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最新頭條.有趣資訊

矽谷封面|WeWork崩潰成WeFail:創始人太個性還是投資人太強勢

【劃重點】

(本文約8600字,閱讀全文大約需要8分鐘)

【編者按】從風光的獨角獸企業到瀕臨崩潰邊緣,共享辦公空間初創企業WeWork似乎隻用了幾個月時間,事實上公司問題由來已久。WeWork的崩潰不僅僅是因為億萬富翁個人的不良行為,也從側面暴露出相關風投系統的內部結構存在著嚴重缺陷。在金錢、奉承和估值飛漲的推動下,諸如諾依曼這樣的企業家心甘情願成為風投附庸,孫正義的投資和支持也讓他最糟糕的本能有了滋生成長的土壤。WeWork的興衰也為我們描繪出這樣一幅不可磨滅的畫面:一個有魅力但有缺陷的人和一個強有力投資者,兩人之間存在著奇怪而複雜的關係,從親密無間到陷入爭論而又戛然而止。

以下為文章正文:

2018年10月3日上午,孫正義高興地告訴一群投資者,“陽光是上帝的禮物。”此時的他正在印度諾伊達做一場關於太陽能的演講。這天氣象很熱,對日本軟銀的首席執行官孫正義來說,陽光特別燦爛。他關於軟銀將成為技術和人工智能投資先鋒的願景吸引了全球資本世界的關注。“只要你有土地和陽光……我會帶給你不花錢的電,”孫正義如是表示。他表示將向印度太陽能基礎設施投資1000億美元,並許諾將在25年後向當地提供免費電力。

與此同時,遠在9個半時區之外的紐約,業務快速增長的共享辦公空間初創企業WeWork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正在慶祝近期取得的一系列里程碑式事件:他成為了紐約最大的私人房東;WeWork承諾公司到2023年將實現碳平衡;諾依曼妻子麗貝卡(Rebekah)經營的早教機構WeGrow正式成立。

當孫正義近兩年前第一次投資WeWork時,諾依曼和孫正義就成為了合夥人,並因為某種原因而興高采烈。他們相信,他們即將完成一筆200億美元的交易,收購WeWork的其他投資者,並為新的擴張計劃提供滿盤資金。這一安排將使WeWork得以在數年時間內不必上市,實現業務增長的同時且不用受到華爾街分析師、共同基金經理或其他投資者的審查。此外諾依曼希望,這次不同尋常的投資將使WeWork的估值達到470億美元,是一年前的兩倍多。更重要的是,這還將增加兩人的財富。孫正義可以將這筆交易作為其投資策略成功的證明。而諾依曼將加入美國企業家精英俱樂部,其中的成員有Facebook創始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也有Uber的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

與此同時,參與其中的還有第三人,他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本·薩勒曼是孫正義最大的投資者。兩年前,他向孫正義成立的千億美元願景基金投入了近一半的資金,高達450億美元。這個魯莽而有爭議的投資工具為世界上最大的創業公司提供資金,其中的投資對象包括WeWork、Uber、DoorDash和字節跳動。當年10月,本·薩勒曼曾公開表示,他打算再投資450億美元。他稱將於10月份晚些時候,在利雅得參加一個名為“沙漠中的達沃斯”(Davos in the Desert)的沙特金融會議,期待孫正義的到來,而諾依曼也是被邀請的一員。

但在這段時間,隨著軟銀股價承受的壓力加大以及孫正義最大支持者問題的增加,孫正義開始重新考慮向諾依曼的投資承諾。兩人一直在爭論交易完成後誰將最終控制WeWork。在聖誕節前夕,孫正義打電話給諾依曼,告訴他原計劃的交易取消。這讓諾依曼感到非常震驚和沮喪。儘管隨後他設法談成了一筆修改後的20億美元交易,但諾依曼感到更多的資金壓力,於是做出了另一個決定命運的舉動。2018年12月28日,諾依曼提交機密文件,注冊WeWork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兩人當時都不知道,這一舉動敲響了WeWork的喪鍾。2019年8月14日,已經更名為We Company的WeWork發布了招股說明書,該公司有問題的管理決策歷史和糟糕的財務狀況被公之於眾。五周後,在市場、負面新聞和公司壓力的打擊下,諾依曼推遲了公司上市計劃。一周後,他又辭去了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在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諾依曼就從準備慶祝價值650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變成被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掃地出門。

We Company如果破產,後果相當殘酷。隨著現金的耗盡,該公司不得不竭力爭取新的融資。其正在裁掉數千名相信諾依曼所許願景的員工,對他們來說,現在的諾依曼成了一個惡棍。就在這些員工為尋找新工作而焦頭爛額發簡歷的時候,諾依曼卻帶走了17億美元,這也是他與孫正義在2019年10月下旬所達成最終協議的一部分,該協議要求諾依曼離開董事會,並放棄對公司的控制權。孫正義雖然仍是軟銀的掌舵人,但損失最大。他必須扭轉We Company現有的不利局面,證明向公司投入185億美元完全是合理的。他還在努力籌集1080億美元的第二隻願景基金來投資新的創業公司。但潛在的合作夥伴和投資者對他的判斷提出了質疑:孫正義對諾依曼的判斷怎麽會錯得這麽離譜?

We Company的崩潰不僅僅是因為諾依曼個人的不良行為。它暴露出風投系統的內部結構存在著嚴重缺陷,而這個系統影響著全世界幾十億人。風險投資曾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小參與者,如今卻成為了公司發展和技術革新背後的主要力量,而正是這些公司和技術重塑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影響著我們的工作、交通和生活;它促使投資者刺激創始人以驚人速度發展公司、主宰市場、消滅競爭對手。在金錢、奉承和估值飛漲的推動下,企業家們心甘情願成為風投附庸。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已經為如何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市場份額定了標準和目標,甚至一切行動都不惜犧牲權利、隱私和公平。在We Company,孫正義的投資和支持讓諾依曼最糟糕的本能有了滋生成長的土壤。一位We Company高管曾回憶,一次會議上諾依曼公開聲稱要將We Company打造成一家“壟斷企業”。當這位高管指出這個詞暗指不公平、可能非法的商業行為時,諾依曼聳聳肩,表示將來他會用別的詞來替代它。

We Company和軟銀的數十名高管和內部人士在本文中透露了很多細節。由於擔心遭到兩家公司的報復,當中的許多人要求匿名。諾依曼在IPO計劃公布之前,還接受了兩次正式採訪。那些經歷We Company興衰的人們所分享的故事,描繪出一幅不可磨滅的肖像:一個有魅力但有缺陷的人和一個強有力的投資者。孫正義和諾依曼之間存在著奇怪而複雜的關係,兩人如何從親密無間到陷入爭論而又嘎然而止。

請對陌生人微笑

“他看到我在台上講話,”去年冬天的一個早晨,諾依曼在回憶起孫正義如何走進他生命中時這樣回憶道。那是在2016年1月一個名為“創業印度”(Startup India)的活動上。當時WeWork的估值為120億美元,但只有不到75個辦公地,印度市場一個都沒有。作為在會議上發言的條件,諾依曼堅持要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進行會面。在當天的一張照片中,諾依曼穿著傳統的印度服裝,面帶燦爛微笑,他和他的父親都穿著卡其褲,打著領帶,和莫迪坐在一起。

當時出席會議的孫正義是來印度尋找投資機會的。一個月前,他宣布了向印度初創企業投資100億美元的計劃。他已經資助了一位年輕的印度企業家裡特什·阿加瓦爾(Ritesh Agarwal),這位22歲的泰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獲得者正在創辦印度版的Airbnb。

但當場引起孫正義注意的是諾依曼。

諾依曼身高1.9米,有著一頭烏黑的長髮和輪廓分明的顴骨,這讓他很容易在眾人中脫穎而出。他的演講也是如此。“對於這樣一個精神國度,”諾依曼望著台下的一群商界和政府領導人說,“我對自己所聽到有關估值、融資、泡沫和建立大公司的言論感到驚訝。這不該是目標。目標該是找到你真正喜歡的東西,確保它背後有意義,確保它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天晚上,諾依曼和孫正義共進晚餐。

當時的諾依曼還不為人知。但業內津津樂道於58歲的日本大亨即將創立一隻新風投基金。這個價值1000億美元的投資工具被稱為願景基金,將幫助孫正義在全球數字化時代打造龐大的初創企業集團。孫正義期望通過願景基金塑造和主導下一場由人工智能推動的技術革命,進而重塑全球市場和行業。孫正義有時會使用日語短語gun-senryaku來指代自己的投資策略,意為排成隊形飛行的群鳥。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孫正義需要一批像諾依曼這樣的狂熱企業家,願意接受巨額的資金,也願意承擔巨大的風險。

在接洽諾依曼的過程中,孫正義一開始表現得遮遮掩掩。2016年3月,弘毅投資牽頭對WeWork進行了一輪融資,但孫正義並沒有參與其中。和諾依曼見面後的幾個月來,他似乎並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

同年12月,孫正義在訪問紐約期間要求參觀WeWork位於曼哈頓的總部。他沒有說自己打算投資,只是說他以前從來沒有投資過這類企業,對於WeWork的業務很好奇。

WeWork員工回憶說,那天諾依曼很緊張。孫正義比原定時間遲到了近兩個小時。當他最終到達WeWork總部時,卻告訴諾依曼自己只有12分鐘的參觀時間。諾依曼竭盡全力向他介紹公司情況。沒走多遠,時間就到了。但孫正義讓諾依曼上了他的車,這樣兩人就能繼續交談。

坐在後排的孫正義拿出一台iPad,草草寫下對WeWrok投資44億美元的相應條款。他在文件底部畫了兩條橫線,在其中一條上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把iPad遞給諾依曼,讓他在另一條線上潦草寫下自己的名字。諾依曼把協議的照片保存到手機裡。

“當孫正義第一次選擇向我投資的時候,他只和我談了28分鐘。”諾依曼今年1月份這樣回憶。當時,諾依曼對孫正義的崇拜依然如初見。他回憶起孫正義告訴他:“我有種感覺,你是我見到的另一個馬雲。”眾所周知,馬雲在2000年2月將孫正義的2000萬美元投資轉化成了價值超過2000億美元的阿里巴巴。孫正義在對諾依曼的推崇之詞中也暗含著一條指示:有朝一日諾依曼將會像馬雲那樣兌現承諾。

步履維艱

諾依曼一向咄咄逼人,要求苛刻,是那種在自己還只有屈指可數幾處辦公地的時候就想擁有100處辦公地的企業家。2017年8月,在孫正義對WeWork的投資一經宣布之後,諾依曼更加激進。

與其關係密切的員工表示,孫正義“更快”行動的勸告讓諾依曼變得更加浮誇。一位高管回憶道,創始人與孫正義面談歸來時顯得很沮喪,因為孫正義告訴他公司發展得還是不夠快。諾依曼不斷加快擴張步伐,甚至於達到了危險的地步。他推翻了原本計劃開設30家新店的計劃,堅持要求團隊開設60家。“你必然能夠想象這給團隊帶來了何種壓力,”一名曾與諾依曼共事的員工表示。

開設一個WeWork辦公地所涉及的後勤工作多如牛毛:協商租約、設計場地、獲得許可、擴建、尋找租戶,還要針對特定社區進行行銷。從美國休斯頓到澳大利亞墨爾本,WeWork到處都在進行業務擴張。但其間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會被忽視,或者是被公司瘋狂發展的勢頭所掩蓋起來。

高管們表示,當他們試圖說服諾依曼要謹慎行事時,他常常會勃然大怒,稱他們都是“二流玩家”。一位前經理回憶道,在試圖說服諾依曼重新考慮一項特別戰略後,自己當場就遭到諾依曼的斥責,後來原有的職位也被剝奪。與諾依曼發生爭執的其他人常常被禁止參會,被刻意忽視,甚至被冷落。一名員工表示:“你會因為反抗他而受到懲罰。”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諾依曼那樣有這麽多機會接觸到孫正義。孫正義不僅財大氣粗,更是所看重企業的盟友、知己、夢想家和支持者。“亞當和孫正義有著特殊的關係,”WeWork前首席財務官阿蒂•明森(Artie Minson) 2018年秋天時這樣說。諾依曼的父母在他7歲時就離婚了,他的大部分成長時間是和母親一起度過。諾依曼不想讓對他寄予厚望的導師失望。孫正義還任命了兩位高級副手——軟銀副董事長羅恩•費舍爾(Ron Fisher)和前高盛合夥人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進入WeWork董事會。員工們說,施瓦茨是WeWork辦公室的常客,有時會出席運營會議,常常在諾依曼和其他高管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小房間裡工作。

長期以來,諾依曼一直保留著一份草稿紙,上面是他和聯合創始人米格爾•麥凱維(Miguel McKelvey)勾勒出的公司早期構想,內容涉及該公司如何發展成為住宅地產WeLive、銀行WeBank,並進一步拓展到諸如WeNighbor和WeCities等其他各個領域。與此同時,孫正義幫助諾依曼和他的團隊把自己想象成下一個亞馬遜。通過將WeWork定位為價值上兆美元的巨頭,諾依曼和孫正義共同創造了一種說法,在理論上可以證明WeWork的估值飆升是合理的。“孫正義是一名絕地武士,”諾依曼在今年1月份這樣說,“作為一名絕地武士,他擁有許多超能力。”

在孫正義的鼓勵下,諾依曼繼續瘋狂進行收購,在6個月內就收購了5家公司,其中包括管理建築項目、改善銷售和市場行銷的科技初創公司。諾依曼還決定將公司定位為一個技術平台。他明白這將有助於提高其估值,因為科技公司比房地產公司的吸引力更大。諾依曼還從蘋果公司聘請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產品經理,並開始討論WeWork將如何在辦公空間的地板上安裝傳感器,將會員活動轉化為可以由人工智能分析的數據。人工智能也是孫正義的興趣之一,它可能會為那些願意支付WeWork費用的公司提供某種見解。

諾依曼還在抓住機會重新打造WeWork,使其超越辦公空間的範疇,涉足教育、健身、社交聚會、體育和休閑領域。在2018年的某個時候,諾依曼曾與沙特就將WeWork服務納入“Neom項目”(Project Neom)進行過談判,後者是本·薩勒曼力主的紅海沿岸258萬公頃建設項目。他告訴一位高管,這筆交易可能價值數十億美元。當時諾依曼已經打造出We Company的藍圖:一個關於WeWork、WeLive、WeLove、WeCongregate、WePlay和WeGrow的聯合體。

自顧不暇

儘管諾依曼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孫正義肩頭似乎也不輕鬆。到2018年秋,願景基金已經向全球數十家初創企業投資了數百億美元。其投資速度和規模令矽谷和其他風投界感到敬畏。但這也不斷推高了人們對願景基金需要帶來巨額回報的期望值。

為了使他的計劃得以實施,孫正義需要更多的錢。

2018年10月,孫正義前往沙特阿拉伯與本·薩勒曼私下會面。兒子從未公開透露過他與王儲的談話內容,當時後者的處境岌岌可危。孫正義離開沙特阿拉伯時,並沒有得到沙特方面要投入更多資金的承諾,但沙特也從未正式撤回450億美元的承諾。

這時的諾依曼渴望得到孫正義許下的200億美元,但要求保留自己對公司擁有的最終投票權。諾依曼對WeWork擁有100%的控制權,他打算保留這一權力。這是一個在兩人之間爭論很激烈的問題。諾依曼覺得自己有足夠能力來左右他的導師,於是他開始規劃新的機會,其中就包括將公司重新命名為“We Company”。他計劃在2019年1月份舉行的WeWork全球峰會上宣布這一消息。

接著,另一場預料之外的災難襲來。2018年12月19日,軟銀旗下的日本移動通信公司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資金180億美元。事後看這一選擇相當不合時宜。全球股市當周出現暴跌,跌幅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值。軟銀子公司的股票在上市第一天就暴跌15%,創下日本歷史上新股發行的最差表現。

繼這次災難性的IPO之後,孫正義告訴諾依曼,他們原本計劃的200億美元交易現在縮水成了20億美元。表面上看諾依曼對這一消息泰然處之。“我們希望以少花錢多辦事的公司形象示人,”他當時這樣說。

但事實上諾依曼很緊張。內部人士表示,他在辦公室的行為越來越古怪。他去了加利福尼亞。他做出的很多決定讓他周圍的人感到困惑和沮喪。例如,在夏威夷與巨浪先鋒萊爾德·漢密爾頓(Laird Hamilton)一起衝浪後,他決定用公司資金向後者的萊爾德超級食品公司投資3200萬美元。

2019年初,新成立的We Company資產負債表上有60多億美元,但消耗現金的速度比注入現金速度要快得多。自軟銀進行首次投資以來的15個月裡,該公司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卻沒有招募到任何新的支持者。諾依曼一直不願讓自己的公司公開上市,他不想接受財務審查。但是,公開市場似乎成為籌集新資金的唯一選擇。

做你喜歡做的

今年四月份的一天,氣象晴朗,諾依曼漂浮在印度洋中央的一塊衝浪板上。當周是他40歲的生日,他來到馬爾地夫和家人以及最親密的朋友一起享受歡樂時光。這是一次奢侈的旅行。作為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他在一個環礁上的度假勝地招待了客人,這裡可獨家通向世界著名的衝浪勝地Pasta Point。

諾依曼經常談到衝浪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聲稱自己曾駕馭過5米甚至更高的巨浪。但那些看過他衝浪的人說,水中的諾依曼周圍有很多教練和向導。他自己通常不會劃水入浪,而是雇了專業的水上摩托把他拖來拖去。一些大型的離岸衝浪需要這樣做,但對於小規模衝浪來說,被拖來拖去常常會被視為怪異且不必要。這就相當於在山丘上進行直升機滑雪。

不過,作為We Company的首席執行官,諾依曼不能隻關注海浪。回到紐約後,公司首席財務官阿蒂•明森(Artie Minson)和其他高管告訴諾依曼,他必須親自決定公司是否上市。明森當時正準備與銀行家會面,並要求諾依曼簽字確定。諾依曼一度擔心他們的計劃會洩露出去,公司需要控制其文件走向。當衝浪向導幫他越過巨浪時,諾依曼終於下定了決心。

一旦做了IPO的決定,諾依曼對公司前景感到越來越興奮。據多個消息來源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和妻子麗貝卡呆在紐約長島附近阿馬甘塞特(Amagansett)的一處房產中,對公司招股書反覆進行修改。他們想讓共同制定招股書成為兩人共同打造“提升世界意識”使命的見證。夫婦兩人仔細討論一些細節,比如是在文件的背面是放一張海浪照片還是森林照片,最終他們選擇了森林,因為他們擔心海浪可能象徵著崩潰。這對夫婦還決定,如果諾依曼出了什麽事,麗貝卡應該幫助挑選她丈夫的繼任者。“亞當唯一的老闆是麗貝卡,”一位高管如是指出。作為回應,諾依曼的發言人寫道:“麗貝卡和公司其他人一起負責招股說明書中的品牌內容。招股書是由公司、承銷商以及顧問共同編寫的。亞當審核了招股說明書,並在他認為合適的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見。”

今年7月,諾依曼為IPO路演進行了一次彩排,邀請一批精挑細選的華爾街分析師到場。熟悉這場活動的人士說,這是典型的諾依曼式演講:他站在一群人面前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妻子麗貝卡則坐在第一排。他談到投資者應該如何將We Company與早期的亞馬遜相提並論,當時亞馬遜也只是銷售圖書和音樂。他承諾,We Company很快就會超越原來的辦公空間租賃業務。諾依曼說亞馬遜現在的市值為9000億美元,如此對比We Company 650億美元的市值看起來很劃算。

一位知情人士說,一些分析師事後要求與他合影。這讓諾依曼認為IPO路演是成功的。諾依曼沒有預料到的是,在大肆宣傳之後,分析師和投資者意識到他並沒有給出任何真實的數字。投資者們已經私下切切私語,說公司業務並不穩定。更大的擔憂隨之而來:7月中旬,《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WeWork聯合創始人通過出售股份和貸款套現至少7億美元》。在華爾街看來,這是一個主要的危險信號,表明投資者對We Company的前景缺乏信心;同時也對董事會的監督提出質疑。諾依曼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表示:“亞當獲得了5億美元的信貸額度,這樣他就不必出售股票。這實際上是長期持有公司股票,並對公司未來充滿信心。”

與此同時,一些投資者了解到,We Company最早的風投公司標杆資本並沒有參與後續的融資,這意味著其並沒有增加對公司的投資。據一位內部人士透露,標杆資本合夥人、We Company董事會成員布魯斯•鄧利維(Bruce Dunlevie)越來越擔心諾依曼的行為和判斷力,包括諾依曼在IPO之前套現股份的決定。

公司成立多年來,來自銀行家、金融家和房地產大亨的反饋都很積極,這讓諾依曼很難理解這些負面言論。今年4月份鄧列維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還沒有在水面以下發現雷。”“公司很幸運,沒有發生真正負面的事情。”

都是凡人

最終,諾依曼於2019年8月14日上午發布了We Company的招股說明書。他沒有預料到華爾街的反應。招股說明書幾乎立刻就被業界裡裡外外嚼爛了,分析師們開始更多關注該公司的問題:巨額虧損——僅在2019年上半年就損失了9億美元;諾依曼對公司的巨大控制權——他的投票權是其他人的20倍;麗貝卡在公司未來發展中的核心角色;47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由於批評人士指責軟銀首席執行官人為抬高了We Company的估值,不僅諾依曼受到了嘲笑,孫正義也被拉下水。8月底諾依曼飛往東京與孫正義交涉。他們共同討論了軟銀提供更多資金的可能性,看是作為IPO的一部分,還是直接取代IPO。與諾依曼密切合作的內部人士表示,他仍在期待孫正義來拯救他。

此時的諾依曼並不知道自己很快就會失業。9月18日,《華爾街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有關諾依曼行為的報導,其中包括他在一架國際私人飛機上吸食大麻的軼事。孫正義在加州帕薩迪納參加投資組合首席執行官峰會時得知這個消息,這讓他坐立不安。畢竟大麻在日本是非法的,而且跨境毒品運輸表明諾依曼缺乏基本判斷力,並會引來責任問題。

在緊張局勢持續數周後,很多投資者要求諾依曼辭職,其中也包括孫正義所任命的董事會成員。9月24日,諾依曼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諾依曼的統治結束了,”一位內部人士表示。諾依曼和麗貝卡的辦公室很快被改造成了公共會議場所,麗貝卡的粉色沙發和諾依曼的衝浪海報都不見蹤影。至於諾依曼和孫正義的關係,麗貝卡於10月16日通過發言人發送的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和孫正義以及他的團隊保持著定期聯繫。”10月下旬,孫正義敲定將以9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We Company,並剝奪了諾依曼的任何公司角色或權力。

在諾依曼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後,孫正義迅速開始對We Company采取行動。他在東京的一家WeWork辦公地工作了四天,對公司業務的每一處都進行了調查。孫正義和他的團隊分析了WeWork成員使用空間的頻率和時間。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最終我們意識到,並非所有人都一直在工作。”“所以你可以像航空公司賣機票一樣出售辦公空間。”他們現在正在修改公司的戰略和運營,目標是在18個月內實現現金流入並盈利。

孫正義在WeWork辦公地呆了一周後,飛往沙特阿拉伯面見本·薩勒曼。他們在紅海海岸邊的一艘船上相遇,凝望著新打下的地基。據知情人士透露,到目前為止,這裡有高爾夫球場、一座宮殿、一條飛機跑道和一些餐廳。接近軟銀的消息人士表示,公司正在與沙特就第二隻願景基金進行積極談判。軟銀已經承諾投入380億美元。

11月6日,軟銀報告當季淨虧損64億美元,這是軟銀集團14年來首次錄得季度虧損,其中願景基金錄得近90億美元的運營虧損。在回答一位金融分析師關於WeWork和孫正義對諾依曼信心的問題時,孫正義坦言:“我還是太寵溺亞當了,又一次得到了嚴厲的教訓。”但總的來說,孫正義並不甘於失敗,他說每次失敗會帶來數次成功,並將自己的投資記錄與其他風險投資家進行了對比。“道路沒有改變,願景沒有改變,戰略也沒有改變,”他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繼續前進,繼續前進。”

隨著孫正義的前進腳步,其他一些投資項目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資源,比如自稱是“世界上增長最快連鎖酒店”的Oyo。創始人阿加瓦爾在孫正義的幫助下積極擴張業務。過去的兩年裡,Oyo已經打入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目前已經在美國的21個州和60個城市開展業務。今年8月份,阿加瓦爾收購了拉斯維加斯的貓頭鷹賭場酒店,並宣布將斥資3.35億美元在歐洲進行業務擴張。

更重要的是,去年10月阿加瓦爾宣布計劃從紅杉資本和光速資本這兩個早期風險投資者手中回購價值20億美元的股票,此舉大大提升了Oyo的估值。這筆通過其他投資者融資的交易,將該公司的價值推至100億美元的新高。在阿加瓦爾身上,孫正義似乎又找到了一個更年輕的自己。(皎晗)

「矽谷封面」系列是為科技圈大咖訪談、重磅研究報告和大公司深度調查等匯總的欄目,旨在為科技資訊愛好者提供最有思想深度的優質好文。

獲得更多的PTT最新消息
按讚加入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