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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雄的他們致以崇高敬意

致敬!革命老兵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3周年了。

今天是所有現役軍人和退役老兵的節日。

“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我是一個兵,愛國愛人民,革命戰爭考驗了我,立場更堅定……”

這是由陸原、嶽侖作詞,嶽侖作曲,創作於上世紀50年代的軍旅歌曲《我是一個兵》中的一段歌詞。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曲,通過簡潔質樸的旋律和鏗鏘有力的節奏,唱出了軍人的自豪,更通過“誰敢發動戰爭,堅決打它不留情”這樣的歌詞,表達出一名普通戰士保家衛國的決心。

據有關部門統計,文化和旅遊部系統現有吳瀚、白鷹等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和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軍人500餘位,他們是文化和旅遊部系統的寶貴財富。

值此八一建軍節,讓我們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一起聆聽他們的故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的故事

吳瀚,女,1914年3月出生於江西萍鄉安源。1936年4月入黨。1933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華大學生物系、歷史系學習。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新中國成立前曾任漢口女青年會勞工部乾事、戰時服務團團長,桂林中山紀念學校教員,蘇中行政公署二專署機要秘書,蘇皖邊區教育廳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後在蘇南婦聯、華東婦聯福利部工作,後曾任上海市留美學生家屬聯誼會副主任,上海華東醫院副院長、黨總支書記,山東省科技情報所所長,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等職。

劉爽講述母親吳瀚的革命故事——吳瀚、武漢、無憾!

2020年,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家母吳瀚106歲壽辰,入黨84周年,參加新四軍79周年。吳瀚、武漢、無憾……這三個同音詞日夜在我腦海翻騰。

歷經百年,她的命運與黨、與國家、與人民一直連在一起。她的一生怎麽真就瀚、漢、撼?!她的人生真是一生無憾!

她的父親,祖籍常州,算命盲人之子,清末隨同鄉盛宣懷出門打工,又帶著盲父和妹妹在漢陽鋼鐵廠安了家,隨後漂泊到安源煤礦謀生。她1914年出生於安源,父母期望天下太平,賜名“阿平”。上小學剛學會查字典,她就纏著姑姑改名,一個小小姑娘怎麽偏偏就選中 “瀚”字為名?從此,她就隨著時代的變遷走上了南征北戰的無憾之路。

1933年,19歲的她考上了清華大學歷史系。1935年國難當頭,她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又在寒冬臘月參加清華自行車南下抗日宣傳隊。為避開軍警的嚴密盤查和圍堵,宣傳隊選擇了塵土飛揚、坎坷不平的土道,伴隨著北風怒號、寒風刺骨、飛沙走石,沿途的生活非常艱苦。她在滄州就開始發燒,但她無半點嬌氣,瞞著大家強忍病痛堅持跋涉。到德州,隊友們送她去醫院查出是患了白喉,不得不隔離住院並離隊,但一周後解除隔離,她又立即坐火車趕到南京,與隊友一道與反動當局展開鬥爭。1936年1月,車隊被南京軍警押送回北京。回校後,隊員們組成清華車社,各人名字各取一字成聯:“堅琦照新瀚,仁德振威榮;長城如海龍,雨仕讓金山。”“瀚”是千里騎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一往無前的闖勁令人感動。她又與車社同學一起,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

抗日啟蒙了她的初心——1936年4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新的人生征程。她在國家和民族遭遇危難的時期,在自己人生的關口選擇了跟共產黨走,她是中共黨員人數從4萬劇增到 80萬中的普通一兵,只有緊緊跟著中國共產黨走才有希望。

解放戰爭時期,我的父親劉季平在蘇皖邊區工作,母親曾任父親和章蘊的機要秘書。母親回憶說:“行軍時,我負責背軍事地圖,每天都有新的口令……”

最困難的時期是1947年。根據戰略需要,蘇皖邊區政府機關按部隊番號組成“黃河大隊”北撤轉移。黃河大隊有大隊部、參議會、銀行、財糧、乾校、醫院、新安旅行團、學校、家屬等20多個中隊,從淮安經魯中地區,過黃河,進駐冀南地區故城縣鄭家口大

父親時任黃河大隊政委,負責黃河大隊的北撤行動。這時,母親身懷次子即將臨盆,長女7歲、次女4 歲、長子2 歲,行軍困難重重。明知尾隨的敵人一到,就有殺害新四軍後代的慘事,為了不給部隊增加麻煩,在途經山東沂水馬家崖村時,她不與父親商量,獨自把次女和長子送給了結婚 10年沒有孩子的民兵王隊長。

她說:“季平是黃河大隊的政委,部隊規定每人的行李不能超過7斤,我們家小孩的鞋子就好幾斤!”

“革命媽媽”朱姚老太竭力反對,設法將此事告知了在北撤部隊隊尾壓陣指揮的父親。父親行軍到馬家崖村時才找回了一雙兒女,並讓其進入照管前線將領十幾個孩子的朱姚老太辦的臨時托兒所。

1947年2月20日,戰友黃希珍生下雙胞胎女兒雷豪、雷傑,身體極度虛弱,沒有奶水。看到戰友的困難,她二話不說,就把只有3.9斤重的小雷傑帶到自己身邊,和兒子一起餵養。2002年7月,黃希珍阿姨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一個媽媽哺育了兩個孩子,我的精神、心理、體力的重負全壓在了吳瀚同志身上,她是多麽可親的戰友呀!”

今年3月8日是母親吳瀚106歲壽辰,是一個無憾的壽辰!國家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她在北京空軍總醫院住院,在部隊的醫院裡得到戰友們的救助。她年老體衰,不能為黨為國再做更多貢獻了。醫院出於防控需要,取消了親友探視,她得到組織上的最好照顧,在病區醫護人員的周全良好的關懷和醫護下頤養天年,享受著黨和人民最溫暖的關愛,我們看到了軍民互助的光榮傳統在傳承!以此文表達我們的衷心感謝!

對國家、民族發展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支撐著母親,一生聽黨話、跟黨走,她的一生真真正正無憾!

抗日戰爭老兵故事

劉志傑,男,1927年11月出生於河北省冀中蠡縣凌陽村。1937年至1941年上小學期間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擔任過兒童團團長,進行“反掃蕩”宣傳;1944年於冀中軍區34區衛生隊受訓正式入伍。194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3月於原文化部離休。

劉志傑:狡猾的侵略者戰勝不了人民

我的老家在河北冀中蠡縣凌陽村,那裡距離高陽縣只有七華裡。抗日戰爭時期,高陽縣被日寇佔領,所以我家鄉的人民總是受到日軍、偽軍、漢奸的迫害。我的父親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支持抗日,抗戰初期,就有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幹部進駐我家。受地方幹部的影響,我從10歲就開始接受共產黨的教育,他們宣傳抗日、宣傳反對國民黨打內戰,還教我們唱革命歌曲。我那時唱過的《流亡三部曲》,到現在歌詞、曲調都記得非常清晰。

為了更好地組織群眾、有力地打擊敵人,村裡成立了婦救會、兒童團、民兵隊等群眾組織。我在兒童團擔任團長,我們20多名兒童團團員一起唱抗日歌曲、宣傳抗日,還拿著木槍操練。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站崗放哨,監視鬼子和漢奸的一舉一動。只要日本鬼子、偽軍一出高陽城,我們就能看見,然後迅速地告訴抗日幹部,他們就隱藏起來。

鬼子非常狡猾。他們想知道哪裡潛伏著八路軍和抗日幹部,就挖空心思進到村裡了解情況。他們裝扮成賣東西的小販或者乞丐。裝成乞丐的優勢是能到各家各戶去偵察。那時,我們家裡住著黨的抗日幹部,我父母從不讓乞丐進家門。就這樣和日本鬼子鬥智鬥勇。

1940年到1942年間是我們最艱苦的日子,日本鬼子發動了“五一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又趕上連續兩三年沒有下雨,遇到了災荒,老百姓的生活異常困苦。一開始將楊樹皮磨成末吃,後來因為太餓,大家都等不及麥子成熟,到地裡吃生的麥子,吃完身體非常難受。最後樹皮都吃光了,餓殍遍野。而且,日本鬼子經常來掃蕩,總是搶老百姓的食物,老百姓家裡好不容易攢幾個雞蛋準備去換吃的,他們還把雞蛋都搶走了。回想那段日子,現在還感到心痛。

村裡群眾對漢奸十分痛恨,我家是村裡唯一一個抗日幹部的聚集點。1942年,有個漢奸向日本鬼子報告我們家有抗日幹部活動,鬼子來抓人,撲了空。第二天,大家調查出是村裡的漢奸劉儒報告的,抗日幹部就把這個漢奸就地正法了。第二次,又有一個漢奸泄密,但是日本鬼子也沒有抓到我們的幹部。日本鬼子投降後,我們查到了第二個漢奸的身份,經過審判,他被槍斃了。

抗日幹部非常愛護老百姓,軍民情誼很深。有一次,我父親被敵人抓走,抗日幹部就非常堅決地要營救我父親。他們想辦法收買高陽的一個大漢奸及其親戚,並且很嚴肅地警告他,讓他幫忙釋放我父親。最後,我的父親被營救出來了。還有一次,我父親被日本人拖去活埋,幾個村民被迫去埋土,埋到一半的時候,村公所的所長對翻譯說,我父親是“良民”,沒有窩藏八路軍和抗日幹部,日本人就沒有繼續埋我父親。等他們走後,鄉親們把我父親挖了出來。

抗日戰爭時期,我參加過遊擊隊。雖然在遊擊隊中參加戰鬥很艱苦,但是那時候一說打伏擊戰,我們都很興奮,根本不害怕,更沒有想到過死。有一次,我正在村裡站崗放哨,突然聽到槍聲,有個東西“啪”一聲掉到我腳邊。我挖出來一看,是子彈!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日本人亂打的,正好打到我腳下。那是我最危險的一次經歷,但是當時真沒有害怕的感覺。

在抗日戰爭中,我們軍民團結抗日,寧死不做亡國奴。我們絕對不要忘記歷史,忘記就是對歷史的背叛。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獲得了國家頒發的紀念獎章。我非常激動。這是祖國和人民授予我的榮耀,是對那段歷史的緬懷,更是對世界和平的期許。

解放戰爭老兵故事

王嵐,女,1932年10月出生於山東省陵縣。1946年2月入伍入伍。1948年,參加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1949年,參加百萬雄師過大江。1967年轉業到原文化部。

王嵐:班長為掩護我中彈犧牲

我們這代人,經歷過殘酷戰爭的洗禮。我是個幸存者,很多人讓我講講戰友的故事,我覺得不講對不起戰友。可是,每當我回憶起他們,心中的痛依舊日複一日地翻滾著,不曾平息。

1932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山東省陵縣鄭家寨封家村一個普通農民家中。我受到兄長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於1946年2月在他的帶領下入伍入伍。1947年8月,國民黨45萬大軍進攻山東膠東解放區,所到之處,利用當地還鄉團、惡霸地主,以殘暴手段殺害幹部和人民群眾。

那時候,敵人把我們逼到了膠東海邊,前衛部隊集中在一個村莊的農家院裡。一天早上,天剛蒙蒙亮,敵人把我們包圍了。大部分同志突圍出去了,我當時14歲,又瘦又小,和比我大一歲的吳玲同志被困在院子裡。院牆雖然不高,但我們爬了幾次也沒爬上去,我倆從前院跑到後院,始終無法出去,焦急萬分。正在這時,班長帶幾個同志回村找我們,他們翻牆跳進院子裡,一手抓一個,把我倆扔出牆外。我摔得迷迷糊糊,還沒清醒過來,就被班長等人拉起來跑,耳邊依稀聽到有人喊:“抓活的!抓活的!”

敵人離我們越來越近了,班長一把將我們推出好遠,急促地說:“快跑,一直往西!”緊接著,後邊一聲槍響,我回頭一看,班長那高大的身軀晃晃悠悠地倒下了。我立即折回來想救班長,又聽見一聲槍響,左手指頓時感覺熱乎乎、麻酥酥的,腿一軟倒了下去。恍惚中,我的身上像壓了一個大包袱,喘不過氣來,似乎有人踩著我的小腿跑過去,還有好多人在叫:“追啊!追啊!”

終於,周圍在一陣激烈的槍聲後安靜下來,敵人跑遠了。天漸漸暗了下來,我慢慢活動了一下身體,費了好大勁才把壓在我身上沉重的東西掀下來。一看才知道,那竟是一位我軍的戰士,是他用自己受了重傷的身體掩護了我!我摸摸他的嘴,已經沒有氣了,但他的眼睛還睜著。直到現在,每當我回憶起這位素不相識、救了我的命的戰友犧牲時的模樣,總是徹夜難眠。

我爬著越過許多死傷的人,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班長。班長頭部中彈,整個腦袋像個血葫蘆,無法辨認。我憑著腰帶認出了他,爬到他身邊,摸摸他身上,好像還有熱氣,我使勁地拽他,可是怎麽也拽不動。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我的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天色越來越黑,我感到十分害怕。心慌意亂的我試著向西走,遇見一個村莊,村裡沒有動靜,我看到村邊有一堆麥秸垛,就鑽了進去,不知不覺睡著了。天蒙蒙亮時,一陣扒麥秸垛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心想,這回可完了。猛然間,我又想起受訓時首長說過的話:“遇到危險無法脫身時,給自己留一顆子彈。”於是,我握緊了手槍,想著給自己留一顆子彈,堅決不當俘虜。

這時,一個女同志的聲音響起:“這裡有一個傷員!”一瞬間,我被一群人圍起來。“哎呀,可找到你了!”一個人喊道。我定睛一看,原來是指導員。我當時直愣愣地看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子裡都是班長躺在血泊裡的樣子。過了好一會兒,我突然想起了什麽,撒腿就往村外跑。

戰場已經打掃乾淨,班長遺體不見了。我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班長啊,你在哪裡?”我站起來,仰面向東,朝天大喊,“我要為班長報仇!”在場的人都哭了,戰友們扶起我,護著我一同回到部隊駐地——一個小村莊的農家院裡。

當天,我們在這個院子裡召開了追悼大會。地上躺著一排排犧牲戰友的遺體。他們都是仰面朝天、直直地躺著,每個人的上衣前襟掀起,蓋住他們的臉。我急匆匆地跑過去,想找我的班長,被指導員一把抓住。我跪地不起,這時,師參謀長眼含熱淚,舉槍朝天打了一槍,說:“同志們,化悲痛為力量,堅決和敵人血戰到底,為戰友報仇。”

我的班長就這樣為我們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現在,我每當回憶起這段九死一生的往事,仍然是歷歷在目,肝膽俱裂。

1948年,我參加了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後又隨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又經歷了九死一生,最終幸存下來。經過殘酷戰爭洗禮的我,今天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感到無比知足、快樂,也更加珍惜。

抗美援朝老兵故事

陶純孝,女,1937年出生於重慶。1951年進入川東軍區文工團,抗美援朝時期曾參加中央慰問團六分團赴朝鮮慰問演出。曾任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單簧管教授,原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長,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單簧管學會會長,現為中央音樂學院單簧管教授。

陶純孝:行進路上遭遇敵軍飛機掃射

我十二三歲就當兵了。從小我就嚮往軍隊,我在重慶上中學時,川東軍區有部隊在我們操場上出操,看到他們英姿颯爽的樣子,我真希望也成為其中的一員。

1951年,川東軍區文工團來我們學校招生,憑著對軍人的崇敬,我“稀裡糊塗”就跑過去報名,並順利考取了。文工團老師根據我的條件,安排我學習單簧管。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樂器,老師問我能不能學會,我堅定地說:“能!”

說實話,我家裡沒人懂音樂,我自己也並不具有音樂天分,學習單簧管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領域。我堅信自己能學好,多半來源於要強的性格。最初學習單簧管的時候,我每天早起去山上練功。重慶的冬天特別冷,早起很痛苦,在山上,手腳常常被凍到僵硬,我咬牙堅持,從1951年到1953年,沒有一天間斷過。

1953年,我被選拔到中央慰問團六分團,準備赴朝鮮參加慰問演出。我們的演出隊伍由按不同藝術形式選出的精乾成員組成,吹拉彈唱,一應俱全。1953年是抗美援朝戰爭最為激烈的一年。那一年,我16歲,當我親眼看到戰爭的殘酷、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艱難和無畏,心靈被深深震撼了。

1953年3月,我們在夜裡過橋,渡過鴨綠江。因為白天美軍的飛機一直在密集轟炸,只有夜裡停止轟炸了,我們才能乘著“嘎斯”汽車謹慎前進。如此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一旦有飛機飛過,看到車燈的亮光,就會開始投炸彈。接應我們的是有經驗的志願軍同志,他教我們如何躲避飛機轟炸。朝鮮的山比較多,山頂上都有我們的同志在放哨,一旦聽到飛機靠近的聲音,放哨的同志就會在山上打一槍進行提醒。這樣,汽車的燈就會關掉,飛機在上面什麽也看不清。

即便這樣,夜晚行進還是存在危險。狡猾的敵軍在交通樞紐地帶進行嚴格封鎖,他們時不時會在晚上飛行、搜索,偶爾進行轟炸。我們的志願軍很聰明,他們利用敵軍投放照明彈、繞出去再飛回來的時間差,帶著我們迅速行動,衝過封鎖。但打時間差的方式同樣存在風險,如果趕上敵軍飛機很快回頭,就容易被發現,機槍掃射下來,我們來不及反應,可能就會失去性命。當時,我們有6個赴朝慰問演出的團隊,其中一個團隊就遭遇了這樣的意外轟炸,很多戰友犧牲了。

進入朝鮮境內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一路上,從沒看見過哪座城市有完好的房子,到處是殘垣斷壁,地上彈坑連彈坑,一到下雨,彈坑裡都是深深的積水……志願軍安排我們隨他們住在挖好的山洞、地道、坑道裡。不要小瞧這些“建築”,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沒條件的情況下創造條件,用雙手築起了安全牢固的“地下長城”。我記得,地道裡面甚至還有禮堂,志願軍為我們準備了簡單的小舞台。在那些難得聽不到敵軍飛機和轟炸聲的平靜夜晚,我們在地道裡為志願軍演出一些簡短的小節目,為他們歌唱、舞蹈、彈奏,那一刻,戰爭帶來的傷痛似乎都飄遠了。

我們此行的演出任務主要面向來自祖國西南的部隊,需要我們到朝鮮北部一帶去。在行進的過程中,幾次遇到被轟炸的危險情況。

有一天夜裡,我們坐的“嘎斯”汽車停在公路上。公路旁不遠處有個小村莊,有朝鮮人在那裡居住。也許因為敵軍飛機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來轟炸,村民們有些放鬆警惕,可他們不知道敵軍白天已經偵查好了情況,夜晚直接來轟炸。敵軍飛機這次直接投下了燃燒彈和子母彈,當巨大的爆炸聲響起時,我看到熊熊烈火瞬間就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燃燒起來。有人對我們喊,讓我們趕緊下車躲起來。我們跳下車躲進路邊的彈坑裡,有經驗的志願軍發現情況不對,又讓我們趕緊回來。可我是個小個子,跳進的彈坑太深,半天也爬不上來,危急時刻,有位老同志一把將我拽上來。我們都上車後,車子趕緊往回退,沒退多遠,原來停車的地方就遭到敵軍飛機掃射。當時,我完全怔住了,但說實話,我並不害怕,我想的是,還有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呢!

在朝鮮一待就是6個月,這期間,我看到了志願軍戰士艱苦戰鬥的過程,體會到他們所作的巨大犧牲。戰士們長期待在漆黑的地道裡,很少見到陽光,有些同志視力下降,身體很虛弱,很多人還患上了腸胃疾病,我胃疼的毛病也是在那時候落下的。但是在那半年中,我從未聽到任何一位戰士抱怨過。與其說我們在用演出鼓舞他們計程車氣,不如說是他們用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感染著我們。

1953年7月2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以美軍為首的侵略軍被迫在板門市的談判桌上正式簽訂朝鮮停戰協定,當天22時正式生效。協定生效前,美軍的轟炸特別厲害。我們都躲到山洞裡,聽著外面飛機不停地轟炸。協定生效的時間到了,轟炸聲消失了,我們從山洞裡、掩體裡出來,高興壞了。“戰爭結束了!”我聽見有人高喊。

半年時間在人生長河裡是很短的一段時光,但這段經歷塑造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回顧這些經歷,我深感我們現在的和平與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它、捍衛它。

2020年8月1日《中國文化報》

推出“八一·文旅特刊”

第2-3版刊發特別報導

《我是一個兵》

記者:劉淼、於帆、程佳

統稿:劉淼

責編: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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