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的命運與救贖：過不被定義的人生可能嗎？

近來，網絡上出現了一個新詞，“小鎮做題家”，指的是來自小城鎮，擅長應試，考上了一流大學，卻經歷了學業或求職挫折的“失敗”青年。“小鎮做題家”的興起讓教育公平和社會晉升的問題再一次回到公眾討論的熱點。如何看待“小鎮做題家”？他們的出路究竟在哪裡？是接受小鎮青年的命運，遵循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既定設定，還是有可能衝破“小鎮做題家”的限制，過一種不同的人生？我在2015年到2017年對中國四所精英大學（北京大學、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的低階層學生進行過三輪追蹤訪談，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小鎮，我將他們的人生故事濃縮成一張縮略圖，就“小鎮做題家”這一話題做一些討論。

成為“小鎮做題家”的宿命

有句流行的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講起來豪情萬丈，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著命運的強力牽製。成為“小鎮做題家”，對於小鎮青年來說，背後就有著命運的推手。

出生在小城鎮又想走出小城鎮，有多少條路可以選擇？跟父輩們一樣出去打工，跟著有見識的親戚朋友出去做生意；上個職業學校學門手藝出去闖蕩，如果有一些天賦，遇上了不錯的機會，一夜成名也並非沒有可能；還有，靠拚上自己的時間和比別人多很多的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學，畢業後在大城市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對於小鎮青年來講，在這所有的選項裡，考上好大學，似乎是最穩妥、最摸得著的一條路。而要考上好大學，除了成為“做題家”，他們還有其他途徑嗎？

應試教育或許有千萬種弊端，但對於小鎮青年來說，應試教育是無論如何也要搏一搏的希望。擁有通過教育博取出路的機會的小鎮青年，其實已經屈指可數。這裡有所謂會“做題”的天賦，有比常人多很多的努力，有不服輸的韌勁，也有在重要的時刻難得的運氣，以及比其他小鎮青年多一些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的支持。

陳譯（本文涉及的所有訪談對象皆為化名）在訪談中反思自己為什麽能和周圍的鄰居小孩不一樣，成為了成績好的同學，他覺得是因為父母從小就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安心學習的環境，而鄰居小孩們可能並不能獲得和他一樣的家庭支持。崔珊提到她有個成績好的姐姐給她做課外輔導，唐達說他的一個親戚在他所在的學校做老師。這些成為“做題家”的小鎮青年們，所基於的並不完全是天賦和個人努力，他們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成為“做題家”提供了支持。而其他的小鎮青年，哪怕曾經有那麽一瞬間表現出會“做題”的能力，因為缺少這樣的支持，他們的能力也會被逐漸消耗。而會“做題”的能力只是眾多“才華”和“天賦”的一種，因為缺少必要的外在條件支持，其他才華和天賦也都會被逐漸消耗，從結果上看，他們慢慢成了沒有天賦的人。

也就是說，讀書上好大學這條就社會晉升而言最穩妥的路，對於絕大多數的小鎮青年來說，也已然是奢望。他們能指望的不過是渺茫的運氣。就這一點來看，能夠成為“小鎮做題家”，本身就已經拿到超出小鎮青年命運的劇本了。

“小鎮做題家”的挫折

這些有幸成為“小鎮做題家”的人，在進入大學之前，通常不太會被挫折感所籠罩。哪怕在經濟、技能、眼界、品味方面，會有強烈的局限感，“做題家”所能夠帶來的希望和力量，都能夠大大削弱局限感所帶來的無望。哪怕往後看是無盡深淵，往前看是一片光明坦途，那是屬於“小鎮做題家”的征途。如林曄引用《論語》來形容她在中學時的狀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做題家”是小鎮的“北極星”，“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如賈鵬所說，“我的整個高中可以用‘如魚得水’來形容。”

真正的挫折感大概都是從走出小鎮開始的。走出小鎮，“做題家”這一身份所能帶來的希望在逐漸黯淡。在大學裡，這些“小鎮做題家”發現，“做題”帶來不了優異的口才，廣博的視野，孤注一擲的勇氣，放手一搏的魄力，“做題”帶不來愛的姑娘，想要的工作，甚至帶不來一直習慣拿到的好成績。這些“做題家們”第一次意識到除了“做題”技能之外自己一無所有，也第一次意識到“做題”技能並無用處。

薑耘說她那個時候特別土，國語也不標準，她說：“能上複旦的人本身學習也不比你差，有可能比你還好很多，高中的經歷也非常輝煌，不管是見識，還是家庭背景各方面，我會覺得我又開始自卑了。”唐達說他在剛上大學的時候哭過好多次，他說以前上課的教室都是固定的，現在每次上課都換，他根本找不到教室在哪裡，“當時就感覺怎麽那麽大啊，騎車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怎麽求助。”唐達說第一學期上計算機課，第一節課就講編程，他連打字都不會，其他有的同學十幾分鐘就編好了，他編了好幾個晚上還是編不出來，“實在堅持不下去，還要做化學實驗，還有數學課，忙得受不了，別人還參加社團，我就覺得這社團怎麽參加啊。”何想說他在來北京之後很多東西他都是第一次見。他沒有吃過肯德基，不知道正式場合要穿西服，很多禮儀都不懂，他要花很多時間學習城市裡的孩子早就習以為常的東西。

變成單一的人，是成為“做題家”的代價。但小鎮青年沒有選擇，他們可能意識到這麽做的代價，但還是要專注成為“做題家”。因為“做題家”是那個艱難時代的慰藉，是希望，是未來，無論有多少代價都要去爭取，無論有多少代價也只能去爭取。

而且，當他們處於“北極星”的位置時，往往會有這個代價可以彌補的錯覺。以考試成績為導向的教育環境也會一直鼓勵“做題”的正道，忽略背後的代價，形成了一種“一切到大學再說”的文化，仿佛一切到了大學就都可以被解決。然而這個代價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只是延長了“懲罰的時間”，而越延長越難彌補，最後只能接受自己“不配”的事實。

“小鎮做題家”的出路

這些“小鎮做題家們”在大學裡拚命想要改造自己，想要改變自己的語言、外表，改變表達的方式、站立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讓自己變得不那麽格格不入，想要跟上其他人的步伐。然而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改變的艱難。改變意味著去追逐別人18年的積累、訓練、耳濡目染、習以為常，意味著去和時間賽跑、和時間戰鬥。意識到這一點後，我的很多訪談對象決定接受自己的出身，接受出身所規定的能夠到達的地方。何想說，讓他感觸最深的一句話是，“環境決定了你是什麽樣的人，決定了你可以達到的高度。”當他在學習別人早就知道的常識時，別人在適應大學生活，努力獲得一個優秀的學業成績，當他終於適應了北京，開始為成績而努力的時候，別人已經在準備出國。自己總是落在別人後面，追不上。

布迪厄說，“資本是勞動的累積”，尤其是文化資本，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投入，需要長時間的體悟和內化。這些“小鎮做題家們”在追趕的，是城市孩子18年的資本積累，是其個人和家庭18年的勞動和投入。追不上才是常態。

所以他們只能去接受自己的來路，接受自己內斂、穩重、認真、刻苦的“性格”，接受“小鎮做題家”的命運和未來，這對他們來說是最理性、最明智的選擇。很多人在講，你要突破“小鎮做題家”的限制，不要被“小鎮做題家”所定義。誰不想呢？但過不被定義的人生太艱難了，絕大多數人走不了，也不敢走。用熟悉的方式生活，順其自然，哪怕獲得不了超越別人的成就，比過去的自己好就行了。“自己跟自己比”，是面對命運的無奈，也是面對命運的妥協。

但哪怕是這個看起來順其自然的選擇，恐怕也與他們所預想的相距甚遠。在今天，“小鎮做題家”們面對的是一個好學位也不一定能換來一份好工作的時代。一份體面、高薪的工作需要你在好學位之外再加上耀眼的實習經歷、得體的談吐以及這項那項的“綜合實力”，而“綜合”恰恰是“做題家”們所缺少的，在大學所選擇了熟悉的生活方式，專注於學業和做題的他們，又會愈加強化這個缺少。他們面對的求職困境就是布迪厄所說的“延遲懲罰”。為成為“做題家”所付出的代價在這個時刻被凸顯出來，然而到了這個時刻，“做題家”已經很難再改變自己是誰，自己可能成為誰。

即便那些在大學裡成功改變了自己的“做題家”，他們積累了綜合技能和經驗，幸運地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大城市的房價、消費，在工作中的見聞和對比，仍然每一天都在提醒著他們小鎮的落後和自己的異鄉人身份。我從小鎮來，卻再也回不去了。我在大城市，卻也不屬於這裡。小鎮青年的本體歸屬在他們成為“做題家”想要脫離小鎮的那一天就已經被打碎了。

“小鎮做題家”的救贖

這種夾在中間的掙扎，或許只有同樣身為“小鎮做題家”的人才能感同身受。這也可能是“小鎮做題家”這個詞誕生的地方——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的成員人數為什麽能在2020年5月10號成立後迅速從個位數增長到八萬人的原因。現實生活中誰也不能認出誰的“小鎮做題家”們，在這裡找到了同伴，找到了共鳴，找到了理解。

原來我並不是一個人，這就是組織的力量。

在所有或頹廢或戲謔或鼓勵的故事中，“小鎮做題家”們理解了彼此，也更加理解了自己。“小鎮做題家”或許是無法改變的命運，但這個命運並非全部是苦澀，這裡麵包含的還有你年少時的全部努力，被幸運照顧到的每一個機遇、支持，有你為自己、為父母、為後代所創造和打拚來的一點點新世界。如陳譯所說，“辛苦我這一代人了，但是對於我的後輩，就可以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就比如幾年、十年或者十幾年後，我在上海落地生根了，對我的孩子來講，他們從一出生就在一個非常好的環境裡，他們就不必遭受我處在社會流動這種快速道中所要承受的負面因素了。”從這個意義上看，哪怕在這一代沒有擺脫“做題家”的束縛，他們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因為他們為下一代人爭取了更多自由的空間與資本。

哪怕在自己這一代，“做題家”這個身份可能是無法擺脫的，但在這個大身份之外，依舊可以有空間、有可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出一點點超出“小鎮做題家”的豐富性。在單一的“做題家”之外建立起自己的興趣、愛好、專長和志業，在努力實現社會晉升之外，為自我保留一些空間，不完全被社會晉升所支配，成為往上爬的工具人。

林曄從小就喜歡畫畫，小時候爸媽送她學了一陣子畫畫，後來就自己在網上學畫畫和設計，因為自己的專長，也因為自覺社交能力的缺乏，在中學就參加了學生會和模擬聯合國，大學因為畫畫加入社團，慢慢從社員做到了社長，後來去廣告公司兼職，和策展人辦展覽，在自己的專業之外找到了做互動設計的興趣，在Coursera上學編程，跨校上研究生專業課程，一步步實現了去美國最好的互動設計學校讀書的夢想。她是“小鎮做題家”，但她也不全是“小鎮做題家”。

講林曄的故事不是為了說明有人可以，為什麽你不行。林曄能夠擺脫小鎮做題家的身份，不僅是因為她從小就有的畫畫天賦和興趣，以及她超強的反思和運用資源的能力，還在於她父母從小對她的教育，她的大家庭對於她的支持，以及她所在的中學所能提供的資源。林曄為自我爭取的空間，也是基於一定程度上的資源優勢。但從林曄的故事裡，小鎮做題家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對於“做題家”的風險有更清醒的認識，對於大學的資源可以有更充分的利用，對於“小鎮做題家”的軌跡不再一股腦地堅持，也不過早給自己下身份和人生可能性的定義，試著去探索和開發除了“做題家”之外的自我，去培養它，去增強它。

這些或許可以帶來些許安慰的故事和觀點，我相信一定也可以從“985廢物引進計劃”中來，從小鎮做題家每個人的感悟和思考中來，從他們互相的幫助與開導中來，從他們的合作中來。“小鎮做題家”這個身份是被單獨經歷的，但不代表這個身份所帶來的影響可以被單獨消解、單獨對抗。每個人都需要同伴，“弱者”更需要同伴，需要同伴的力量來放大自己的力量，需要同伴所結成的組織，來為弱者發聲，為弱者聲張，為弱者開辟道路，為弱者創造歸屬。而每一個幫助同伴的弱者，或許也能在這個過程中達到與自己的和解，與命運的和解。

被聽見、被理解可能只是第一步，去改變或許才是更任重道遠的事情。去理解自己不得不成為“做題家”的原因，去思考所經歷的教育的導向和後果，去反思“我命由我不由天”這一思想邏輯的由來與合理性，然後集體地，像救贖自己和同伴一樣，去一點點改變桎梏弱者的思想與環境，努力去爭取一個更加公平而健康的社會，讓小鎮青年有選擇，可以過一種不成為“做題家”的人生，或許才是一個組織更加任重道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