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時，也偶爾會有書法課（那時候叫“寫大字”）。老師拿來張黑不溜秋的字帖就讓我們照著寫。模糊的底版上印著幾個看起來癡肥的大字，不僅字口不清晰，連起筆收筆在哪裡都看不明白，遂不喜。這一下子就好幾十年沒碰過毛筆。
人到中年，才見到日本於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中國碑帖出版物，包括複製品，馬上好像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敢情以前見到的是一個假的顏真卿！原來，他根本不是一個什麽肥腫難分的癡漢，而是一個兼有健美體格與高尚精神的“人”，如果要類比一件藝術品的形象，雅典考古博物館的那件著名的宙斯青銅雕塑或可比擬：站在他面前仰望（實物較為龐大），湧進腦海的是這樣一些詞匯：威嚴、高貴、靜穆、沉著……然而又充滿人性魅力。
喜歡“差不多”、“湊合”的國內書畫出版界，在相當長時間內可不是大眾的福音或啟蒙導師。當然，對於高階人士或玩金石的內行來說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管道看到佳拓。但如此一來，對於沒有機會接觸到書法真諦的我等尋常百姓來說，就會造成視覺認知偏差，乃至影響一代人。例如，如今很多中老年人，一上手寫顏體就寫成“墨豬”，一寫歐體就寫成“田楷”。偏偏他們在基層有著關於書法的話語權，如果將書法教育普及成“寫字”而不是“審美”，那還不如不普及。
所幸的是，年輕一代在逐漸打破這種格局。雖然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也在逐漸滑向油膩，但畢竟如今看到貨真價實的東西已經不再是難事，國內出版物也在逐漸做得精細起來，可以說，對於作為藝術之書法傳播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
例如，正在日本東京博物館舉辦的《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就吸引了很多國內書友前去觀摩，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的一代。
不能將此酸為“附庸風雅”，即便如此，那也是好事，因為這除了熱愛，別無解釋。
再說了，在此展穩居C 位的顏真卿《祭侄文稿》，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書法文物中最重要的作品，重大意義超過北京故宮神龍本《蘭亭序》，或者日本宮內廳藏唐摹本王羲之手劄，為什麽？因為它是真跡，這就將摹本拉下一個等級，包括托名在顏真卿本人的各種作品中，它又是唯一的墨跡真品。同時展出的墨跡《建中告身貼》，是否顏真卿親筆，一直有較大的爭議，並有越來越多的觀點傾向於認為，這件作品的水準離顏真卿尚有一段距離。能目睹一千年前這件偉大的傑作，本身就是意義。
那麽，是否可以將“到日本看顏真卿”理解為前去“朝聖”？
這就是個複雜的問題了。畢竟，東京博物館此次的展出，大有將王羲之拉下馬，將顏真卿“封聖”的意味。
但是，已經是2019年的我們，是否可以不去重複古人的觀點？因為那是他們的視角和立場，為什麽不能重新去審視這個“聖”呢？
實際上，歷史上的顏真卿已經被多次封聖了。
且不說極其可疑的“字品即人品”之說，將他與儒家文人士大夫道德準則捆綁，不由分說將他解釋為一副濃眉大眼的樣子；作為孔子第一大弟子顏回的後代（據稱），顏真卿和他的家族長期被作為封建帝王王道政治的樣板，按在首都的中央，忠臣啊忠臣，不容得有一點瑕疵。見過西安碑林的《顏氏家廟碑》嗎？這個顏氏的家廟，就在長安城的核心地段，他們作為思想道德標兵，在那裡被一路掛出去展覽。
剛正、沉著、堅毅，這是美好的品格。忠君，這是王道政治的修辭。在這種修辭的背後，我們對這個“人”又了解多少呢？
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被忌恨他的朝中大員送到叛軍中去“勸降”，據說這是因為他“德高望重”，這種政治手腕有什麽新鮮嗎？這不就是先道德綁架，然後再借刀殺人嗎？所以，他果真是被“叛軍”勒死的嗎?
這樣重要的一位文化、政治人物，《新唐書》對他的記載卻只有短短一篇，這又是為什麽？
《祭侄文稿》難道是“忠君”的表率？它難道不是人性的表達，一個老人悲憤的呼喊嗎？通過筆墨，我們聽得到這個晚年失獨的老人如同李爾王一樣痛徹心扉，聽不到他對“王道政治”的失望嗎？
“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複。”
這哪裡是死於安祿山之手，分明死於“自己人”啊！
顏杲卿收復土門，派兒子顏泉明到長安報捷並求救兵，途中被太原尹王承業扣押，王承業想冒功升官，遂擁兵不救，顏杲卿與顏季明苦戰三日，矢盡糧絕，顏杲卿先被斷一足，後又被凌遲處死；顏季明只剩一頭顱，顏氏一門被殺三十餘人。
字字泣血，說的就是這種吧。
反而掩蓋不住的，正是顏真卿人性的光輝吧，即便在汙濁的環境中，他也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德行”。
所以，如果封聖即“複古”，將沉渣當作美德，潰爛之處，豔若桃李，那將何其可笑！
但是，如果“朝聖”指的是我們將親眼目睹中國書法的珠穆朗瑪，那無疑是成立的。
畢竟，能親眼目睹顏真卿墨跡的，自古以來也沒多少人。因為他留下來的大多是碑刻，時間抹去了很多光暈，而善於“透過刀鋒看筆鋒”的人也並不多。
世人對顏真卿的印象往往止於“博大”。然而，並不是尺寸大就是“博大”，那是江湖書法家的理解；博大是一種氣度和格局。書法的確能體現一個人的格局，他的綜合修養，以及審美傾向。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失去精細——顏真卿恰恰在細節上，經得起考驗與推敲，能大聲疾呼，又能悄聲細語，蘇東坡對顏真卿書法有個恰當的評價：雄秀。
雄壯與秀雅，這似乎對立的美學風格，完美統一在顏真卿的書法中。秀雅，並非指《多寶塔碑》那種整飭和一筆一畫的抄經體風格（在此沒有貶義，因為他的抄經也很高級），更多指的是筆端流露出的深厚學養，例如他對漢隸與秦篆的化用，對古文字的借鑒。尤其到了中年以後，他的這種學養化成的“秀雅”更加醇厚，用筆更加自出機杼，很多字似乎不經意寫成，卻帶有盎然的古樸意味。這一點，要知道多少後來人在學，卻無人達到他的高度了。例如前不久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董其昌，臨摹了他的《裴將軍詩》，臨作和碑帖放在一起那麽一對比，貴為明朝第一大家，卻在原作前現出薄弱了。再比如，《建中告身貼》後面蔡襄的那幾行顏體的“跋”，雖然蘇東坡尊其為“宋朝第一”，卻也顯得力不從心了。
“雄秀”，當然是可以擬人化的，只要不是動輒上升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就好。就好比一個“陽剛”的男性，當然可以與“高雅”並行不悖。有太多的人將“陽剛”等同於粗俗了。“雄秀”本身首先便是一個充滿了人性、人格魅力的“人”。正如日本著名書法藝術家井上有一對他的理解，他的每個字都是一個大寫的、站立的人。井上有一一生臨寫《顏氏家廟碑》不輟，看看他的臨寫，頗得顏魯公骨力，而他本身那些帶有抽象表現主義意味的書法，那一個個“貧”字，也仿佛一個個不屈的人，不正是得益於此嗎？
文| 河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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