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李穎迪
編輯/何瑫
攝影/蘇裡
海報設計/張永
運營編輯 /谷粒多
微信編輯/尹維安
陳思停下了電動車。他看見一雙白色的雜牌運動鞋，叉開著在南京長江大橋的紅色方格地磚上形成一個不標準的“丁”字。
這不是他第一次看見被遺棄的鞋子了。鞋子在他眼中往往意味著死亡，黑色高跟鞋、淺綠色系帶涼鞋，有時還會從鞋子裡滑出一個翻蓋手機和一封遺書。從2003年開始，陳思每個周末都會來到南京長江大橋尋找那些企圖跳橋自殺的人。15年過去，他51歲，已經在日記裡記錄下了350個被救者的經歷。
警察很快為了那雙白色運動鞋趕來，陳思對他們說，不是我報警的，20分鐘前，我來這兒巡邏時並沒看見有要跳橋的人。水上警察船也駛過來打撈屍體，沒有任何發現。
橋欄旁還有一個三角式的淺色擦痕，上面散落著兩塊一元錢的鋼鏰。三角擦痕是更為隱秘的信號，陳思也總在大橋北堡往南數的第13根玉蘭花燈柱旁看見它。那兒是大橋主橋的中界線，江水最深，人倚靠著欄杆，視線只會擁有廣闊江面上魚鱗波紋閃著的白光。如果陳思探出頭去，看見靠近江面的欄杆外側同時變淺，“妥妥有人下去了”。
不過，江風會源源不斷吹來新的灰塵，生命最後的痕跡，也只能停留半天。
曾和陳思一起巡江的志願者周林還記住了一雙黑色軟皮鞋，“中年女人喜愛穿的那種”。那雙皮鞋被過路的電瓶車一直從欄杆邊緣擠到中間，鞋面上軋滿胎痕。很快，清潔工上橋，把鞋子撿走了。
“淡季”
“人活著是為什麽啊？”
這是那個黑衣女人開口說的第二句話。此前陳思和我正在離長江大橋不遠處的廢棄碼頭上閑聊，看到她坐在一塊棱角分明的土房基石上，用手捂著右臉時，陳思忽然停下，“這人不對勁，她用手擦鼻子，有鼻涕就肯定有眼淚。”
我們在3米開外的石頭灘等待了幾分鐘，又走近。陳思迅速用江裡的魚和女人拉近距離：“大姐，你在這兒看釣魚嗎？這裡沒魚吧？”
女人抬頭看我，瞳孔外側滿是血絲，她輪流用雙手把眼淚和鼻涕抹去，抹在褲腿和沒有牌子的黑色運動鞋上。她回答，“這裡沒魚，那魚得去旁邊的彎彎裡。”
當女人開始質疑活著的意義時，陳思確認這是一個想要自殺的人。他轉而開啟了勸人模式：
人活著就是為了上有老下有小，給小孩活出一個榜樣來。說句良心話，死了又圖什麽？死了也不知道享福還是受罪。生氣死了是仇人高興，親人倒霉。這個世界上人就得要抖抖眉毛立立志，自己跟自己倆較勁，好好活著。我不相信這個世界能有過不去的坎。吃人一次虧，吃人兩次虧，都認命了。
女人並不排斥與陳思對話，她哭著說，“為什麽小孩對我們這樣？心都給小孩了，沒用，死了一了百了。”陳思又繼續回答：
你這才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最倒霉，做小人的時候受老人罪，做老人的時候受小孩罪，一輩子都受罪。對待小孩要有辦法，什麽辦法？該是我的事，孫子該我帶我不爭，但我要給自己過好，我給自己吃滋潤的，對吧？
我坐在一旁，插不上話，女人終於開始張嘴傾訴。她是一個典型的農村母親，與丈夫每天砸牆刷漆把兒子供上大學，買江景房。現在丈夫打工還房貸，她帶孫子，兒子卻因同事換車，也想要父母把自己那輛十萬元的車換掉。她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打電話給丈夫，接通後馬上辯白，自己正在江邊玩耍，又忽然大哭，“我真的很累啊。”
陳思衝著手機喊，“她在江邊哭，這兒冷，都是薄泥，快喊兒子來接。我們看著她。”女人趕緊打斷，“我不要兒子來接！”她用陳思都聽不懂的方言傾訴著，半小時後，她按下掛斷鍵，起身，說自己要回家了。
目送黑衣女人的離去，陳思轉頭說，“她不會再回來自殺的，剛我說的那幾句話，夠她用了。”又總結起來，“高產階級我還沒救過，人家死也不讓你看見。中產階級，一般也不會願意和你說話，直接跳的最多。只有像她這樣的無產階級才反覆徘徊，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
不過，陳思很少能像以前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救那麽多人了，此時大橋仍處在自2015年底開始的維修封閉期，“以前最高峰時一天能救4個人，現在是‘淡季’，一個月也救不了這麽多。”
某種意義上，這座從1968年通車，曾被看作“東部地區交通的關鍵節點”的大橋擁有了一個附屬的功能：它成為了城市裡承載死亡的漏鬥。角落裡隱藏的試圖自殺的人們走出家門，會聚在南北兩端的引橋，他們一步步路過20根玉蘭花燈柱，隨後正式拐一個九十度的直角，來到大橋的橋頭堡和工農兵雕像。接著他們將要作出選擇：是繼續徘徊，還是直接墜落。
曾有一個男人站在橋欄外半小時後直立跳下。那是11月，秋天，橋邊縈繞著白色的迷霧，他陷入迷霧中，身體慢慢變斜，雙手撐開，在與氣流極速的摩擦中，他忽然翻轉了身體，最終以背影擁抱江面，撲通一聲，濺起了三米多高的水花。50米的墜落時間，不超過3秒。
他穿著厚羽絨服，沒有立刻沉入水底，過路的漁船將他拉起來，西褲上的皮帶都被衝開，露出了肚皮。不幸的是，他的內髒已經被江面拍碎，兩個小時後因內出血搶救無效死亡。據南京市心理危機乾預中心主任張純統計，已經有超過2000人選擇從南京長江大橋跳入江裡，幾乎沒有人能夠生還。
陳思走上大橋救人的第一個周末，就開始按時在本子和部落格上連載《大橋日記》，他寫下了他遇見的自殺者們走上大橋的原因——
最常見的是為情所困的人，穿紅色呢子坎肩婚服的新娘爬上欄杆，她憤怒於被指定結婚的丈夫在新婚夜帶來另外一個女人，被陳思抱下時，一隻帶塑料高跟的紅布鞋掉進江裡，露出了她粉紅色的襪子。另一個丈夫出軌的青島女人，在絲襪裡藏了一張存有二十萬的牡丹銀行卡，準備用此陪葬。
金錢和疾病是更為現實的困境，一個男人滿臉淚痕，上半身橫過橋欄，被陳思救下時左手死死抓住欄杆，怎麽也拉不動。趕來的弟弟說，他栽在2008年的股災裡了。2014年，陳思在兩個月內救下了5個溫州人，其中一位女商人抱著南堡的電線杆不願意下橋，最終一輛上海牌照的別克君威前來救駕，兼任司機的姐妹說，失敗是暫時的，我們這麽大的家族還怕爬不起來？
患有婦科病的女人在江邊撕扯著自己的頭髮，貶斥自己為性無能者。身穿病服嘴裡叼煙的老人，說自己是腦瘤已到晚期的無用人，被救下後，他趿著拖鞋讓陳思從橋中間攔下一輛136公車，決定再去見江北的孫女一眼。那位隨身帶著印有“陰性”的檢查單，卻堅信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福建男人痛罵陳思：連你也不相信我！
還有那些更為細碎的事件也參與推動了生命的齒輪。一個癌症病人選擇跳橋，是因為前夜護士給他調換了病房，讓他認為自己已永遠不可能再有康復的機會。
在這座橋梁上面對長江，人類的自毀傾向仿佛被放大了。志願者蘇南這樣描述自己趴在欄杆上的“墜落欲望”：水面仿佛離自己越來越近，有時感覺不過只有兩三米，“靜止的”波紋觸手可及，或者趕緊離開，或者直接跳下去。
被陳思救下的時峰走上大橋前，告訴妻子自己要到外地去一趟。實際上，時峰默默走上大橋，沒有帶手機、身份證，“想自己什麽都不帶，跳進江裡，也不會給任何人留下痛苦”。一些人甚至專門從外地趕來，常州的吳女士流著淚問陳思，剛才看江面的水波浪上每個浪花都有顆星星，現在怎麽沒有了呢？
曾為南京長江大橋自殺者舉辦五次展覽的藝術家邱志傑說，“1968年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東風號萬噸船下水、氫彈爆炸，還有一件就是南京長江大橋通車。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建立在工業成就上，被建構的意象一以貫之，很多中年人失敗的時候，就會選擇在這樣一個‘獎狀’風景去結束自己的生命。”
中止自殺
黑衣女人答話時，陳思悄悄走向她的右側，從口袋裡掏出手機，向右滑過螢幕，對著她的背影偷拍了一張。
女人並未注意到陳思的動作。我後來問他為什麽要拍照，陳思回答，要防止救人被拖下去，或者失手沒救上來人，又說最早分不清自殺者和遊客，一天衝過去認錯十幾個，被遊客罵，想著拍照自己回家分析，慢慢形成習慣。開始是拿一台外國人送的小小數位相機拍，揣口袋裡，看到人了車停下，哢嚓一下。
在陳思的部落格和朋友圈裡，有接近一百張被救者的照片：流著淚的人，嘴巴乾裂長泡，背影十分鐘一動不動的人，多是陳思眼裡的重點關注對象。被家暴的女性更為顯眼，一位女性左手腕有一道剛結疤的刀口，她曾為了逃脫丈夫的拳頭睡過稻草垛。江北的宋女士被救下時，右胳膊上布滿青紫色瘀塊，太陽穴下方還有一個雞蛋大的腫包。那些在“危險的”春秋雨季中不打傘的人們，往往也一打一個準。
陳思說，去年妻子把他存在電腦上的一萬多張照片給“修沒了”，他原本打算用那些照片好好研究，“自殺的人留下的鞋子怎麽擺放，都有心理學上的道理。”
不過，照片裡的人們從正面慢慢變成了側面和背影。有媒體曾經直接轉載了陳思的日記和圖片，“後來好幾個人打電話給我，陳大哥你不能這麽搞，被家裡人看到多難看？我說我要記者打馬賽克他們忘了，以後就不拍正面了。”
照相是救人環節裡最輕鬆的一環，徘徊的人們多數對這個打斷他們思考人生最後一程的人懷有敵意。嘴唇發青的女人被陳思拉了一下胳膊後，直接把腳踹向了陳思的襠部。還有一個中年男子上半身探在橋欄外，用鞋帶把黑色皮包綁在右手手腕上。等陳思停下車穿過馬路，他馬上退後，斜著眼蹲下來，解開鞋帶慢慢穿回皮鞋，往北堡走去。等陳思試圖掏一支煙給他時，他憤憤地罵：死一邊去，我有煙。
當人們開始攀爬欄杆時，陳思就顧不上那麽多了。68歲的喬平已經把右腳搭上了欄杆，陳思立馬停車，脫下自己紅色的志願服，一隻手撩著，一隻手指向要跳橋的老人，從大橋上四道擁擠的車流中擠了過去。他環起手來卡住喬平的腰，將他拽了下來。
被志願者看成“渣男收割機”的女孩卉卉，正準備和子宮裡那個永遠也不可能出生的孩子一起結束生命。她的一隻拖鞋正慢慢往上挪，陳思從腋下扛住她兩個膀子，感覺像抱了一條垂死的大魚，“頭動尾巴甩甩就算了，沒有勁。”
一個男人迅速翻過橋欄，兩手在身後撐著欄杆，長吼一聲。陳思和另外四個路人一起把男人拖下來，然而他幾次用頭往欄杆上撞，又突然閉上嘴巴，咬自己的舌頭。陳思用手鎖住他的喉嚨，但還是看到嘴角已經流出血來。隨後到來的醫務人員告訴他們，這個男人的舌頭已經被咬斷了三分之一。
最初，陳思坐公車上橋再步行來回，後來換成別人捐助的助力車、摩托車、電動車。救人常來不及上鎖，電動車的電瓶被偷去五六次。另一個丟失相當高頻次的是望遠鏡，最讓他心痛的是南京大學Karen教授送給他的那個，正橋長達2公里，陳思站在南堡使用高倍望遠鏡，能看清楚北堡路人的表情，“我把人控制好，回來取車，才發現被撬走了。”
大多數時候，路人們往往對這些散發著死亡氣味的人避之不及，陳思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有時候我對路人充滿了恨意。”
近20個路人正在圍觀陳思和志願者王銳鋒。那之前，他們兩人一同拽住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直到陳思大聲呼救，才有人緩過神來，一起用皮帶、鞋帶，還有民工的安全帶，把他牢牢地捆在了橋欄上。
那位杭州大學的畢業生只在橋上留下了一台蘋果筆電電腦。20分鐘前，陳思看見他席地坐在人行道上，敲著電腦鍵盤，但遮掩著螢幕不給他看，又撕碎了一些照片。可陳思手裡還有一個剛救下的安徽女人，僵持中，陳思呼救的過路市民沒人停下，他決定先帶女人前往南堡。等陳思趕回來，只看見旁邊的老人打電話報警：剛才一個男孩已經跳下了大橋。
還有一個紅頭髮的女孩騎上橋欄時，陳思發動助力車，但油門加得太猛，發動機到處漏油打不起火來，只好跑步前進。在離女孩200米的時候，她跳下江去，身影在水中衝過50米，還能聽見女孩喊救命的聲音。
一個浪打下來，水面終於又歸於平靜，陳思再也沒見到她，連那紅顏色的發絲也再沒能見到。
陳思說，那天晚上他夢到江水形成巨大的漩渦，女孩就在眼前墜落。自己在橋上邊跑邊喊，差一點兒差一點兒，到了到了。陳思被老婆推醒，問你怎麽腳踢手刨像跑步一樣？他驚坐起來，才發現背上出了冷汗。後來他還夢見這個女孩許多次，“但不再是紅頭髮，而變成了黑頭髮、綠頭髮。”
“我是南京陳思”
第一次上橋，陳思做了一個讓人意外的舉動：他特地帶上前一個周末列印好的一塊愛心形狀的塑料牌，上面寫著：“全社會都來關注自殺者。天無絕人之路，退一步海闊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底下還印著他的家庭地址和私人電話。
陳思站了一個小時，沒有發現情況，他又主動找到一對等車的夫妻提問，“你們說我手裡這塊牌子有沒有作用？”男人對他說，可能口號作用不大。女人接著說，看你白白胖胖，可能是個公務員吧？也難怪，如果不是競爭激烈，誰會想到來這裡活受罪呢？
不過橋上風太大，那塊紅色愛心牌最後被刮走了。
我最早見到陳思時，電動車車頭用紅色的臨時貼印著“關愛生命救援車”、“善待生命每一天”。“救人得正式點”，他說。陳思穿著黑色的西褲和皮鞋，皮帶被肚腩撐起來，後腦杓也積擠出了三道褶皺，在他不救人的工作日，反而常穿妻子在商場打折時購買的整套運動服。
另一個讓人注意的特徵是，陳思的臉、胳膊和胸口上布滿了紅色斑點，他說這是十幾年上橋被太陽曬出來的。
最早救人的動機到底是什麽，陳思自己也說不清楚。最常見的應對媒體的說法是，2003年9月10日，他一邊炒菜一邊看電視，《南京零距離》正播放一個男人從大橋上跳下來的鏡頭，男人摔在花壇邊上，脖子上的金項鏈還反著光，“一看那個場面，我菜都炒糊了。”
他也會提起那位死在家裡的同鄉人。在救人之前，陳思是一個從宿遷農村到南京市打拚的農民工。他在1990年來到南京，去到建築工地上挖土方，約定月薪300元，每天推板車鏟鐵鍬，身上穿的襯衫脫下來，抖會兒都是鹽。門衛大爺還嘲諷他，你們這群人看到美女來了眼直勾勾的，可人家城裡人寧願跟狗睡覺，也不會跟你睡覺的。
建築工地的老闆是容易消失的一類人，陳思用自身經歷體會到了這點。沒有拿到工資，從家裡帶來的100多斤大米吃完後，陳思和三個老鄉開始流浪，睡在大橋底下，去偷田裡的茄子。直到遇見同鄉人，陳思留在菜市場拾撿破爛，賣了兩年的熟菜和水果後，終於在1995年5月1日開了一家小商店，“夢裡都能笑醒，感覺自己終於在城裡站住腳了”。
2003年，同鄉人被車撞倒後回老家治病，最終被兒子拋棄。後來陳思聽說，他住進了另外一個親戚家，終日倚著窗戶躺在炕上。親戚每天把三餐送到再出去幹活，每天收盤子時，盤子都是乾淨的。十天后同鄉人過世，親戚卻在窗外的陰溝裡發現了沒動過的飯菜。
不提這些經歷，陳思隻一笑，“哪有那麽複雜，不過是第一次上橋的前一個周末打麻將總輸錢，被老婆罵了。”
但更為確切的是，15年裡救下的350個人在以一種劇烈的方式改變陳思的生活軌跡，從第一次救人開始，原名陳後軍的他接受媒體採訪時隨口用了“陳思”這個名字，帶著點兒“高風亮節，做好人不留名”的意思。
越往後叫他陳思的人越多，直到現在，陳思接電話的時候也總是自稱，“我是南京陳思。”我在他家附近的餐館吃飯，老闆們都說他是“遠近聞名的好人”，稱呼他為“大師”。救人，成為了陳思尋找人生意義的一個心理支撐。
陳思的小商店在2006年面臨拆遷，曾在店裡賒過账的一位濱海人邀請他去物流公司工作。不救人的時候，陳思需要聯絡甲方，每周一跑幾十個工廠，把貨單發出，周五查收回執單據，每月工資五千元。
不過，在公司，他和老闆是唯二不用穿統一工作服的。每次上電視，公司裡都有人給陳思打電話——老陳，又播了。他和甲方談生意吃飯，對方知道他是“南京好人”，不為難他，不用請KTV和按摩也能談成，每年能給公司省下十多萬。
我去到他為那些自殺者專門租下的心靈驛站，四周牆壁上貼著綠色的臨時貼，“淚一定要流，飯一定要吃。”往裡走是一個“開導室”，裡頭掛滿了陳思和名人的合照，馮鞏、孫晉芳、孫儷，最大的一幅是和魯豫的合影，半米寬高，高擺在書櫃上頭，“之前給小商店月台用的”，陳思說。
在2006年，陳思已經獲得“南京市十大傑出志願者”、“南京市見義勇為先進帳子”等稱號，直到那時，採訪他的媒體已經有300多家。一年後，他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去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隻開了三次”的群英會，吃國宴，坐貴賓車遊覽，一路上都有專人開道，晚上還住在京西賓館。在他眼裡，這是“要被載入史冊的”。
分別有美國、德國、日本的導演來找陳思，跟隨他拍攝紀錄片。不是自殺者的人們也上橋專門尋找他，滁州女人希望他抽出“在大橋上接受採訪發的財”，讓她在南京出人頭地再回去找丈夫算账。泰州男人遞給他一本美國人寫的《管道行銷》，希望他加入傳銷組織當一名谘詢師。還有純粹想要賣腎的年輕人希望陳思介紹管道：有錢多好，夜夜做新郎，天天都見丈母娘。
就連陳思的手機也成為了一個視窗，等到2008年，陳思的手機號被印在了全國八年級中學生的政治課本上。他說，“還好你是夏天聯繫到我，如果你在上半年來，電話你都打不進。”
常州的錢先生剛撥通陳思的電話就說，最近又想自殺又想殺人，電視上殺死幼兒的事他也想做。等陳思向公司請好假，趕到新安鎮臨街的一棟兩層小樓時，一條剛滿月的小狗進入院子大便，錢先生尖叫著跑出來，拿起笤帚狠狠地打，回過頭來卻輕聲地說：鄰居家的畜生總是這樣欺負我。
志願者沈韻琳第一次看到陳思遞來的一條簡訊時，在飯桌旁“凝滯了兩分鐘”。她看到那條佔據著半個三星手機螢幕的文字寫著，“我是一個女孩兒，我很想念書可父母不讓，因為家裡還有一個弟弟。活著還有什麽意思？我想去死。”沈韻琳不知道該怎樣回復對方，只好又把手機遞回給了陳思。
不過，陳思已經不記得大部分自己收到的簡訊和那些在日記裡寫下的人。能記住的是反覆對媒體述說的故事，有時他會把“咬舌頭嘴角流出血來”說成“血像自來水管爆裂一樣噴在了自己臉上”，再比如把“救下喬老爺，給他送到江北人民醫院檢查，沒什麽事情”，說成“當時他口吐白沫心髒病犯了，我趕緊拿紙巾給他抹了兩圈”。
另一個巡江的周末，我們又在江灘的蘆葦叢裡看見一個坐在草地上的年輕男孩，他叉開雙腿，右手撐臉，盯著手機，戴著一頂黑色鴨舌帽，陰影覆蓋住了他的臉。當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我問陳思，這個人我們不管了嗎？他說：“這人不想死，但他有點兒暴力傾向。”
“怎麽判斷出來的？”
“我要不怎麽叫老師？一個人坐這塊乾嗎？肯定心裡有結。我怎麽講，他在醞釀怎麽樣報復。他滿臉都是烏黑的黑氣，比較濁，就證明他好多天都是把這個心思用在別人身上在想怎麽盤算。這都是長期經驗。”
等我們十分鐘之後巡江再回來，發現這個男孩已經躺在江邊杉樹林裡掛起的吊床上，自個兒看起書來。
陳思仍然說，“這哥們等會兒應該要走了，但他肯定要報復人的。”
“不可複製”
巡江的中途，我們停留於江邊的一家川菜館，準備休息吃飯。陳思的朋友董明華也來了，他們喝起白酒，到了興頭上，陳思忽然說：
“我每年都要在年底辦一個晚會，請那些被救者回來，我們一起感恩生命，保留節目是我的致辭，還有發20個青年志願者證。”
他話鋒一轉，“然後，現在沒有公章就沒有證了，公章都上交了。”
那是2013年，浦口區團委的一個主任找到陳思，希望他能成立一個“民辦非企業”組織。主任說，既然大家對你那麽期盼，你就辦吧。你有志願者更好辦事。藝術家邱志傑也勸他，要和你合作，你就合作。陳思說自己最開始想拒絕，“我隻懂自己怎麽救人。但他天天給我打電話，民非有多餘名額，不辦不行。”
最後他拿出資金五千元，注冊了“浦口區心靈驛站”。“我去過兩次，那牆壁還一彈一彈的。”董明華說。團委給陳思批下一個400平方米的房子，有會議室、辦公室、臥室，又特地花錢裝上了彈簧牆。
在此以前，陳思很難想象到自己會有這樣的支持。2006年，陳思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志願者”，到北京領獎，又被大量媒體報導。但那一年的年底，陳思說，負責管轄大橋的四所派出所中，有一所的長官請他去談了一次心——“當時他們說，大橋上每天都死那麽多人，如果我不救，誰又知道呢？還說我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讓所裡給我募捐，別上橋了。”
中新社的一篇報導也寫道：
令人驚訝的是，對於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義務救助自殺者的名人陳思的評價，似乎貶多於褒。一位相關人士說，由於媒體對陳思過多的報導，致使自殺者增多。很多的自殺者衝著陳思而來，陳思的做法就是將獲救的自殺者推給派出所，然後一走了之，將麻煩丟給別人，而將榮譽的光環套在了自己頭上，“陳思的所為，是種沽名釣譽的做法。”
陳思回到家後，和董明華罵，“這攤子爛事，誰愛救誰救。”但是下個周末，他又去上大橋了，“我一年救26個人，要是不乾，他們沒人管怎麽辦？何必慪氣，我乾自己的。”
大橋上隨之出現了四名被招聘來的保安，他們從周一到周日都要上橋開展救助活動，被稱為“生命守望隊”。
陳思在橋上救到第107個自殺者時，生命守望隊來到了他面前。正在橋欄邊哭泣的女人被陳思拽下，他說了不到三句話，女人已經哭出聲來，保安迅速把女人帶走，“他們說，你是姓陳的吧，謝謝。我還有好多話說，但，他們滿懷敵意地眼看著我”，在日記裡，陳思這樣寫道。
下個周末，陳思又看見一位母親流著淚說江南話：希望有人能收留她的女兒。但無論陳思怎樣詢問，她不再開口。趕來的保安又說，這是他們管轄的事，希望別人不要動，由他們處理。
有記者因為這支隊伍採訪陳思，他流露出了沮喪，回答說，組建生命守望隊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找過我。我仍然在大橋上，只是巡邏地點從南堡換到了北堡。為什麽改換地點？南堡現在有生命守望隊的保安在。
不過，生命守望隊也沒有真正的救助資源，隊友石偉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一次他們救下了輕生者，想給他喝口水都沒辦法，最後只能等待著110和救護車來。幾個月後，這支隊伍就被解散了。
邱志傑曾想提議讓南京長江大橋像美國金門大橋一樣“掛上防護網”，等他真正走上大橋後才發現，大橋一部分歸武警，一部分歸公園，一部分歸上海鐵路局，一部分又歸南京交通局，沒有人能挑頭。
等陳思真正建起心靈驛站組織，他第一次擴大了自己的“隊伍”。之前，只有南京本地的大學生零星地通過報紙聯繫到陳思幫助他巡邏和善後。現在，人數最多時，陳思會有三十多位志願者。
但有不止一個志願者說，面對被救者時，和被救者一起喝酒，勸他們開口傾訴自己的故事，聯繫記者，陳思一人就能全部承包，“好像志願者的作用只是一個見證者”。Mary曾想為20個志願者安排一個周末巡邏表，但她發現，最後真正待了半年以上的志願者，只有四五個。“我也不知道我做這件事情，能從裡面收獲到什麽呢？”
“在我看來，陳思是一個不可複製而且難以持續的經驗。”她最後說。
2015年南京長江大橋封橋之後，“心靈驛站”組織也不再被年檢。陳思問我，“那大橋封了人就不跳了嗎？”而當我採訪“心靈驛站”發起人之一的志願者趙晨光時，他甚至不知道，這個組織已經消失了。
自殺之後的事
有些時候，陳思和被救者的關係，沒有隨著救援的結束而終止，他介入了對方的後續人生。讓邱志傑印象最深的是那個來自河南開封的王先生。邱志傑趕到大橋時，陳思剛剛在大橋前陣子被撞開的1米寬缺口處按下他。王先生準備帶妻子回老家生產的4000元工資被偷了，他在這個缺口徘徊了整整一夜。
陳思計程車把王先生妻子接到心靈驛站時，王先生當場跪倒把遭遇說了一遍，他說夫妻倆必須同時在南京打工才能活下去，他們準備回老家，把孩子生下，甩給父母當留守兒童。
第二天，陳思和邱志傑把臨近產期的王先生妻子送到醫院檢查時，才發現胎位不正，需要剖腹產。一萬二千元，王先生壓根兒拿不出這麽多錢。邱志傑說，“他立馬又想去死，我馬上轉身去街上的提款機取錢，把能取的都取出來。最後會發現，這種情況你不可能不直接介入。”
等陳思和邱志傑一起送這對夫婦回到河南開封的農村時，才發現王先生的母親正在那所裸露著磚頭、沒有粉刷牆壁的土房子裡獨自等待著。
正式啟動善後是在2006年開始的，那些二次自殺的人帶給了陳思強烈的衝擊：一位身穿黑色橫條紋上衣和牛仔褲的女人，陳思上午發現她時，她隻說自己來散散心。5個小時後，這個女人忽然騎在離南堡300米的橋欄上，陳思急跑過去，可女人的雙腳已經離開橋欄，雙手抱緊頭在空中翻了一個跟頭，到水面上才攤開身體，頭朝下，栽進了水面。
陳思決定自己包攬下所有的事情，拿走妻子的存折，用裡面原本打算買房的8萬元租下一個平房，起名為“心靈驛站”，從橋上發現自殺者就把他們帶進來，“吃飯，喝酒，讓他哭，控制手機，請家人來接。”順利的話，善後將按照這個流程進行。
有人甚至在驛站裡住了整整一年。妻子因為陳思救人的事情要和他離婚，他急了就說，我一年能救26個人，你一年能生26個孩子嗎？而當汕頭基金會得知陳思的消息給他每月匯來5000元後，妻子選擇了讓步。陳思一步步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也看到了被救者自殺表面背後生活的陰影。
卉卉被救下時，陳思以為她不過又是一個失戀的女孩。吃飯的時候，卉卉把吃下的東西全部嘔吐了出來，也始終不願意點開螢幕上的撥通鍵。等到第二天，陳思把手機搶過來到門外接通，才知道卉卉的母親前一晚曾當著她的面罵恨鐵不成鋼，讓她滾，想要這小孩你就死，我們農村哪有姑娘沒嫁人把小孩生下來的？
等卉卉的母親趕到驛站，她隻拉著陳思的手，什麽也沒說。在流產以及為了躲避他人眼光而在這兒坐月子的兩個月後，母親帶女兒離開時，也隻輕輕地說，走了。
那些在大橋上被救下的和卉卉一樣的女孩兒，身邊從來沒有出現孩子的父親，她們流產的時候，得由陳思來進行偽裝簽字。次數多了，鼓樓醫院婦產科的醫生每次看到陳思眼神都會變得奇怪——怎麽又是你？
尹岩在自己早飯攤被市容沒收的那個上午走上大橋時，身上還圍著圍裙和護袖。趕來的南京信工大志願者陳春花和陳思一起將她拉到橋下的南堡公園裡吃飯，她說4歲的女兒還被鎖在大橋南路的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裡。等陳思進入出租屋，才看到小女孩被布條綁在床腳，旁邊放了一桶水和幾個饅頭，哭得嗓子都啞了。
離開出租屋前，尹岩曾打電話回老家，告訴父母過兩天來接小孩，自己想要出遠門。而她的那位蘇北丈夫，在女兒出生後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陳思後來很會利用他的名人效應。”邱志傑說，陳思帶著記者找到城管，讓他們答應發證給尹岩繼續賣早餐。兩年後，等到他來到南京，才發現尹岩又想自殺：女兒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紀，可附近小學的讚助費交不起，陳思和他又去找小學的校長，讓小學給小孩免掉讚助費。
“家暴類和冤弱類，單靠我和志願者的力量無法保護好他們。迫於媒體壓力，地方政府和家庭成員才會重視，所以善後也最成功。”陳思說。到了農村，他會變得更加警惕：先換上西服和皮鞋，頭髮剃短，“偽裝一下大哥氣質”。再帶記者，最好是有攝影機的記者，到了當地，直接衝進團委與婦聯的辦公室，讓他們在網上搜自己的新聞與獲獎履歷。
喬平被接到心靈驛站後，用毛巾抹了好幾回臉上的淚水，右腿仍然使不上勁，得靠志願者和陳思攙著。從他濃厚的口音中，陳思聽出這腿和妻子脫離不了關係。6個小時後，陳思喊來一輛商務車，喬平半躺在車上的時候還念著，不想回家，會被揍啊。
來到喬平的住所，志願者Mary吃驚於鄰居兩戶都已經起了三層樓高的白磚小洋房，有圍牆，有土狗，而喬平的家仍然是那種最原始的灰磚平房。
一幫人扛著喬平走到門口，可妻子崔芳並不在家。陳思說，她像老虎一樣拿著掃帚從後院的門裡衝了出來，罵著老不死的。“還好我帶了兩個拍紀錄片的高鼻子藍眼睛的美國人，她怕。後來我又找村長，讓他給個說法，搞點兒米面去慰問喬老爺。”
不過，救下來的大部分人並不願意留下聯繫方式，陳思往往主動遞出寫有自己電話的紙條。那些介入比較深的人，也越來越少和陳思還有聯繫。當我找陳思詢問被救者的聯繫方式時，他再三猶豫，最後甚至還有些生氣——
卉卉？你別去找了，她又嫁給一個公務員，現在過上好日子了，朋友圈換成“一個月可見”，喜酒都沒再請我去喝。
時大哥他去年拿走心靈驛站分站的拆遷款後，就換了手機號碼，誰也聯繫不上。要我說，他從加入安利搞傳銷以後腦子就壞掉了。
祁大姐是我最早救上來的人，最後一次聽說她的情況，她騙走了一個男人的房子，那個男人去大橋上跳橋找記者，怪我當時為什麽要把這個女的救上來，還帶上電視。
尹岩也嫁了人，她後來打電話給我，以後每年的年底晚會就不來了，有記者在，不好。
喬老爺兩三年前去世，老婆還在。沒有電話，但我記得地址，這你可以去試試！
他當著我的面撥通了一個曾經救上來的大學生，第一次撥過去，空號。第二次換一個號碼，他眯起眼，在飯館裡大聲喊了兩遍，“我是南京陳思啊！”對面傳來一個年輕男孩的聲音，男孩遲疑了十多秒，最後說，“你找錯人了吧？”陳思撇嘴，聳肩，掛斷了電話。
“我決定不了的”
陳思經常能夠改變自殺者的生死，但卻也經常發現，很難改變對方的命運。長期為NHK電視台拍攝紀錄片的導演何祖傑曾問陳思，你最想回訪的人是誰？陳思回答，我想去找小潘。
在2010年，23歲的小潘趴在欄杆上，聽到陳思濃重的宿遷口音，他開口說自己是一個電焊工，把雙手弄傷了。陳思把小潘帶回驛站，並介紹他去建設江北公司做電焊工，月薪2000元，包吃包住。兩年後陳思再去公司，發現他早已經辭職，失去了聯繫。
何祖傑和陳思一起回到宿遷尋找小潘。等真正來到小潘的家，才發現白色房子裡已經沒有他生活過的痕跡，父親拿出唯一的A4紙身份證複印件，他說，兒子已經3年沒有回家了。當陳思說自己3年前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救下小潘後，父親板著臉回答，我怎麽會不驚訝呢？自己12年前腦梗後兒子就出去打工，但兒子從不給家裡打電話。
“他曾經是個好孩子。”父親最後說。
半小時後，陳思和何祖傑決定離開。走到村口，陳思突然說，找不到他沒辦法，這後面的生死也跟我沒多大關係了，我決定不了的。
“你知道，這是一句‘反話’，他不一定知道有什麽結構性困境，他隻說他的無力感。”何祖傑說。
當我8年後獨自再來到喬平的家時，那所祖宅仍然沒有變動，木門垂落著一條條木屑，門前隻堆放了一攤沙和一雙沾滿黃泥的黑色女士布鞋。崔芳見到我後立馬說，“昨天鄰居告訴我說有人來找我，我一想就是陳老闆，除了他還有誰會來看我呢，真是好人。”
喬平被一大群人送回來的那晚，她並不知道他是抱著要死的決心，帶著身上最後的一百元去了大橋。吃晚飯的時候，她問喬平，不是吃完早飯就說自己去街上耍嗎？喬平回答，我上大橋跳橋去了，我的日子多難過啊。
聽完，崔芳和喬平爭吵了起來，她氣得“連飯都沒吃下”，隻不停回嘴，像這樣我和你分開來過。趕忙打電話給二兒子和小兒子，他們的第一反應卻是，爸爸為什麽像這樣子丟人？你腿斷了我們把你拖去瞧，我們哪兒對不住你？
當然，崔芳沒敢給大兒子打去最後一通電話，她心裡知道，不能打。那之前，喬平坐三輪車摔斷了腿要“釘釘子”，大媳婦死也不願意分攤一萬元的醫藥費，二兒子惱得把家裡板凳往大兒子臉上砸，卻把前來阻攔的小弟砸出了一道腦袋上的豁口。
兩天之後，喬平不再想自殺。崔芳對他說，能怎麽過？慢慢過就是了。只不過，陳思一直以為幫他們辦下來的低保名額，最後其實並沒有辦下來。村裡說，他們家三個兒子，算什麽低保戶呢？兩人靠著後院的土地種棉花，又去南京打工，喬平卻在廚房舀米的時候摔在水泥地上，從此摔成了腦癱。
等陳思再次來到那座灰磚平房，距離喬平在床上永遠合上雙眼還有半年。進門後，喬平躺在床上，原來一米八的身子縮在了一塊兒。崔芳指著陳思，問你看這是誰的時候，喬平隻張大嘴巴——“啊，啊？”
一小時後，陳思準備帶記者離開，崔芳突然喊，“不行了，他嗓子發脹！”陳思折回來，以為喬平會死在他的眼前，他們站在床旁，看見崔芳把喬平腰部的布肚兜裹緊拆下，又把墊被抽去，房裡彌漫著一股氣味，原來是積累5天的糞便一肚子拉了出來。
回憶起喬平，陳思總會提起，“我讓他多活了5年，還不錯。”
“你救的人最終還是會死的。有時我甚至會覺得，喬老爺如果當時從橋上跳下，也許不必再承擔最後這3年的痛苦。”我說。
陳思望向江面，此時河流仍然發出它那永不停息的呼吸聲，江水一層層衝擊岸邊，浪潮聲與風聲交替而來，“但當時，他不是坦然地死，他是被絕境逼的。”
當崔芳發現擺在喬平床前的花卷和饅頭沒有咬動的痕跡，她爬到床上把喬平扶起，看他不吱聲，又晃了晃他的腦袋，直到晃出來嘴裡的血。
喬平合上雙眼兩個小時後，崔芳撥通了陳思的號碼。她已經不記得陳思的姓氏，只在電話裡說，大哥，我們家老喬走了。陳思為電話裡這個女人的哭聲半蒙半猜，喬老爺去世了？他說自己在廣州，沒法回來吊唁。
兩分鐘後，陳思掛掉電話，走向正在合影的人群中。下一個周末，他又走上了南京長江大橋，去尋找那些即將自殺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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