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共有祭祀先賢的祠廟63座。一類是為前朝的先賢人物建立祠廟祭祀，有屈原廟、老子廟、周公廟等，另一種是為當代人立廟祭祀，有荀淑祠、張奐祠、王奐祠、許荊廟、許楊廟、高獲祠、趙炳祠等。漢代的先賢類祠廟的修建是逐漸將著名歷史人物神化的表現。
漢代先賢類祠廟修建的方式主要是皇帝下詔修建和民間自發修建，前者主要是國家對祠主政績或品德的褒獎，有太公廟、石相祠、胡建祠、霍光祠等；後者主要是民間對於寄寓先賢人物的崇敬和緬懷之情，具有紀念意義，比如伍相廟、屈原廟、張奐祠等。主要分布在祠主為官之地或家鄉，比如淮陽國苦縣的老子廟、壽陽的蚩尤祠等。
漢代先賢祠數量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漢代流行墓旁修建祠廟。漢代從皇家到平民都流行的祠廟建築方式是在墓旁修建祠廟，也是漢代祠廟的一個明顯特徵。
“祠堂”二字最早出現在《漢書·文翁傳中》:“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文翁在漢景帝後期在蜀郡為官，重視教育，選派小吏至長安，受業博士，或學律令，結業回歸，舉薦為官；興建地方“學宮”，招郡縣子弟入學，凡入學者皆免搖役，優良者補郡縣吏。班固在《漢書·文翁傳》中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很受人民愛戴，民為之建祠祭祀。
漢代墓祠興起的重要原因有三點：
第一，漢惠帝在長陵附近重建高廟，並成為漢代皇家祭祀定製。先秦時期宗廟與墳墓修建在不同的地方，宗廟一般在都城。漢初也是如此，漢高祖陵墓在渭北，高祖廟在長安城，每月需要從陵寢中抬出衣冠，到廟中遊歷以保證高祖的靈魂可以享受到祭祀，衣冠出遊的路線與惠帝所修複道一上一下不符合禮製。
叔孫通認為：“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以上行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於是惠帝在渭北的長陵附近建立“原廟”，此後自高祖下“於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遊衣冠。”
於是陵墓旁立廟成為定製，受其影響，民間墓祠也紛紛發展。漢光武帝所立考侯、康侯、節侯、戴侯廟：“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漢宣帝時立霍光廟：“光薨，上及太后親臨光喪……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複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承奉守如舊法。”漢宣帝時立朱邑廟：“初邑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使，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漢桓帝時立楊後廟：“建和三年，太后複詔征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吊祭。鄉人溢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椽史春秋鄉射常祠之。”漢明帝時期立張翕廟：“後太守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史二百餘人，齊牛羊送喪，至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
第二，東漢明帝時，創立了皇帝上陵祭祀的禮儀，采正月大朝和宗廟酌祭的儀式而形成，皇帝拜神坐，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人奏樂舞，計吏當神軒佔計。上陵祭此後成為定製，皇帝祖先的祭祀的重心由宗廟轉向了陵寢。
上陵祭促進了東漢墓祠的發展，《陔余叢考》曰：“蓋因上陵之製，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王符在《潛夫論》中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塚，生不極養，死乃崇葬。或至刻金縷玉，檽梓根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僧。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譴吏齊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從此可以看出東漢豪族，墓旁建祠很興盛，喪葬豪奢。
第三、漢代重視孝道且厚葬。漢代儒家經學思想倡導“仁”政和“德”政，極力推崇孝親的行為，儒家思想在漢代社會居於統治地位，漢代“以孝治天下”，統治者也極力推崇孝的思想和行為，“舉孝廉”便是孝道思想的產物，導致了漢代社會厚葬之風的盛行。
孝的基本含義是“事父母”，包括“事生”和“事死”。事死是孝的延續。漢代非常重視“事亡”之孝。東漢的官員如果遇到親人去世，一般都要離職歸家舉行喪禮，且服喪三年不等，多親自為安葬、歸葬、立碑，在居喪期間常常有人因居喪，身體受損。
《後漢書·韋彪列傳》載韋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脊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複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此外還有陳紀、江革、周磐、韋彪、張表、郭林宗等士大夫均因為父母行孝而導致身體嚴重損傷，歷經多年修養才得己痊愈。此種孝行能成為當時人們所追求的標尺是因為漢代政府對“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的極端宣傳。在孝道影響下對祖先的祭祀也成為行孝的重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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