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王國：扶南文明與吳哥文明的締造者

柬埔寨王國（The Kingdom of Cambodia）是東南亞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扶南文明和吳哥文明，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留下了絢麗的篇章。扶南是柬埔寨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國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世紀初。吳哥王朝是柬埔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從公元9世紀初沿襲至公元15世紀初。璀璨奪目的高棉文化猶如一顆明珠鑲嵌在中南半島廣袤的大地上，永遠閃耀著耀眼的光芒。柬埔寨強盛之時，有“富貴真臘”的美稱，雄踞東南亞，操控海上貿易，建立和發展與中國歷代王朝的官方朝貢貿易關係，頻繁與印度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從印度引入婆羅門教和佛教，儼然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泱泱大國。只是從公元13世紀末以降，柬埔寨不斷受到暹羅、越南等強鄰的入侵，致使大片國土淪喪，被迫多次遷都，國勢由強轉衰。近代，由於經受了法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時間長達90余年，結果是國破家亡，民生凋敝，滿目瘡痍，哀鴻遍野。1953年獲得國家和民族獨立以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和平發展時期。但好景不長，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又陷入20多年的內戰與動亂。直到1991年《巴黎和平協定》簽訂後，柬埔寨王國才真正走上了和平、獨立、中立的發展路線。

柬埔寨的歷史，是一部輝煌與屈辱相糅雜、成功與失敗相交替的歷史。柬埔寨人民既創造了傲世的驚人成就，也經歷了慘不忍睹的悲痛。他們是值得我們同情和尊敬的。自古以來，中國和柬埔寨就有著頻繁的友好交往，中國與扶南外交關係的建立，實際就是古代連接中國與海外交通的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的開始。海上絲路見證了扶南古代文明的發生和發展，傳遞和保存了扶南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貿易等方面的資訊。如果沒有海上絲路，就不會有中國古代的官員、商人、僧侶、學者、水手和移民來到東南亞地區，也就不會有中國歷代留下來的根據這些人親身見聞記錄的歷史文獻。這些歷史文獻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的唯一性、真實性和無可替代性。所以我們說，海上絲路傳遞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內的東南亞各國的古代文明資訊，是海上絲路的一大重要歷史貢獻，這個功績在海上絲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

早在公元1世紀，中國漢朝政府就派出使節，從廣西合浦港出發，乘船經現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羅灣，步行穿越克拉地峽，然後再乘船至印度。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漢使行程。漢朝的使節曾經路過扶南，這是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沒有漢使曾經專門訪問過扶南的確鑿記錄。

現有的確鑿證據證明，扶南與中國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卷三）。

自漢朝以後，三國時期、東晉西晉、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臘所滅，時間跨度達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條海上絲路一直保持著暢通。三國時期，吳國交州刺史呂岱派官員朱應、康泰出訪扶南。歸國後，朱應作《扶南異物志》，康泰作《吳時外國傳》。這是世界上最早關於扶南的兩部專著，惜已失傳，僅留片段記載於《太平禦覽》等類書中。有人從這些類書中將有關條目輯錄出來，編輯成書，使亡佚的《扶南異物志》和《吳時外國傳》得以部分復活，便於學者進行研究。

柬埔寨扶南時期的歷史，柬埔寨自己都沒有記載，全靠《扶南異物志》《吳時外國傳》的殘卷，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的記載，才得以勉強湊成斷斷續續的歷史。

而柬埔寨的吳哥文明之所以能夠保存至今，並為世人所重新認知，完全是因為元人周達觀寫的《真臘風土記》。公元1295年，元成宗鐵穆爾遣使真臘，溫州人周達觀作為翻譯隨使團而行。次年至該國，居住一年許始還。周達觀回國後，根據親身見聞寫了《真臘風土記》，成為世界上僅存的最早全面記錄柬埔寨吳哥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社會、風俗等各方面情況的專著。

繼周達觀訪問吳哥後一百多年，即公元1431年，暹羅人攻佔了吳哥城，柬埔寨人被迫遷都，吳哥王朝從此走向衰亡。直到公元19世紀，沉睡於熱帶叢林中數百年的吳哥遺址才重新被喚醒，而《真臘風土記》則是打開吳哥秘境的鑰匙。1858年法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亨利· 穆奧到湄公河流域考古探險。《真臘風土記》的西文譯本，使他相信吳哥文明不是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在暹粒向導的帶領下，用砍刀劈開密林，終於發現吳哥寺高聳的塔尖。亨利· 穆奧是把吳哥遺址資訊傳遞出去的第一個西方人。隨著吳哥遺址被逐步清理修複，吳哥研究成了一門顯學，吳哥文明之謎被一個個破解，而解謎的依據正是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由於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柬埔寨的古代史才得以清晰、真實地存活下來。西方學者所著關於柬埔寨的歷史著作，包括霍爾的《東南亞史》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劍橋東南亞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和大衛· 森德的《柬埔寨史》 （David P. Chandler:A History of Cambodia）等史學名著，它們都是靠征引中文史料才得以完成的。由於西方漢學家對中文（特別是文言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趕不上中國學者，在翻譯和引用中文史料時難免發生一些錯誤，造成歷史誤會。因此，由中國學者來重新撰寫和詮釋柬埔寨古代史，無疑具有更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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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節選自《柬埔寨通史》序言

作者：段立生

（內容有刪減）

《柬埔寨通史》是東南亞歷史研究權威段立生教授繼《泰國通史》後的最新力作。涵蓋從扶南、真臘、吳哥王朝到柬埔寨王國、高棉共和國、紅色高棉執政時期，乃至當代柬埔寨等各個歷史階段。

柬埔寨的歷史，是一段輝煌與屈辱雜糅、統一和分裂交替的歷史，柬埔寨人民既創造了驚世駭俗的成就，也經歷了顛沛流離的傷痛。今天的柬埔寨，曾經的瘡痍漸漸愈合，猶如涅槃的鳳凰，在浴火重生後熠熠生光。

作者簡介：

段立生，1944年生，大理段氏後裔。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泰國語專業。1983年獲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中山大學任教。1984年應邀到泰國講學，先後在朱拉隆功大學、清邁大學、法政大學、藝術大學、華僑崇聖大學執教十餘年。1987—1992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當訪問學者。2012年至今任雲南大學泰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東南亞宗教論集》《東南亞宗教嬗變對各國政治的影響》《泰國文化藝術史》《泰國通史》等，外文著作有《探索泰族的起源》（泰文）、《泰國的中式寺廟》（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