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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成“滿大人”,觀眾忿忿的到底是什麽?

7月21日,漫威宇宙第四階段計劃發布。首位華人漫威超級英雄電影《上氣》公布了主演陣容,片中大反派“滿大人”一角由梁朝偉飾演。華裔男演員劉思慕和中韓混血女演員林家珍分別飾演男女主。

片單一出,幾乎遭到了國內觀眾一致反對。網上不僅已經掀起了一股抵製《上氣》的聲浪,憤怒還燒到了梁朝偉身上,大量民眾開始控訴其“辱華”。

這種反應,究竟是合理憤怒,還是過度敏感?我們究竟應該以一種怎樣的態度去面對《上氣》呢?

解構《卡薩布蘭卡》

當我們娛樂他人的時候,遞過去一瓶酒,和把他直接灌醉是截然不同的。美國電影就是讓全世界神魂顛倒的迷藥。

——英國批評家歐內斯特·貝茨

不同於廣播、媒體這種直白文本,電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綜合娛樂系統。如今已經是2019年了,考慮到全球票倉和“政治正確”屬性,出現明面上的台詞冒犯,可能性並不大。值得重視和警惕的,恰恰是潛藏在“娛樂性”表面之下的潛文本。

而對這種潛文本上的解讀,是有門檻的。因此,在談論《上氣》之前,不妨先從另一部經典電影出發。

在2011年清華大學常江博士所著《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中,對奧斯卡經典電影《卡薩布蘭卡》做了詳細的文本解讀。

《卡薩布蘭卡》情節並不複雜:1942年的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當時摩洛哥名義上處於維希法國統治下,但事實上處在納粹和蓋世太保的陰影中,成了多重勢力的角鬥場。此地匯集了成千上萬自歐洲國家逃亡而來的難民,他們都夢想著獲得一張出境許可,飛往自由大陸:美國。

故事的男主角瑞克是一名美國人。其經營著一家酒吧,並意外獲得了兩張價值連城的許可證,可以將任意兩個人送出卡薩布蘭卡,前往美國。

這時,捷克地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維克多,帶著挪威妻子伊爾莎逃離蓋世太保的追殺,來到了這家酒吧。

伊爾莎其實是瑞克從前的戀人。巴黎淪陷前,兩人曾相約一同逃離,但伊爾莎卻最終食言,傷心欲絕的瑞克只得黯然離去。此次重逢,令瑞克重燃了再續前緣的希望。

但伊爾莎並沒有同樣的想法。她夜訪舊情人,卻是懇求後者站在正義的立場,將通行證送給維克多,協助其繼續進行抵抗運動。

在理智與情感的多重掙扎下,影片最後,瑞克做出了選擇——將兩張通行證給了維克多和伊爾莎,放棄了離開卡薩布蘭卡的機會,目送兩人的飛機離開。

在書中,常江博士指出,除了表面的故事本身,片中充滿了諸多隱喻,同時也有著高度的象徵意義。

整部電影中,除了瑞克的扮演者亨弗萊·鮑嘉,其他主要演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二戰爆發後,由歐洲逃亡至好萊塢發展的明星。而劇本的主要場景,酒吧,也是一個匯聚了各色人等的雜亂之地。

不難看出,這個酒吧,正象徵著當時的世界。

而在這個小世界裡,美國人瑞克是領導者,也擁有事實上的決定權:分配通行證的權力。

在個人性格方面,他雖然顯得放蕩不羈,左右逢源,卻又有著堅不可摧的原則。這是好萊塢一貫推崇的男性形象,也是“美式精神”的一種代表。

影片開始,瑞克對面衝突的“事不關己”和猶豫,象徵著美國在盟軍和法西斯之間搖擺不定的中立態度;而當他送走自己心愛的女人,決定加入法國抵抗部隊時,也恰恰代表著美國擺脫了中立國策,參與到了反法西斯戰爭之中。

更有學者如此評價:

瑞克這個人物,簡直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化身。起初,他懷著賭博的心態來衡量參戰的利弊得失。直到某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他自身的崇高品格也出現了大爆發。於是便義無反顧地關閉賭場,奔赴前線,為人類的幸福貢獻一切。

彼時,美國也是少數幾個沒被戰火波及本土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這個形象並沒有在影片中直接出現,但在概念上,卻貫穿了影片始終,成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自由象徵。

這部影片的出現,相當於給所有飽受戰爭折磨的觀眾打了一劑強心針。在愛情、犧牲等多種崇高概念的包裝下,美式精神就這樣悄然植入了觀眾心裡。

消解與重構,吸納與征服

《卡薩布蘭卡》是影史上罕有的,同時兼具了政治性、娛樂性、藝術性三者的影片。不但拿了第1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同名主題曲更是從此風靡全球,成為了傳世經典。這些成就,都不可否認。

電影裡的浪漫歸浪漫,但對於摩洛哥當地人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二戰時期,摩洛哥本身是個殖民地,戰爭同他們在事實上無關。於他們而言,民族獨立才是更為緊急的命題。

而在電影中,卡薩布蘭卡這座城市原本的歷史完全被消解了,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下,它被重構成了一連串新意象: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二戰的轉折點;從“混亂地獄”到“自由樂土”之間的階梯。

在漫威中,這種文化上的消解和重構依舊存在。根據《漫威之父史丹·李》一書記載,二戰期間,史丹·李應征入伍,為軍隊製作影片劇本、海報和宣傳手冊。

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他。近些年,儘管受到“政治正確”的影響,電影中,少數族裔面孔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但不難發現,整個漫威系列,都是“美式主旋律”和“美利堅民族性”的呈現。而復仇者聯盟中的代表人物“鋼鐵俠”,在人物性格上,或多或少也顯現出來《卡薩布蘭卡》中“瑞克”的影子。

這一次的“上氣”事件,網友之所以感到不適,並不是單單因為“傅滿洲”死灰複燃,或男女主角人選“長相代表不了華人”。事實上,我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基於商業考慮,好萊塢一定會將“滿大人”的形象同“傅滿洲”盡可能地做出割裂。至於審美上的差異,更不過是細枝末節。

真正令人不適的深層原因,在於漫威構建的這一套話語體系中,將整個華人族群納入到了“為美利堅價值觀服務”的地位上。倘若只有劉思慕、林家珍這兩位土生土長的美國亞裔,倒也罷了。但梁朝偉,華人電影界一位兢兢業業的影帝,也選擇出演“傅滿洲”這樣一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符號,不免令人唏噓。

如此一來,無論從是電影本身的文本意義,還是從演員選擇造成的社會意義上來看,在事實上,這又成了美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又一次消解與重構、吸納與征服。

對民族性的重視

所謂自由競爭,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一套說辭……最終支配著政府與電影業關係的,仍然是意識形態與資本的共同利益。(Miller,et al, 2001)

——引自《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

西方文化對華人文化的吸納與征服,並不稀奇。歷史上,大概可以把這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排斥/接受的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眾多華人逃至美國,從事底層工作。這時,銀幕上的華人形象多是底層工人,屬於邊緣群體。

為了紓解被搶走工作崗位的底層白人情緒。媒體開始宣揚“黃禍”概念,“傅滿洲”也是這一階段的產物。但在另一方面,華人女性又被塑造成白人男性的征服對象,充滿異域神秘風情。代表作為《蘇絲黃的世界》;

第二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李小龍入局後,將華人男性軟弱無能的刻板印象打碎,開始了好萊塢持久的功夫熱潮。但這些角色多流於技法層面,有“拳腳功夫大於人物性格”的通病,一度形成了“中國人都能打”的新刻板印象。後繼的成龍、李連傑都沒能逃離窠臼,反而走了下坡路,出現了諸如《狼犬丹尼》這樣令人頗為不適的作品。

這是刻板印象打破,又重建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從2010年《阿凡達》在國內拿下13.39億人民幣票房開始。好萊塢見識到了大洋彼岸這個市場的巨大潛力,同時期的諸多大片,都出現了中國人的影子。

這種“出現”是一種基於市場的刻意討好,但本身有嚴格的限制。通常的情況是:在美國人的主導下,中國人以一個輔助者,或者技術工種的姿態出現,協助美國人達成其目標。代表作為《環太平洋》《地心引力》。

這是一個重新接納,確立地位的階段:出於市場考慮,我可以帶你玩,但你只能做我的附庸;

如今,《上氣》的拍攝計劃一出,再加上去年的《摘金奇緣》,和更早時候的美劇《初來乍到》。不難察覺,我們已經快速進入了第四階段——華人的整個文化生態,都要在影像中被進行一次徹底重構。

換言之,這一次,好萊塢精英們要爭奪的,是對華人文化的解釋權。需要解決的,是這樣一個本質問題:華人的文化,究竟應該是一個獨立於西方文明之外的體系,還是應該被吸納入西方文化,成為附屬於後者的一分子?

時至今日,很多影視行業的從業者依然有這樣一種觀念:電影是一種藝術,而藝術是無國界的。

很多觀眾也覺得:觀影是我的自由,誰都不能剝奪。無論《上氣》是否涉嫌辱華,它都只是一個娛樂產品,無需大驚小怪。

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縱觀歷史,所謂“互相尊重”永遠只能發生在平等的兩個文化體之間。而好萊塢的成功,恰恰是源於其對“美利堅民族性”的重視。

美國的高明之處在於,在影視作品中順應了其“移民國家”的體質。不僅強調了民族性,還同時強調了世界性,吸納了更多的基本盤。他們的創作邏輯是:美國性就是世界性,也就是普遍人性。反過來,為美國服務,也就是為全世界服務,為全人類服務。

這套推論成立嗎?顯然不。

根據加州大學UCLA《好萊塢多樣性》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在450多名好萊塢高管中,96%是白人,87%是男性,平均年齡為65歲。擔任導演職位的白人佔比82%,男性佔比 94%。而編劇是88%的白人和87%的男性。

1923年4月,第一部同步有聲電影在紐約公映。直到現在,將近一百年過去了。技術迭代了無數次,演員也來了又去,表面上看,銀幕上的少數族裔越來越多。但在背後主導創作的,依然是一群白人男性。

表面是對文化話語權的爭奪,背面,依然是種族之爭。

而大洋彼岸的我們,倘若不重視自身的民族性,並不意味著就成了“世界公民”。對於知識體系建構不全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輕易拋卻自身的身份認同,也不過是一頭栽進了由少數白人主導設計的另一種話語體系而已。

娛樂的力量

美國電影是為公民提供信息和娛樂的最強有力的媒介。只要不與國家安全發生衝突,就要確保電影業享有充分的創作自由。我反對任何針對好萊塢的審查政策。

——羅斯福

對這種外來的話語體系,我們自然需要應對。但濫用行政命令對外來文化產品進行粗暴阻隔,本身就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反而在對方極力宣傳的這種“多元化”和“包容性”面前天然敗下了陣來,顯得更沒底氣。

在這方面,羅斯福的遠見令人欽佩。他一直深知,只有以純粹娛樂的形態出現的宣傳,才是最有效的宣傳。正因此,二戰時期,他還專門委任了一名記者,負責協調白宮與好萊塢之間的關係,一方面要求好萊塢支持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協助好萊塢規避《海斯法典》的審查。

換言之,美國電影之所以勝利,正是在將自由創作和政治宣傳之間做了極佳的平衡,用娛樂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傳遞了政治信息。

這背後,需要的是全美國娛樂精英、傳媒精英、政治精英三方持久、有默契的通力合作,絕非一日之功。

時至今日,達爾貝達(卡薩布蘭卡)依然是非洲大陸最著名的城市之一,這座城市,從此永遠與自由、流浪、漂泊等種種浪漫概念綁定到了一起,不斷地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遊客前來朝聖。

可以說,以美國為核心的新世界話語體系,對“卡薩布蘭卡”這個概念進行了一次徹底重構。通過一部電影,重構一座海外城市。這一點,中國電影還從未做到過。

但好的趨勢已經開始了,近年來,《戰狼》《紅海行動》《流浪地球》乃至《哪吒》的出現,正在一點點改變現狀。《哪吒》脫胎於《封神演義》,大有改編成“封神宇宙”的潛質;而《流浪地球》則依托劉慈欣的厚重世界觀,對傳統的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進行了一次小型的顛覆。

而未來,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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