫人廬江何氏。息放之，字弘祖；息式之字穆祖；息女膽；息女光。

溫式之

泰和六年四月廿九日，晉故散騎常侍、新建開國侯、太原郡祁縣都鄉仁義裡溫式之葬琅耶郡華縣白石崗閱如左：

祖司徒右長史河[東太守]，諱?，字少卿。[夫人潁]川陳氏。夫人清河[崔氏，父禦史]中丞參。考[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始安郡[忠]武[公]，諱嶠，字太[真。夫人高平]李氏，父河南尹[祖]。夫人琅耶[王氏，父修武令]詡，字季演。夫人廬[江何氏]，父吳國內[史]?，字偉。兄使持節、輔國將軍、[交州刺]史，[襲封始]安公，諱放之，字弘祖。夫人太守企，字子及。式之，夫人穎川荀氏，父禦史中丞闓，字道明。大妹適穎川庾，字宣慶。小妹適余杭令陳國袁矯之，字叔產。大妹二男三女，小妹四男五女。放之，三男三女。長女適陳國謝廓，字敬慶。長息嵩之，字敬林，散騎侍郎，襲封始安公，配河內山氏，父東[陽太守]遐，字彥林。式[之長]女[適譙]國桓腆，[字]少仁。中女適陳國謝遁，[字]。[小女適]琅耶顏暢，字少和。長息崇之，字。次息鋥之，字仲光。次息慕之，字。[次息]字稚光。凡此八[人]皆荀氏之……

《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料中，關於溫嶠的敘述多局限於溫嶠本身。溫嶠、溫式之墓志的出土為我們了解溫氏家族的情況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

溫嶠墓志

溫氏家族的婚姻策略

結合溫嶠與溫式之墓志中的信息，可將溫家的結婚對象總結如下（為方便比較，以墓志中所見最早祖先為第一代）：

第一代

溫恭：太原郭氏

第二代

溫襜：穎川陳氏、清河崔參女

第三代

溫嶠：高平李絙女、琅琊王詡女、廬江何邃女

第四代

溫放之：無法確定（發掘者推測為太原龐企女）

溫式之：穎川荀闓女溫膽：穎川庾宣慶溫光：陳國袁矯之第五代溫放之長女：陳國謝廓

溫放之長子溫嵩之：河內山遐女

溫式之長女：譙國桓腆

溫式之中女：陳國謝遁

溫式之小女：琅琊顏暢

下面筆者想結合時間線索，對溫家不同時期的婚姻對象及背後的策略進行分析。

溫家在墓志中可追溯的第一代溫恭，所娶為同郡人太原郭氏。同郡通婚是東漢以來的常例，似無特別之處，但在溫嶠的直系譜系中，除了溫放之夫人疑似為太原人外，就再無同郡婚姻的例子，這引起了筆者的關注。筆者推測溫郭的結合可能並非只是簡單的同郡通婚。

太原郭氏在《三國志》中著名的有兩支，即太原界休的郭太一支與太原陽曲的郭淮一支，僅憑墓志很難判斷溫氏的結親對象究竟為哪支。但如果綜合溫恭子溫襜的結親對象——穎川陳氏、清河崔氏來看，筆者懷疑最有可能的就是郭淮這支。據《晉書·溫羨傳》可知，溫恭父為溫恢。溫恢在《三國志》中有傳，言其曾為丞相刺奸主簿，這裡的丞相就是曹操。而太原郭氏的代表郭淮、穎川陳氏的代表陳群、清河崔氏的代表崔琰俱入曹操幕府。郭淮為丞相兵曹議令史，陳群參丞相軍事，崔琰為丞相東曹掾。溫恭、溫襜父子的婚姻很可能是溫恢在曹操幕府中借同僚關係所奠定的。溫家的婚姻，似乎從溫恢開始就打下了以政治向背為考量的底色。而這也應是這一時期大族婚姻的基本原則。

時移世易，隨著漢魏革命、魏晉革命，當原來的曹操幕府集團成為過眼煙雲時，溫家的政治聯盟也發生了遷移，而溫嶠的兩段婚姻及其子溫式之的婚姻正好是溫家政治轉換的最好注腳。

溫嶠父溫襜資料較少，與之相比，更有名的是溫襜的兄長、溫嶠的伯父溫羨。溫羨最早為晉齊王司馬攸所辟，後來攸子齊王冏輔政時，“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可以說溫羨最早的政治靠山就是齊王一系。而溫式之夫人荀氏父荀闓亦為齊王冏故掾屬，這可能就是雙方結親的契機。

但隨著齊王冏敗亡，溫羨的政治地位受到衝擊，出為冀州刺史。這時溫氏需要新的靠山，而送來這個靠山的就是劉琨。劉琨先附賈謐，後附趙王司馬倫。倫敗，投靠齊王司馬冏。冏敗，附范陽王司馬虓。司馬虓為東海王司馬越一系，司馬越又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進一步加深了劉家與東海王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當司馬虓被劉喬擊敗後，劉琨為其尋找新的根據地奔走，最終找到了溫羨。溫羨與劉琨都曾出仕過齊王冏，雙方有一定的交集。經過利益交換，才出任冀州刺史不久的溫羨讓出冀州給司馬虓。作為回報，在司馬越當政後，很快溫羨便被征為中書監，未拜，會惠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這種火箭般的上升速度，令“論者僉謂為速”，而這不過是不知內情的人的牢騷而已。

在溫羨為司徒的同時，王衍為司空，而王衍是司馬越死黨。值得注意的是，溫嶠第二任妻子，正是王衍弟王詡女。羅新、葉煒兩位先生推測溫嶠娶王氏是在渡江後，但這一推測存在兩個疑點。一、溫嶠渡江是為了替劉琨勸進，其一開始應無在南方常住的打算，因此也不可能一過江就與南邊的人通婚。而在其渡江不久，母親崔氏就亡於北方，按東晉禮製，溫嶠應守孝三年，此時也不可能會結婚。而溫嶠渡江時已屆30，若過江後娶王氏，則其與王氏結婚當在33歲以後。而溫嶠終年42歲，在王氏之後又娶何氏，溫嶠育有二子二女，有可能皆為何氏所生（非定論），如果排除存在雙胞胎的可能，即使連續生育，何氏與溫嶠結婚可能至少也在溫嶠38歲以前甚至更早，在33到38歲之間，溫嶠娶王氏，而王氏又很快去世，這種可能性雖不能說沒有，但確實存在疑點。二、王氏為王衍侄女，與王導一支並非近屬。且王導與司馬睿南渡時，王衍正是春風得意之時，其親屬近支未必會與王導一起南渡，相反，待在王衍身邊似乎更為合理。如果此時，王詡父女與王衍在一起，則王衍被害後，其能否逃離北方，順利南渡，也是一個疑問。而如果將溫嶠娶王氏放在渡江前，考慮到溫嶠在溫羨與劉琨交易冀州時為18歲，正是當婚之年。溫嶠第一任夫人高平李絙女早卒，此時很可能已經去世。作為政治交易，溫羨以弟子婚王衍弟女來鞏固雙方的聯盟，似乎更為合理。因此，筆者推測溫嶠第二任夫人王氏很可能娶於江北，就在此時。

如果說溫恢主導了兒子溫恭、孫子溫襜的婚姻，溫羨主導了姪子溫嶠的婚姻，那在此之後站上主導之位的就是溫嶠。

借助與劉琨的姻親關係，溫嶠成為了劉琨的親信。當時，由於司馬越與司馬睿的關係，劉琨在司馬越敗亡後，選擇以司馬睿作為繼續合作的對象。於是建武元年（317），溫嶠以劉琨心腹的身份來到了江南。

可能是因為王夫人的關係，溫嶠在江南最早想選擇的合作者是王導。王導在渡江諸人中，至少表面上尚有恢復中原的志向。而溫嶠之所以南下替劉琨勸進，就是想借機在南方找到支持力量，北上援助劉琨，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溫嶠對王導也不惜讚譽，“江左自有管夷吾，吾複何慮”。不過這時的溫嶠對於東晉政權尚只是一過客，並未參與太深。

但隨著劉琨為段匹磾所殺，失去了北方靠山、又被東晉朝廷強留在江東的溫嶠，不得不參與進南方的政局中。憑借與王導的關係，其做了王導的長史。這時，值得注意的是溫嶠的婚姻狀況。也許王夫人到了江南不久就去世了，這時為了鞏固與新聯盟的關係，溫嶠娶了第三任妻子廬江何邃女。之所以選擇何氏，很可能是考慮到廬江何氏與琅琊王氏之間的密切關係。廬江何氏代表人物何充為王導妻之姊子，王導對何充也頗為提攜，因此，溫嶠娶的雖然是廬江何氏，但背後表達的卻是對琅琊王氏的親近。

但在討論劉琨死後待遇時，溫嶠與王氏之間似乎產生了隔閡。值得玩味的是太興三年（320）溫嶠上疏為劉琨請求待遇時的身份為“太子中庶子”。理論上說，劉琨死後不久，溫嶠就有機會為其請求追贈，而那時他作為王導的長史，只要王導同意，應是相對容易的事。但根據史書中的記載，溫嶠卻是在成為太子中庶子後才提出辯解，這似乎從側面說明王氏在這一事件上的微妙態度。在劉琨才死時，東晉朝廷為了籠絡段匹磾，不為劉琨舉哀，直到太興三年（320），段匹磾大勢已去後，才對劉琨予以追贈。以東晉初期朝堂上的政治勢力分布而言，琅琊王氏的發言權舉足輕重，因此，在對劉琨一事上采取功利主義態度的主推者很可能就是王氏。這也許埋下了王、溫雙方不和的種子。

隨著江左逐漸穩定，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也出現了裂痕。王敦的叛亂使雙方矛盾浮出水面，而與明帝為布衣之交的溫嶠最終在王與馬之間，選擇了司馬皇室作為效忠對象。在王、溫分道後，雖然史書中沒有直接記載王導對溫嶠的態度，但王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敦對溫嶠卻是恨之入骨。與王氏的漸行漸遠，讓溫嶠不得不重新選擇合作對象。

在溫嶠本傳中，言其過江所交好的人中有庾亮、謝鯤、桓彝三人。而穎川庾氏、陳郡謝氏、譙國桓氏正是溫式之墓志中與溫家通婚的三家。

三家中，潁川庾氏、陳郡謝氏可能與溫家早有交集。“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鑒於王衍與溫家的姻親關係，謝鯤、庾敳與溫嶠可能在江北即已相識。

其中，庾敳是庾亮從叔，雖然與庾亮關係已遠，但畢竟存了一份聯繫。渡江後，穎川庾氏與司馬皇室聯姻，而與王氏齟齬，成為司馬氏的支持者。因為背離王氏，而在江南失去靠山的溫嶠，考慮到溫庾兩家在西晉時的關係以及庾氏的政治態度，最終倒向了庾氏。對於庾氏，溫嶠給以鼎力支持，即使在此後庾氏面臨危難之際——蘇峻之亂時，也沒有改弦更張。因此，雖然溫嶠死時兒女尚幼，但穎川庾氏顯然記下了溫家的恩情，在溫嶠死後，娶了他的大女兒作為家族間的紐帶。

而謝鯤除了在西晉時與溫家的關係外，在東晉又曾與溫嶠同為王敦僚屬，這為雙方的交往創造了條件。在政治傾向上，雙方都偏向司馬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謝鯤的夫人為中山劉氏，而劉琨正是中山劉氏，兩者可能是同族。由前文可知，溫家與劉家也有婚姻關係。這些都使謝、溫兩家在風雲詭譎的東晉政壇中有成為盟友的可能。陳郡謝氏自謝鯤以來，謝尚、謝萬、謝安等都曾蒞臨中遊。而溫家在溫嶠之後也曾長期滯留中遊的豫章，兩者之間遂開始頻繁通婚，除了溫式之墓志所反映的溫放之長女嫁謝廓、溫式之中女嫁謝遁外，在謝溫墓志中也有其姊嫁太原溫楷之的信息。

桓彝，在晉明帝欲伐王敦前被拜為散騎常侍，引參密謀，與溫嶠同為明帝的心腹。王敦亂平後，溫嶠舉薦桓彝為宣城內史。桓、溫兩家也展現出互動的關係。

很可能正是基於共同的政治立場，溫、庾、謝、桓四家構成了一個婚姻集團。

除了這四家外，以司家山謝氏家族墓所出墓志梳理出的謝氏婚姻圈中還有陳郡袁氏，這同樣也出現在溫家的婚姻圈中。袁氏與謝氏都是陳郡陽夏人，袁謝通婚可能有地域的因素。也許正是以謝氏為紐帶，袁氏也加入了這個婚姻集團。

除以上政治利害關係所產生的通婚外，當年溫嶠在任太子中庶子時的同僚關係也發揮了一些作用，與溫嶠同為太子中庶子的顏含所屬的琅琊顏氏中的顏暢（據《元和姓纂》為顏含之孫）與溫式之小女結婚。

而溫嶠妻所屬的廬江何氏在溫家的婚姻圈中也可能起過一定的作用。溫放之長子溫嵩之娶河內山遐女，山遐曾為余姚令，而其長官會稽內史即為何充。溫山兩家的聯姻可能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定下的。

最後，如果溫式之墓志中所提及的溫放之妻，確實如發掘者所推測的為太原龐企女的話，那這段婚姻可能是溫嶠在江州時的關係所遺留下的結果，因為龐企為廬陵太守，而廬陵屬江州。

綜觀溫嶠一族的婚姻選取，我們似乎看不到所謂“門地”的絕對界限，我們看到的只是為了家族延續與上升而進行的赤裸裸的交易。

溫嶠像

對貴族分類標準的再思考

最終，溫家通過這一系列操作成為一流貴族了嗎？這是六朝家族研究中在對某一家族研究進入尾聲時常會關注的一個話題。以往對貴族社會的研究，最重要兩條線索，便是“婚”與“宦”。研究者大都默認一種操作方法，即判斷一流貴族的標準無非兩條，與固定的幾家通婚——主要是王謝，起家官做到相應的職位——著作郎、秘書郎等，便是貴族。這幾乎成了教條。

參照以上標準，溫家至少到溫嶠時似乎並不欠缺，但當時人卻不這麽認為。《世說新語·品藻》：“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這裡表面是品藻人物，背後其實也隱含著品評家格，所以溫嶠對自己被放在二流是不滿意的——“常失色”，因為至少在他看來，無論是婚還是宦，他都不比所謂的一流差。

除了溫氏家族外，我們在研究中也經常會發現另外一些家族，實際上他們已經滿足了前述所有條件，比如通婚王謝，比如起家著作郎、秘書郎，在婚宦方面都達到了今天我們所定義的一流貴族的標準，但似乎當時人並不視他們為一流貴族。對此，有學者解釋，這是由於他們任職時間不夠（不是代代都如此），或者通婚情況是特例。

但筆者認為，一個標準制定後，又需用新的附加標準去重新校準，這本身恰恰顯示出該標準的不完備。那是否能提出一個完備的貴族定義呢？似乎很難，在具體實踐中，總能找到反例。這時，我們也許需要轉換一下思路。問題本身無法解決，可能不是解決者能力的問題，而是問題本身的方向錯了。

如果方向錯了，那該如何轉向呢？王明珂先生的《華夏邊緣》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在序論一中王先生提到：“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這樣的思路也可以運用到貴族製的研究中，即我們似乎更應考慮的不是“一流貴族是什麽”，而是“是誰在定義一流貴族，他們又為何要這麽定義”。

民族學的研究經歷過從客觀論向主觀論的轉向。所謂客觀論，即預設存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客觀群體——民族，然後通過對其核心人群的觀察，總結出一些與其他群體相區別的特徵（體質、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從而對該民族內涵進行科學定義，最後再用這個定義對具體的研究對象進行分類研究。

客觀論的問題在於相對穩定的客觀群體真實存在嗎？如果存在，其邊界又如何確定？以民族為例，任何一個民族真的能通過一些客觀標準（體質、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截然與其他民族分開嗎？顯然不能。因此，一些學者轉移了研究路徑。主觀論應運而生。

主觀論認為民族是人群主觀認同之結群，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所以其將研究重點放在邊緣人群上。對此，王明珂曾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

將這種思路引入到貴族製研究上也許是可行的。所謂的一流貴族實際在不同的語境中是變動的。就像前文所說的蘇南、蘇北這對概念一樣，偏向正向感情的就急於將自己包進去，偏向負向感情的則急於將自己撇清。而貴族中所謂一二流的分法也大致如此，一二流的分別關鍵在於由誰來分。

在貴族形成的過程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所有的家族都在競爭，不過還是以單兵作戰為主。這時的婚姻策略更多地是考量對現實政治的幫助，因此，通婚對象並不固定，如溫家開始時所表現的那樣。這樣的策略，在政局變化時可以保持相當的靈活性，但也因此，可能會讓自己在面對困境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隨著競爭的加劇，貴族形成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一些家族開始聯合，形成了最早的核心家族圈，他們互相通婚，在政治中長期合作，而不局限於一時的成敗。這雖減少了家族婚姻策略的靈活性，但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家族由於某一代出現斷層而被擠出利益圈的風險。核心家族圈一旦形成，相對於單兵作戰的家族就表現出強大的集團優勢，貴族名額的競爭變成了不同家族圈之間的競爭。

隨著一些家族集團的脫穎而出，貴族形成開始進入第三階段。這時，遊離的家族必須作出選擇，要麽加入某一家族圈，要麽被徹底排擠。相對於早期加入者來說，後來的加盟者都屬於邊緣家族。圍繞著勝利者，邊緣家族開始呈現依附之勢。

但邊緣家族尷尬之處在於，其面臨著三重困境。1、他們的地位淵源自依附對象的地位。因此，他們在自證自身貴族身份時，也不得不順帶強調依附對象的地位。2、由於是後來者，所以他們的身份需要核心家族圈的認證，這使他們的地位隨時面臨被取消的威脅。3、他們又面臨其他邊緣家族的競爭。

這三重困境使暫時取得優勢的邊緣家族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排除其他潛在競爭者，而有意制定一系列的約束條件（比如婚、宦），並不失時機地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公開宣揚，以此來顯示自身相對於其他邊緣家族的優勢。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邊緣家族開始不自覺地充當起貴族圈守門人的角色。與此同時，核心家族反而免去了自證的義務，並進而生出了對圈子外延進行界定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成為了他們交易的砝碼。

那具體如何交易呢？對於家族來說，交易標的無非兩種——“婚”與“宦”。“宦”名義上仍是皇權的範圍，家族只能被動地壟斷一些官職，排除一批人，但不能輕易推進一批人。與之相對，婚姻則是更好的砝碼，其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家族手中，只要價格合理，回報豐厚，他們並不介意成為“天使投資人”。而之所以不願意交易，在很多情況下，門地懸殊不過是借口，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成本與收益不能令他們滿意而已。雖然出賣了婚姻，但核心家族也並不擔心在圈中放入過多的競爭者，因為他們有不知疲倦的看門人在幫他們排憂解難。同時，他們以自己的核心地位，及最終的裁判權，牢牢把控圈內的輿論。婚姻是貴族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他們隨時可以通過自己的輿論操控來覆蓋婚姻的影響。因此，才會出現當沈約（守門人）對王源婚宦失類痛心疾首時，我們卻可以通過墓志發現，琅琊王氏對南陽劉氏、吳興施氏是來者不拒的。

溫氏家族的貴族化之路

明白了這一過程，我們再來看溫氏家族。早期的溫家（溫恭、溫襜時期），正好處於貴族形成的第一階段，所以從婚姻對象上看不出存在固定通婚家族集團的痕跡。到了溫嶠時，東晉正處於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的轉換期。溫嶠曾有機會加入正在形成的以王氏為核心的家族集團。考慮到溫嶠個人的價值，作為核心家族的琅琊王氏毫不猶豫地伸出了橄欖枝，這也成為溫家最有可能邁入一流貴族行列的機會。但隨著溫嶠在政治上選擇了皇室，最終與王氏分道揚鑣，一切成為了泡影。面對溫氏的不合作，作為核心家族的王氏，毫不猶豫地開始在輿論上予以壓製，《世說新語》中對溫嶠的品評也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但溫家也並非完全沒有機會，它後來加入了以謝氏為核心的家族集團。但這時的謝氏還在一、二流間徘徊，甚至被諸葛家拒婚。謝氏的真正崛起要到謝安以後，而謝家的崛起也與其與王家的合流有關。在這種合流中，原來的集團必然會經歷清洗，那時的溫家似乎已經沒有溫嶠這樣的人物來支撐門面。所以在謝家崛起時，溫家似乎並未能附其驥尾。這也決定了在婚宦兩方面都不是很差的溫氏，最終被排在了二流的位置。

作者：鄧瑋光

編輯：陳瑜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