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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鄉的“土味”微信群:從麻將場搶回年輕人

作者 | 劉楠

我的家鄉豫北陳莊,是個400多人的自然村。土地貧瘠,水源缺乏。北山上當年防土匪修的寨牆,廢棄不用,遠眺有一種虛幻的迷離感。南河橋邊的溪流枯竭後,村委會在旁邊修了籃球場,可是人氣寥寥。偶爾回鄉,村裡人家開辦的麻將場是人氣最旺的地方。

多年記者生涯,回爐留學海外,繞了地球半圈,今年,我決定返回出生的陳莊。然而,走在村裡,我分明是個被人打量的陌生人。80歲的奶奶領著我,跟街角蹲坐的老人們打招呼:“這是恁根叔、這是恁枝奶——”。我笑著、認著、寒暄著,對於村莊的生疏,讓我有點沮喪。

表哥說,不如你加入咱村的微信群吧,很熱鬧。在130多人的“關愛美麗家園陳村”群,我潛水觀察了兩天。和我微信裡那些高大上的學者群、生猛活潑的記者群不同,這裡是土味表情包的集散地,幾毛錢紅包鄉親們每天發得非常起勁。

我開始冒個泡。鄉村微信群,亮相的方式不是介紹“身份”,而要是“定位”我的鄉親血緣網絡。於是,我開始介紹,我是誰誰的閨女,誰誰是我爺,誰誰是我大姑。

鄉親們熱烈地歡迎我,一個個接龍慫恿我:“唱個歌,唱個戲,俺們聽聽你的聲音。”

我有點哭笑不得,手機裡,每天近百個微信群閃爍,亮相就讓我唱歌唱戲的,也就陳村了吧。這種違和感,帶著親切的“土味”,又讓我自責:也許,我太不了解我的村莊了。

記得小時候,村子最南邊的小橋,是個很有儀式感的地方。紋路精致的石磨盤、琉璃瓦裝飾的青龍爺廟,橋下是溪水潺潺,白鵝天歌。夏日的傍晚,村民們都湊過來,拿碗菜半蹲著吃,聊到天黑,這裡是鄉村公共資訊的傳播場所。

那時,石橋旁不遠的晾曬場,堆著迷宮般的麥秸垛,孩子們總是鑽來鑽去。場邊住著一戶人家,房子破舊不堪,孩子們也總是穿著寒磣,很害羞的模樣,很少到橋這邊見人。

多年後,在“關愛美麗家園陳村”微信群,當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現了,微信名“劉三”。

他喜歡發紅包、推表情,很是活躍。親戚告訴我,父母去世後,劉三去哈爾濱打工,當了上門女婿。路途遙遠,家裡老人都不在了,一晃兒他十幾年都沒回村了。

微信群裡,劉三喜歡做三件事:尋親、了解鄉情和匯報日常。“偉,你記得我嗎,我是你三哥”,“你那陶瓷廠還乾著呢,沒放假啊?”“我乾裝修活呢”。

有一次,他若有所思在群裡發了句感慨:“娘在、家在。娘在,天在”。

當年看《出梁莊記》,作者梁鴻老師分次去探訪被城市化進程卷入的老家農民工,了解他們“如何彎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樣遠的路線,如何困於勞累和幸福”。

如今,通過村莊的微信群,陳村那些在西安、廣州、哈爾濱等地的村民,得以數字化聯結,思想、情感、愛好躍然網上,鄉土中國的網絡新型“熟人社會”開始顯現。

給五保戶蓋的扶貧小單間,為啥他不住?養雞場離村太近夏天太熏怎麽辦?村民熱議的公共事務,通過微信群空間,得以讓資訊充分流動,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去年,村附近工廠爆炸,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戶。村民一起統計家裡損失狀況,去向有關部門舉報,最後這家工廠被取締。

陳村微信群,如今還有了“機構入駐”,比如村衛生室。

娥姐是村衛生室唯一的醫生,也是群裡的”公共知識分子”。她發布的資訊包括:通知兒童打防疫針,老人測量高血壓,貧困戶、殘疾人到村衛生室檢查等。

娥姐父親是村裡的老村醫,她兄妹幾人繼承父業,都學了醫。對於村莊,她是醫生,更是鄉裡鄉親的村民。她在微信群有時語音唱個戲,發布的資訊也融合著兩種身份:

“鄉親們,氣象冷了,多喝熱水,防止感冒”,“室內取暖防止煤氣中毒,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冬至別忘吃餃子。人生就像餃子,無論被拖下水,扔下水,還是自己跳下水,不蹚一次渾水就不算成熟。”

我去村衛生室找娥姐,路上使勁回想,小時她爸爸給大家看病,喜歡用土黃色的紙包著幾顆藥丸,疊成三角狀,不過幾分錢,卻很見效。

童年記憶中昏暗光線的衛生室,現在變得有點“高大上”。門口掛著“心理健康服務谘詢點”,進屋,滿眼資訊應接不暇。四周牆上,貼著各式宣傳海報:“六道保障線保貧困人口縣內住院零花費”、“健康知識問答”、“縣健康扶貧遠程問診流程圖”等。

娥姐說:“現在交通發達,去縣裡看病買藥都方便,來衛生室的人少了。這裡診療費一次一元,大多是老人。有的村民,微信上就可以找她尋診問藥”。

“搶當貧困戶,嚇跑兒媳婦;拒當貧困戶,榮宗展傲骨”,村裡扶貧海報貼起來了,對口的人員都要行動起來。娥姐這小小的衛生室,也是健康扶貧的重要陣地。

利用微信群,她可以具體統計健康扶貧基本情況,包括村民和貧困家庭兩大類,具體分18個項目,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重性精神病人數等。

娥姐介紹:“這幾年上面有要求,衛生室診治資訊處方全部上網,錄入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管理資訊系統。我這不會用電腦,學了好幾天。來,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記錄”。

滑鼠一點,我奶奶巧妮的網絡診療記錄彈出,上一次衛生室診斷是“消化不良”。這些年,眼不花耳不聾的她,一直不願去城市,自己在村裡種菜,飼養著各種家畜,報喜不報憂。如今,她的“神秘”健康數據被我這個大孫女意外知曉。

離開衛生室時,娥姐在微信群正通知村民交兒童防疫針本,還有一些家長沒聯繫上。我自告奮勇說去帶話。她把人名寫在一張處方紙上,我隆重地裝進口袋,我去一家家敲開老鄉的門。而他們多是留守兒童的爺爺奶奶,他們用的是老人手機,微信對他們還是“天書”。

村裡60歲以上的老人,大多不會用智能手機,白天,麻將場還是主要的聚集地。奶奶說:“村裡沒啥玩的,很多地都征給工廠了。麻將室有冷氣機,老闆免費有熱水,泡麵。玩半天,交5元錢。”

原來村裡有流動電影放映,放的是老電影,現在村裡看的人少,放映隊也很少來了。老人們的文化生活,一年一次的戲班子演出,成了最隆重的日子。當村裡的年輕人玩起了快手抖音不亦樂乎時,冬日的夜晚,老人們最開心的是圍在一起烤火,聊天。

比如一些民間軼事:“青龍廟當年被砸了,神婆托夢說,青龍爺哭著說被困在水牢了”。

然而,毋庸置疑,麻將場上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他們有了更多娛樂手段。

移動互聯網時代發展,村民受益多多。微信群、QQ群這些社交手段,不僅可以獲取資訊,滿足社交需求,促進村民日常生活效能提高和情感的共同維系,還可以加強村民自治、村務管理,促進鄉村內部公共空間的資訊流動,推動鄉村公共文化事業發展。

學者牛耀紅基於微觀公共領域視角,曾考察了一個西部鄉村的移動互聯網公共平台。發現村莊微信群這樣的數字公共領域,通過虛擬在場,將“半熟人社會”轉變為“熟人社會”,“再造社區”,建構了鄉村內生秩序,村莊邁向了通過網絡公共參與實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模式。

還有學者發現,網絡為農村的資訊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傳統的以鄉村幹部為核心的農村意見領袖,正在被以“大V”、“能人”所主導的網絡自組織形式所取代。

“關愛美麗家園陳村”微信群的群主曉偉,就是村裡有號召力的”能人”,他肯吃苦腦子活絡,打工的錢蓋起來村裡最氣派的洋樓。他的微信頭像,是他在一個民間組織的兼職:“卡車協會分會長”。他的愛人微信號“野丫頭”,現在陪著他一起跑車,路上做她的“在線家政”業務。她常在陳村群裡發河南當地的招保姆資訊。

我的童年小夥伴小匪,現在是鄭州工地上的一名塔吊工,微信群對他很重要。

這十多年,帶著“建築工地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書”,他輾轉在上海、浙江、鄭州等地。懸在幾十層樓高的機車中,他要精準操控,把木材、鋼筋等重材料吊送到位。機器壞了,要爬到陡峭的前臂去維修。

“很危險,靠的是手勁,眼神,體力。到四十多歲,這個活工地就不好找了,人家要年輕精力好的”。工作不穩定,小匪說現在找活兒主要靠塔吊微信群,工友們會轉發招工消息。“找工作,現在靠微信。看到群裡哪裡說有活兒,就打電話去問”。

小匪在鄭州工地,包住一月工資六七千。工地乾活沒有點,有時趕工期一天乾十多個小時,錢卻不多給。不過,他們會選擇用腳投票。

“沒有啥八小時之說,老闆憑良心。哪個老闆孬種,這麽多塔吊工人群裡一發,大家都不去他那工地,看他怎找人”。

2018年五一勞動節,小匪和工友們在微信群商量,和老闆們協商談判加工資。

“塔吊這個工種對工地特別重要,有時要通宵加班,工資卻很低,乾一天才一兩百元。微信群大家說,跟老闆談加錢,不中就一起不乾”。

想起村莊沒有互聯網時發生的一個故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爺爺和村裡幾名長輩,開煤窯賠了幾十萬,走南闖北又開始新的征程。他們去浙江買過羊,從陝西趕回過驢子。有一次,去內蒙古包頭送花盆,回來買了100多匹紅棕馬。他們包了一節火車皮,運到市火車站。村裡人去車站,把馬趕回來,浩浩蕩蕩,很是壯觀。

“那些內蒙古來的馬很烈,訓練了很長時間,才開始給鄉親們犁地”。

爺爺劉保健,去世20年了。我有時會想,如果他健在,會用怎樣的互聯網方式再運回這100多匹馬呢?也許只需要用手機點一點螢幕?

*劉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國家公派留學聯合培養博士生。前央視記者、媒體主編,探村博士聯盟發起人

*本文系刺蝟公社X快手“2019還鄉手記”非虛構故事大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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