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警惕經濟逆熊比特化

　　文/蔡昉

　　這次我們想談實體經濟和中國製造業的想法。跟大家不太一樣的是說我研究的問題都比較宏觀一些，僅作為一個背景，我的題目是中國製造業如何行穩致遠。

　　作為一個開場白，我們最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做出關於制定“十四五”和2035遠景目標，隨後我們也頒布了規劃綱要，這個綱要對於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給予高度重視，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重要的表述，我就不一一念了，相信大家也學了很多。

　　我們講實體經濟的時候是比較寬泛的概念，大部分經濟都是實體經濟，也並不是僅僅生產產品、生產服務和資源打交道，除了媒介的部分之外其實都是實體經濟。但是製造業始終是實體經濟中最重要的部分，最基礎的部分，也是目前寶成主席提到的堪憂的部分。大家看，我們最高點的時候30%的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現在已經降到了差不多27%，低於30%。這個趨勢歷史上我們的比重是有波動的，但是現在看來，從2016年製造業比重開始下降以後是有一個趨勢性的下降，因此我們需要穩定住了，穩住實體經濟，穩住製造業。

　　製造業的比重下降和發展階段相關的，我在2004年的時候，說中國到達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也是通過珠三角地區的調研，在參考宏觀數據，在看國際經驗得出來。當時叫做劉易斯轉折點，也就是說勞動力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現短缺，相應的工資會上漲。意味著傳統優勢要消失，消失的結果就是製造業比重的下降，從2006年開始就持續性下降。

　　再進一步，因為我們過去的國際大循環，其實主要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相應的這個比較優勢，我們看到了貨物的貿易依存度也就開始下降。正好這個過程也和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知道全世界貨物的貿易依存度都在下降，但是我們下降的幅度大家看藍色的部分，我們比世界的水準降了還要更嚴重一些。這個趨勢是我們一個現實，既一個經濟發展規律。但是它也有一些可以改變的可能空間。同時下降也沒關係，我們過去說我們參與國際大循環是特定發展階段的，我們現在是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

　　但是如果說製造業下降也和國內大循環也有關係，我們就不能不重視它。其實大家從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也可以看到製造業比重的下降，貿易依存度的下降，其實和我們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也是一致的。而經濟增長速度表現出兩個部分，大家看藍色的曲線是我們實際增長速度，從2012年開始持續下降的過程中。因為我們經濟增長能力供給側的能力是下降的，發展階段決定的。

　　因此我們說，我們再看紅色的線是潛在增長力，就是我們的能力，我們生產力提高潛力有多少，這兩者都是下降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呢？我們的能力不足了，我們就會有所下降。但是實際增長速度跟它一致，就說明跟進你的能力保持速度，同時沒有受到需求側的衝擊。但是未來有可能我們還會遇到衝擊，因為未來人口是在不斷減速，需求就會出現嚴重的不足。我們需要供給側、需求側都去關注這個問題。

　　這樣我就對於如何保持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穩定，乃至壯大提升提兩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如何拓展我們的優勢，傳統比較優勢消失了，在更高的技術層面，同時傳統比較優勢中還會有一些機會，探索新的優勢和挖掘傳統的潛力合並在一起。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當代的國際貿易參與國際大循環已經從過去的產品演變成了越來越的是價值鏈，也就是說人們統計發現，說國際貿易的2/3以上已經是價值鏈的模式了，過去你說生產產品有優勢，我生產另外一個產品有比較優勢，我們各自換。現在你已經不能告訴一個人，說某個國家具有某個產品的比較優勢，比如說蘋果手機，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沒有一個廠商，一個地區說自己具有生產蘋果手機的工廠，你只能說我具有生產蘋果手機某個部件，部分環節一個零配件比較優勢。

　　因此大家產業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在這個方面有一個優勢，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全的產業分類，一位數的分類，二位數分類我們是最全，意味著我們在不同的產業中，不同的價值鏈環節，以及不同的生產要素各自具有比較優勢這樣就應該緊緊嵌入到全球的產業鏈當中，在每個環節都有我們的存在。這是我們中國製造業新優勢所在。

　　第二個，我們知道過去產業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得到發展遵循一個所謂的驗證模型，就是像大雁一樣，最早有個領頭雁，過去是日本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心，轉到了亞洲四小龍，到了我們沿海地區，是不是到孟加拉去了，到非常去了？不全是，中國的差距比較大，因此說我們把國際版的驗證模型變成了國內版，也就是說從海外進來的，我們會在沿海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繼續延伸。這個趨勢是我們沿海地區製造業還有新優勢。為什麽呢？我的傳統製造業沒有了，轉到中西部地區。這個趨勢已經發生了，但是我們觀察了幾年之後，發現沿海地區還能重新贏得新的優勢。為什麽呢？因為產業特別製造業在哪個地區布局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是成本效應，你有沒有充分供給的勞動力比較便宜，這個我們沿海地區很顯然在喪失。第二個因素是規模經濟效應，或者叫聚集效應，這些我們還強著。成本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兩者之間交叉起作用。

　　所以一部分產業轉出去以後，最終我們還會通過規模效應贏得新的比較優勢，這點我們從國際經驗可以看到，像德國這些勞動力成本極度高的國家繼續保持著他的製造業優勢。

　　第三個我們也看到了過去我們進行貿易或者投資我們關注的是你有什麽樣的生產優勢，你的生產產品是不是便宜，成本決定了這個，現在越來越注重是說，你有多大的市場，我們從關注過去的供給側轉向關注今天的需求側，中國有14億人口，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未來我們新脫貧1億多農村人口逐漸走向中等收入群體，我們有2.9億的農民工逐漸走向中等收入群體，我們有2.45億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逐漸過上中等收入的生活，這些人給我們一個機會，中等收入群體翻番。這個為我們贏得巨大的需求優勢，這應該說是中國國際競爭新優勢所在。

　　再一個建議，我們要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來保持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實我們看到了在比較優勢喪失的同時，就意味說我們不能靠資本勞動的簡單積累發展我們的產業，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必須轉向生產力的進步，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不利於生產力提高的因素。第一個叫做逆熊比特化，或者叫僵化。為什麽呢？因為這個時候，保持就業地方稅收等等為借口得到政府的保護，得到市場的寬容。還有一部分企業利用你的產業，政策機會去拿你的補貼，過幾天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拿到補貼，結果他們並沒有恢復過來，但是他們沒有退出去，一部分就成為說你的整個實體經濟中，生產率不高的，甚至有很多是僵屍企業，這個總體上導致你的資源配置僵化，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擴大。因為熊比特他提出來，要創造性破壞，現在不能破壞，不能退出，不能死亡，因此也不能創造。所以我把叫做逆熊比特。

　　還有一個就是說，當你製造業下降以後，一部分勞動力不知道，他的人力資本跟不上，不能創造更高的就業崗位，因此他退回到了，當然極少數真正退到了三產，但是事實上我們中國的三產服務業，三產勞動生產率是低於二產，是低於製造業的。這個經濟學家他說結構變化的方向是遵循提高生產率進行的，現在你這個人口轉移的方向是從高生產率的部門轉向低生產率的部門。

　　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有兩點，第一我們在這個時候既要創造也要破壞，但是能否真正做到創造性破壞，必須有好的社會政策兜底。也就是說企業可能會從保持就業的角度，要求保護。地方政府也擔心，也不敢隨便讓這些企業退出死亡，因為他還是關注就業。但是關注就業還保護落後，我們不要保護產業如果他過事，不要保護崗位，如果他非要走。我們保護人，不要在企業層面，而要在社會層面。在社會層面把人保護得越好，有底越充分，我們越有信心擁抱創造性的破壞。這個圖顯示OECD國家實際上他們的社會支撐越高，勞動生產率越高，是成正比關係的。

　　最後一個就是說其實我們製造業的下降是有早熟的性質，也就是說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國家不一樣，但是大的規律是進入到高收入國家以後，製造業比重才開始下降。但是我們下降的時候，2006年的時候，我們的GDP只有兩千多美元，距離高收入還很遙遠。因此保持住製造業的比重，防止生產率的下降，積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支撐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本文系作者3月27日在出席“2021中國實體經濟論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與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時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