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張威 張穎馨 | 文 袁滿 | 編輯
一份來自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雜誌公布的名單顯示，在2019年全球銀行1000強中，中國佔據136個名額，利潤總額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工農中建四大行則連續兩年佔據前四名席位。
然而回首21世紀初，中國的國有銀行卻站立在技術性破產的懸崖之上。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將這種歷史性的轉變歸納為兩點：第一，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融入經濟全球化，經濟快速增長使銀行的經營環境轉好。第二，2004年銀行脫胎換骨的體制改革，建立了符合市場經濟的商業銀行治理機制，使銀行的風險管理及經營能力大幅提升。
2004年起始，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先後完成股份製改造。據一位老銀行人回憶，“股份製改造對銀行最直接的影響是，銀行較之前更有乾勁兒了。”當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31.60兆元，到了今年二季度末，這一數據已經達281.58兆元，增長近8倍。
“中國的金融改革可以看做‘兩步走’：第一步是獨立於財政的金融體系，第二步是金融機構自負盈虧。”曹遠征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在2004年以前把第一步走完，如果沒有這一步，就不會有商業化；而此後要實現經營上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2004年走的第二步，這亦是銀行股份製改革的核心要義。
銀保監會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末，銀行業境內總資產達261.4兆元，較2003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27.64兆元增長超8倍；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和比率實現持續“雙降”，其中不良貸款比率從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8年末的1.89％。
“這是一場及時、必要的改革，且抓住了歷史的窗口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王剛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問題蔓延和加深、演化成為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果不是在這次危機前完成了大型國有銀行的重組上市，中國的銀行業不會是今天的局面，我國金融業整體抗風險能力亦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高。
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一方面，我國銀行業整體實力大幅提升，資本實力、資產質量和經營效益不斷提高，一些商業銀行躋身全球大銀行之列；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內部風險管理能力持續增強。再者，積極參與國際銀行業監管改革和標準制定，金融監管體制不斷完善。”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在《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從歷史演進而來，銀行業的發展也有獨特的歷史銜接過程。”某宏觀經濟學家感言，不僅僅是2004年的改革，在新中國成立的70年裡，甚至更為較早的每一次銀行業變革都為當前的成績做過鋪墊。
19世紀初：肇始於亂世
第一次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19世紀40年代）之後，一些發展較為成熟的外國銀行闖入中國，上海、廣州等地首先出現外資銀行。
在那一時間點，中國本土的金融活動還多是錢莊、票號。對於中國自身而言，錢莊可謂是銀行的前身，而票號則是其本土金融活動的一大進步，在過去中國的銀本位製下，支付運輸非常困難，一般採用鏢局護衛，催生了專營匯票的票號，並在主要地區設立分支機構，解決資金流通。
銀行與票號最大的區別是信用放款，同時比票號資力雄厚、組織健全、業務廣泛，對工商業和個人的吸引力更大。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初，因國內各種票號、錢莊興起，金融秩序一度混亂。
根據中國銀行行史記載，在那一時期，外資銀行曾一度試圖主宰中國金融網絡，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際匯兌，在金融、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直到1865年匯豐銀行在上海設行，在中國的外國銀行的數量已達10家左右。
後來，清朝慈禧太后決定開辦銀行。
據某銀行業資深研究學者向《財經》記者表述，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朝廷派兵對抗，但是軍餉卻難以發出，因為那個體制對實物要求很高，銀庫沒有銀兩，銀票也無作用。“當時，慈禧太后倉惶西逃，得到陝西等地票號捐助，回京之後，慈禧太后決定創辦銀行。”
1905年，慈禧太后親批的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戶部銀行誕生，其職能是行使國家金融管理職能，正式發行銀兩、銀元兌換券證。這家銀行是中國銀行的前身。
上述經濟學家指出，鑒於中央銀行問世才能稱之為銀行業，大清戶部銀行標誌著中國銀行業起步，“儘管後期更名，但是地位、職能並未改變”。
在此之前，中國已有首家民辦銀行，1897年，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下，通商銀行開業，其用人辦事均以匯豐銀行為參照。
1908年，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晚清票號鼎盛時期十大掌櫃之一的賈繼英出任首任行長。更名後的大清銀行的資本金從最初的400萬兩增至1000萬兩，股權結構為官商合辦。
作為當時清朝政府的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發展非常迅速，在1911年已經擁有35家分支機構，成為清末規模最大的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認為一個政府必須要有一家銀行管理貨幣，提供資金，提供費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面諭當時的財政總長陳錦濤，批準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依然行使中央銀行職能。
在成立初期的16年間（至1928年），中國銀行一直把履行中央銀行職能作為它最主要的職能。不過，在這段時間，為了擺脫北洋政府的控制，中國銀行的商股不斷擴大，在1923年一度達99％以上。
對於中行在這段時期的歷史，研究中行的人士認為，在大清銀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銀行身負重擔，一方面要鞏固基礎、革除舊弊，一方面要創新進步以朝著國際化、近代化的銀行邁進。在這之前，中國銀行承擔穩定金融、扶助同業渡過難關、協助政府阻止白銀外流、積極參與幣製改革等多項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鑒於蔣介石對“統一幣製、推行法幣”需要，又源於中國銀行商股佔過高比例以及其他政治原因，決意成立一家新的中央銀行。
當時，形成了著名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行，以及四明商業儲蓄、中國通商、中國實業、中國國貨等四小行，這些銀行資本金佔全國銀行總資本近半，資產總額超過50％。1934年，中國銀行的資產總額為9.76億元，在全國銀行資產總額中佔比22.72％。
上述經濟學家表示，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紡紗、火柴、織布以及麵粉行業紛紛起步，而工業發展需要金融發展，除了中國銀行，其他一些官僚資本銀行紛紛問世並開始大規模發展，後因快速發展帶來了資本不足問題，官方資本開始補給。
據歷史數據記載，中國銀行業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發展速度驚人，在1922年-1932年十年間，全國新設銀行達153家，僅上海新設銀行達49家。不過，後期政府力量強化，私營銀行經濟地位開始下降。
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肆意批準設立中、小銀行和錢莊（有的地方稱作銀號）。中國銀行行史對此稱為：“全國的金融機構多如牛毛。”
在這一歷史時期，外資銀行大量進駐中國，從1845年第一家外國銀行，英國的麗如銀行在上海開行，到1949年解放的百餘年時間裡，在中國開設分行的外國銀行達68家。
新中國：計劃經濟下的大一統
新中國成立前夕，多如牛毛的金融機構體系帶來了眾多的鈔票種類，以華北地區為例，便有四種鈔票流通，貨幣種類多導致比價不一，人民使用極其不便。
不僅如此，1948年，上海的物價指數達到了戰前的571萬倍。“今天一個燒餅兩千元，明天一個燒餅就可能五千元。點餐時一碗米飯兩萬元，吃完付账時一碗米飯兩萬五。”歷史資料對那一時期的物價之慘烈如是記載，遠近聞名的民國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統一的貨幣變得刻不容緩。
1948年末，在合並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中國人民銀行提前一個月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成立，並發行第一套人民幣，其中最小面額1元，最大面額50000元。同時，根據穩定物價方便流通的原則，確定了人民銀行鈔票對各解放區地方貨幣的比價，以統一全國貨幣。
第二年（1949年），我國正式賦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銀行的職能。上述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內的商業銀行均被接收、改造，國內除了人民銀行，未保留任何一家銀行牌子。
1949年解放前夕，全國實力最大的銀行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私營銀行實力雄厚的有“南北四行”。其中，“北四行”包括：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南四行”包括：上海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新華商業儲蓄銀行。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些銀行紛紛被接收、改造。
隨著1953年對民族資本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束，興起於1897年的私營銀行走向衰亡。自此，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功能於一身、以計劃指標管理為主的“大一統”銀行體制建立，並沿用30余年。
與此同時，在中國停留近百年的外商銀行開始退出中國。
事實上，在解放前，中國財政、經濟、金融受外商銀行的影響十分深刻，例如1935年上海和天津的外匯業務分別有95％和80％操縱在外商銀行手中。1935年以前，中國的貨幣匯價是由匯豐銀行制定公布的。
在以計劃指標管理為主的“大一統”銀行體制下，中國人民銀行既辦理存款、貸款和匯兌業務，又擔負著國家宏觀調控職能，實則充當了“財政的會計”的角色。
上述宏觀經濟學家指出，這種“大一統”的銀行體系格局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相適應，並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保持了許多年。1969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並入財政部。
研究學者郭家新在《“大一統”銀行體制時期中國貨幣政策的最優度量指標》一文中指出，“大一統”銀行體制時期實行“統存統貸”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即地方銀行吸收的存款統一交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集中使用，貸款總量、投向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控和統籌規劃，分支行只能根據上級行下達的貸款指標和指定的貸款投向發放貸款。
郭家新指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管理以財政、物資、信貸、外匯各自的和相互之間的基本平衡為目標，“四大平衡”中銀行信貸收支是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集中反映，貨幣供給服從於國家的物質資源配置計劃，財政赤字向銀行借款或透支的現象常常出現；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經濟”，物價問題只有在變得突出時才會受到重視。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也嘗試建立過專業性的商業銀行機構，但或與中國人民銀行分分合合，或實質為財政機構、名不副實。
例如，1951年7月，中國農業銀行的前身——農業合作銀行建立，隸屬中國人民銀行領導，承擔金融服務新中國農村經濟社會恢復與發展的職責；1952年7月，農業合作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並；1955年3月，中國農業銀行建立，以為農業合作化提供信貸支持；1957年4月，農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再次合並。1963年11月，根據統一管理國家支援農業資金的要求，中國農業銀行再次建立。1965年11月，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第三次合並。
改革開放起步：財政金融分家
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改革開放啟動。並入財政部8年後，人民銀行開始恢復獨立性。1977年11月28日,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整頓和加強銀行工作的幾項規定》，決定中國人民銀行作為部級部門 , 與財政部分設。
與此同時，銀行業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鄧小平提出，“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恢復設立，中國建設銀行從財政部獨立出來；1980年，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全國金融事業的國家機關，是中國的中央銀行”。
在1979年至1983年期間，我國的金融機構體系除了恢復設立農行、建行、中行外，還有主管世界銀行轉貸業務的中國投資銀行，同時，恢復成立單獨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建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等。
不過，當時主要的銀行業務仍集中於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依然既直接辦理存貸款和匯兌業務，又擔負著宏觀調控職能，歷史形成的大一統基本格局沒有改變。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此前發表研究論文指出，雖然改革開放以後陸續恢復或成立了幾家專業銀行，但在1984年以前人民銀行和專業銀行的資金並未真正分開，專業銀行事實上發揮的作用相當於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直到工商銀行成立。
1984年1月1日，工商銀行正式從央行體系分離，標誌著我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體系真正建立。“這一體制帶來的改變是，基層的資金從撥款改成貸款，意味著還本付息。”上述經濟學家指出。
事實上，1979年按照資金有償使用的原則，就進行了“撥改貸”試點，隨著撥改貸的推行，才有了企業的概念、銀行貸款的概念。
工商銀行成立之後，四大專業銀行分工明確。鑒於曾經的外匯地位，中國銀行被明確為外匯專業銀行，同時行使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職能。農業業務歸屬農業銀行，建設相關業務歸屬建行，其他相關業務則屬於工商銀行業務範疇。由於人民銀行各省劃分一家工行省分行，工行瞬間覆蓋全國，巨無霸因此而起。
“當時，兩個重要的原因推動專業化銀行改革，一是農村放開，鄉鎮企業需要金融活動；二是國有企業改革需要金融活動。”上述經濟學家指出。在專業銀行的體制下，各行之間沒有競爭，業務領域有所限制。
曾剛指出，為適應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獨立出來的各專業銀行先後開辦了現金出納、居民儲蓄、貸款、國際金融和各種委託代理業務，通過開辦各種面向社會大眾的商業銀行業務，豐富了銀行職能，為向現代商業銀行轉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成立之初的專業銀行不僅沒有股本金概念，也沒有風控理念。工商銀行前行長楊凱生回憶，當時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由財政全額撥款，定額內流動資金也由財政核定撥款，只有臨時性、超季節、超定額的資金需求才向銀行申請貸款。
政策性貸款對當時四大行的發展也構成很大的掣肘。一份關於當時改革的研究認為，政策性貸款對於調節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以及促進經濟長期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政策性業務和經營性業務不分，也造成了種種嚴重問題。大量承擔政策性業務嚴重妨礙了專業銀行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妨礙銀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經營機制的建立。
同時，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不分，也阻礙了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奠定了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改革框架，現代金融體制改革破局。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發布《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型。
為此，從四大行中剝離了政策性業務，組建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專業銀行成立的同時，外資銀行開始進入中國，1980年，日本輸出入銀行在北京設立代表處；1981年，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設立分行。此外，股份製銀行、城商行紛紛成立，我國多元化銀行體系起步。
1986年7月，交通銀行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股份製商業銀行。之後，中信實業銀行、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相繼成立。1996年1月12日，我國第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投資的全國性股份製商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成立。
“股份製商業銀行實現了快速發展，各項指標佔比不斷提升。在此期間內，股份製銀行的業務經營也開始突破區域限制，完成了從‘區域性商業銀行’到‘全國性商業銀行’的轉變。”曾剛說。
涅槃重生：股改上市
來自金融體系的改革並不是銀行發展的全部要素。
上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令銀行系統背負了沉重的改革成本。公開資料顯示，截至1999年末，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約為3.2兆元；不良貸款率達到23.18％，若按規定提足劃账準備金，四大國有銀行將嚴重資不抵債。
此外，1997年肇始於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未對中國造成直接衝擊，卻給中國銀行業敲響了警鍾。自我審視之下，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面臨資本金不足和不良率畸高的雙重困境。而在部分海外媒體及分析人士看來，上述兩項指標對照，中國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更有甚者稱“中國的金融業是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
按照國際通行的巴塞爾協議，商業銀行要滿足資本充足率不低於8％的要求。於是，中國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分別注入工、農、中、建四大行作為資本金。至此，國有銀行歷史上首次注資宣告完成。
為了加快國有銀行龐大的存量不良資產處置，依據美國重組信託（RTC）的做法，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於1999年成立，並從四大銀行剝離近1.4兆元的不良資產。
此舉使得國有銀行在未來的改革中能夠“輕裝上陣”，但並未從根本上扭轉國有銀行的發展窘境，具體表現在不良資產率等指標依然居高不下。國務院新聞辦於200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累積的不良貸款餘額已高達19992.3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21.38％。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開放進入倒計時，按照當初協議，銀行業保護期只有五年，中國銀行業必須自強，方可應對外資銀行的“虎視眈眈”。
基於此，在2002年2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央明確指出必須把銀行辦成現代金融企業，並提出“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製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次年4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監會”）成立。
大型銀行股改的條件在金融監管改革中愈發充分，但改革啟動尚需解決“資本金”這個首要問題。鑒於前期2700億元特別國債的投入已被侵蝕，財政資金緊張，已無力再度注資。
2004年1月初，國務院宣布啟動建行、中行股份製改革試點，在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等人的建議下，動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對兩行注資，每家銀行獲得225億美元。
同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國有銀行改革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改革步驟明確為：重組——股改——引戰——上市。
伴隨著外匯注資，四大行通過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按照市場化原則剝離處置不良資產等步驟，先後完成財務重組。
依據一行一策的計劃：2004年8月26日，中行首家改製為股份有限公司，匯金為唯一股東；2004年9月8日，建行分立重組，分立為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銀投資（承接非銀行業務），匯金直接控股建銀股份85.228％；2005年10月25日，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財政部和匯金各自持股50％。
建設銀行在2005年10月27日登陸香港聯合交易所。在此過程中，境外投資者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從“不敢投”變成“爭搶”。
由於受到熱捧，建行曾兩度提高招股價，最終IPO定價2.35港元，市淨率1.96倍，超過其戰投美國銀行。當時，建行全球發行的總集資額約622億港元，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公開招股活動。此後的2007年9月25日，建設銀行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作為四家國有大行中首家在境外資本市場上市的銀行，建行為之後即將在境內外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時對境內外投資者、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信心等起到重要的提振作用。
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並先於建行，在該年7月5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當時境內最大規模的A股發行項目，是第一家A+H股上市銀行。
緊接著的2006年10月27日，工商銀行實現A+H股同步同價上市，發行價定為3.12元人民幣（折合3.07港元），A股和H股募集資金總額約22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IPO。由於當時創造了28項新紀錄，工行IPO亦被稱為“世紀招股”。
農業銀行的股份製改革橫跨我國大型國有銀行改革和農村金融改革兩大領域，因此相較於其他大行來說，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更大，登陸資本市場的時間亦相對延後。2010年7月15日和16日，農業銀行成功登陸A股和H股市場，合計募集資金221億美元，成為繼工行之後又一宗全球最大規模的IPO。
至此，國有大行實現了從國家獨資商業銀行向公眾持股銀行的重大轉變。
在國有大行啟動股份製改革的同時，股份製商業銀行亦通過戰略引資、境內外上市等方式逐步構建起競爭壁壘。早在1991年，深圳發展銀行（平安銀行前身）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股票並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成為新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
股份製銀行上市融資大幕由此拉開，之後浦發、民生、招商、華夏等行相繼於21世紀初登錄A股和H股市場。截至目前，已有8家股份製銀行登陸A股市場。此前的8月29日晚間，浙商銀行發布公告稱，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已通過該行A股發行的申請。第9家登陸A股市場的股份製銀行將誕生。
上市後的股份製銀行亦表現突出，大都呈現出資產規模快速擴張、負債結構優化、利潤高速增長、資產質量提高等特點，同時在全國性甚至跨國的網點鋪設和業務經營的巨大變化。有股份製銀行高管告訴《財經》記者，上市給股份製銀行帶來新的發展動能，在迎來自身黃金成長期的同時，股份製銀行逐步實現了從“立足本地”到“異塵餘生全國、走向世界”的蝶變。
應對危機：黃金十年
毋庸置疑，在中國國有銀行40年的改革樂曲中，股份製改革可說是其中最為重要、耀眼的樂章。直到現在，多名銀行業從業人士憶起股份製改革，仍會將其稱為“一場輸不起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涅槃重生”。
“重生”之後，中國銀行業迎來了從2003年到2013年的“黃金十年”，由此帶來了金融服務能力提升、金融產品優化、金融服務創新不斷增多，特別是風險管理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
十年間，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從27.64兆元擴張至151.4兆元，十年增長了4.5倍；淨利潤則從322.8億元飆升至1.74兆元。
原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曾在《財經》上發文，將“黃金十年”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2003年－2007年，是銀行業同質化大發展時期。期間，各家商業銀行的規模和盈利均實現了快速發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規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25％的區間內浮動，最低也超過7％；股份製銀行的規模增速更高，絕大多數每年都超過25％，個別股份製銀行有些年份甚至高達40％以上；多數商業銀行的淨利潤增速也都遠超規模增速。
2008年－2010年，系銀行業表內信貸“大躍進”時期。2008年4兆刺激計劃極大加速了銀行的快速擴張，特別是表內貸款維持超高增速，2009年二季度曾一度達到34.4％的歷史高點，2009年－2010年的短短兩年，銀行業新增近30兆元貸款。
2011年－2013年，即銀行業表外業務“大躍進”時期。2013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含委託貸款和委託投資）餘額為48.65兆元，相當於表內總資產的36.4％。銀行理財產品餘額從2011年初的3.2兆元，飆升至2013年末的10.2兆元，年均複合增速達33.6％。16家上市銀行的同業資產（含應收款項類投資）從2011年初的7.31兆元增長至2013年末的13.74兆元，增幅88.1％，年均複合增速23.4％，高於同期總資產增速9.2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上述第二階段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中國銀行業亦表現搶眼。
銀保監會官網顯示，200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大規模計提撥備的情況下，資本回報率仍高達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別提高0.4個和2.0個百分點；200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後淨利潤5834億元，較上年增長30.6％。與此同時，該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45％，比年初下降3.71個百分點；剔除農行剝離和地震因素，不良貸款率比年初下降0.84個百分點。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包括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在內的多數亞洲國家均在當時的危機中遭受重創，其2018年不良資產比率分別為6.5％、5.2％、5.1％。
時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指出，由於監管部門采取的措施比較及時到位，更重要的是經過30年來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最近六年體制、機制改革，中國銀行業雖然不能獨善其身，但做到了在全球獨樹一幟，保持了穩健運行。
不過，“黃金十年”並未延續下去。
“銀行業面臨的發展環境正處在劇烈而又深刻的變化過程中，過去的‘發展紅利’已經轉變為‘發展負債’，粗放激進的傳統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邵平直言，舊常態下銀行發展邏輯與經濟金融“新常態”大環境的背離，使得中國商業銀行迎來了行業性的分化轉折點。
2014年，16家上市銀行的淨利潤同比增速放緩4.1個百分點，自此進入了個位數增長的時代。單年不良貸款增加額度超過了過去三年增加的總和，不良貸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個百分點，達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從半年數據來看，五大行的淨利潤水準目前僅有1％左右，8家股份製銀行中4家銀行已經滑入2％－5％水準以內，上市銀行整體增長僅為2.4％，中國銀行業正在並將持續接受經濟周期的嚴峻考驗。
有銀行業專家就上述情況分析指出，一方面，金融市場持續利率市場化改革，監管機構逐步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管制，加上金融脫媒，對以存貸利差作為主要利潤來源的銀行構成了嚴重威脅。另一方面，銀行經營模式十分雷同，未能擺脫同質化，要麽靠存貸利差，要麽靠中間業務掙取手續費等利潤，並未找出各自的差異化經營之道。
直到2016年，國有大行淨利潤增速仍在1％附近徘徊。進入2017年，國有大行的盈利情況才有所好轉，四家國有大行（建行、農行、中行、交行）淨利潤增速逼近5％。截至2018年末，國有大行淨利潤增速再度回暖，農行、建行淨利潤增速均超過5％。
新常態周期：轉型挑戰
“回望過去40年國有銀行的艱辛改革歷程，股份製改革是國有銀行在荊棘與磨礪中蹚出的一條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選擇。”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薑建清強調，股改上市並不是國有銀行改革的終點，它只是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新起點。
麥肯錫在日前發布的《新常態與數字化時代的風險管理》報告中指出，宏觀經濟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或將挑戰“新常態”的下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紅利已經過去，未來一段時間，低增速將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的“新常態”。受實體經濟低迷、利率市場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銀行業增速明顯放緩，2018年行業收入年增長率僅為7％，創2010年以來新低。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顛覆性新模式不斷湧現，進一步威脅著銀行的生存空間。
“如何在保持全球排名的同時，有效應對諸如支付寶、微信等平台的衝擊，實現金融、科技、場景的有效結合，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摸索的過程。”一名股份製銀行高管告訴《財經》記者。
在此背景下，銀行業謀變轉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自2013年起，多家銀行陸續制定新的發展戰略，主要集中於國際化、集約化、綜合金融、金融科技、小微金融、智慧經營等方向。
其中，在2013年－2014年異軍突起的互聯網金融熱潮衝擊之下，各大行紛紛開始發力互聯網平台搭建，力圖使其成為新的增長點。
2015年3月，工行首家向全國正式發布了整合電商平台、即時通訊平台和直銷銀行平台的自有互聯網金融品牌；同年年底，中國銀行首發跨境電商網絡金融服務解決方案，加快推進跨境互聯網金融服務。
與此同時，大行亦通過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加快海外業務布局等方式實現業務轉型及多元化布局。截至2018年末，建設銀行已在全球2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經營性機構，境外各級機構總數200余家；工行境外機構達到426家，覆蓋47個國家和地區，並通過持股南非標準銀行延伸至20個非洲國家。
主動擁抱金融科技亦成為多家銀行不約而同的選擇。2016年，招商銀行將自身定位為一家“金融科技銀行”；平安銀行則提出對標金融科技公司，實現全面轉型。與此同時，自2015年底至今，興業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建設銀行、民生銀行、工商銀行等已陸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浙商銀行原行長劉曉春看來，金融科技帶來的衝擊並不是當下銀行業發展中的本質問題。其認為，當下銀行需要思考怎樣建立起更好的銀企合作共贏關係，進而提高信貸資金使用效率。
“最近20年，由於提倡銀行競爭，原來的主辦行制度沒有了，再加上房地產、政府融資平台等大項目金額大、管理簡單，一些銀行相對淡化了與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意識；另一方面，由於融資渠道、方式增加，一些企業更多地利用銀行競爭獲得更好的融資條件，卻不願意接受銀行嚴格的管理要求，因此淡化了確認主要合作銀行的意願。”劉曉春直言，這造成了銀行與企業的關係只是一筆一筆的業務關係，而不是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關係。銀企關係的不穩定，既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也影響了企業融資的穩定性。
此外，中國銀行業正處在“以客戶為中心，以技術為驅動，專業化、精細化、協同化，商業模式創新”的高質量發展轉型關鍵期。
這一時期風險管理尤為重要，將成為未來銀行業的分水嶺的重要驅動因素。基於此，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曲向軍告訴《財經》記者，銀行資源有限，未來針對每“1塊錢”的新增投資，銀行都應該思考究竟是優先投入到“業務拓展”還是“風險管理”領域？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每位銀行“一把手”認真思考。
而從國際上來看，巴塞爾協議等資本新規對大行帶來的現實挑戰亦不容忽視。
2008年金融危機後針對銀行體系無法吸收系統性風險所帶來的損失，巴塞爾委員會規定銀行資本需充分吸收損失。此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為克服全球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大而不倒”的問題，於2015年G20峰會在巴III的基礎上，提出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監管，監管對象主要涵蓋G-SIBs（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集團和重要附屬子公司。
雖然中國屬於新興市場，按FSB規定最晚應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別達到16％和18％的TLAC監管要求，但FSB設置了加速實施條款，即我國公司及金融債券餘額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55％的條件下，須提前三年實施TLAC監管標準。
“這個要求對我們影響比較大，達到TLAC標準所需的時間周期長，但加速實施條款的存在，就變相要求幾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在較短的時間內提高資本。總量大，這就使得每年面對的資本工具發行壓力不小。”王剛強調，隨著我國其他銀行進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之列，相關標準亦會上移，接下來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新挑戰。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是中國銀行在2019年中期業績中的陳述，或可折射出整個中國銀行業發展現狀。面對新常態下的新挑戰，中國銀行業能否通過持續的創新謀變迎來新一輪增長，拭目以待。
（本文首刊於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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