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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和平年代,不一樣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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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軍節始於戰火

為紀念1927年的南昌起義

為紀念打響武裝反抗反動派的那第一槍

而今天,

和平年代的軍人

亦有自己的使命

亦有流血流汗……

在軍旅之中

除了百煉成鋼

亦有鐵漢柔情

以下幾個感人的軍旅故事

節選自陶正明將軍的新書

《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從大別山農家子弟到共和國將軍的成長之路》

——

《我願意去當兵》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是我到金屬公司一周年。也就是這一天,新兵啟程。

這天晚上,公司領導歡送我們,先合影后宴請。我一口飯也吃不下,心想:當兵是要打仗的,萬一光榮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晚上八點,火車開動了。別人都有家人相送,唯獨我的父母家人遠在大悟,還不知道我要去當兵了,我不禁喉頭髮硬,眼睛濕潤了。我趕緊往“悶罐子”車裡面鑽。

二十一日凌晨,我們在河南省商丘站下了火車,又換乘汽車,一個多小時後車停了下來。順著路燈我看到一條“熱烈歡迎新戰友”的橫幅。帶新兵的楊班長告訴我,這是第一軍第二師炮兵團二連。

第二天上午,連隊幹部、新兵排長分別來看望我們。班長教我們整理內務、疊被子、寫家信,我沒忘記給金屬公司的領導寫信報個平安。

這時,一起入伍的新戰士李瑞林(甘肅靜寧人)、馬錄學(甘肅靜寧人)、任貴州(河南欒川人)、石永東(四川合川人)找到我,說他們沒讀過書或識字不多,請我幫忙替他們寫家信。

於是,我按照他們的意思代寫,都是些大同小異的內容。

可輪到李瑞林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他說他已經結婚了,入伍走的時候老婆已經哭暈了,讓我多寫一些好聽的話安慰安慰,讓老婆不要擔心。

我就寫了:在部隊裡吃得好、住得好,幹部對我們照顧得也很好,等等。寫好了就念給他聽,直到他滿意了,我才把信封好,在信封上寫上地址。他親手放進郵箱,看了看郵箱是不是好的,又停了一會兒才離開。

晚飯後,他們四個又找到我說:“陶正明,今後你教我們認字學文化吧!”我說:“那好哇!”

領章和帽徽,是複查身體後才鄭重頒發的,同時還發了第一個月的津貼費六元。

楊班長帶著我們到商丘縣城照相館照了兩張相,一張是坐著的,一張是站著的,準備寄給親朋好友。

李瑞林說:“我的先各洗三張,寄給父母一張,寄給老婆一張,自己再留一張。”我們這些光棍漢聽後都笑了。

新兵訓練結束了,我正式分到老兵一班。班長劉雲貴,是河北省玉田縣蘇各莊公社人,當兵前當了三年的大隊書記。部隊用的是上下兩層的床,他睡下鋪,我在上鋪。劉班長工作很有點子,嘴巴也很會講,對我的幫助挺大的。

我們團四個營,一個營一種炮,我們一營是一二二榴彈炮。一門炮八個人,班長、副班長各一,剩下六個人,一炮手是瞄準手,二炮手是裝填手,三、四炮手是大架手,五、六炮手是彈藥手。最累的是三、四炮手,兩根炮架有四百多斤重。火炮用東風汽車牽引行進,到了佔領陣地和撤出陣地時,全靠八個兄弟扛著、提著、抬著、推著,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有一個順口溜是這樣描述的:“班長一聲令下,三、四炮手扛大架,五、六炮手提提把,還有兩個頂輪卡,出發!

《上前線》

部隊要去打仗,我真是既震驚又興奮!我兩眼看著地面,陷入兩難。從個人發展來講,三十來歲,已當了軍組織處副處長,剛調到總政機關,有利於學習提高、開闊視野,發展平台也大,的確很難得,真是捨不得。但是,老部隊畢竟是要去打仗的,和平年代軍人能碰到戰爭,能真槍實彈地乾一仗,更是機會難得。再說,如果不去,別人會怎麽看我?也許會留下終身遺憾。

我決定回部裡、上前線。想好了,我就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對部長說了。李部長說:“小陶,你想得很對!從我們內心講,你是個好苗子,又剛來,乾得也很好,我們真是捨不得。但部隊要去打仗,和平時期軍人能上戰場,那是一種幸運,我支持你。我馬上同你們軍政委通電話,把你報上去。晚上我們為你送行,十點多鍾的火車,明天回北京,清理一下物品,讓秘書通知部裡把你返回的火車票也訂好。”我站起來,給部長莊嚴地敬了一個軍禮,部長握著我的雙手,眼裡也噙著淚水。我懂得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軍人此時的心情,像送別自己的兒子一樣,既興奮又擔心。

晚飯時,組織部的七名同志,加上二十三軍政委、政治部主任為我送行。李部長擔心我喝多了,隻給我倒了一小碗酒,大約二兩,整頓飯我就喝了這麽多酒。晚上九點,部長指派兩名乾事送我去車站。在招待所門口臨上車時,李部長又拉著我的手說:“小陶,回去問你軍裡首長好,問你家裡人好,到了前線告訴我們。祝你們凱旋,你要多保重啊!”我鑽進吉普車,再也不敢回頭看部長和同事們。

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了北京,我自己住,沒有太多的物品需要整理,到臨時宿舍拿了東西,又到辦公室把可能用得上的幾本資料帶上。部裡的同事說火車票沒訂上,我說不要緊,到火車站再買。到了火車站,因是臨時購票,沒有買到座位票,上車後就一直站著。

七月十七日下午四點多鍾,我在無錫下了車,看到車站裡軍車來來往往,軍人匆匆忙忙,一打聽,原來炮九師也要去前線,十六團先走了。我用炮九師駐車站指揮部的電話,聯繫上了老處長、炮九師政治部蔡秀權主任,簡單地向他作了匯報。他馬上派來一輛大卡車,送我回湖州軍部。

後半夜,我回到軍部的家,敲開門。妻子開始大吃一驚,馬上便明白了我為什麽趕回來。她一直以為我調走了,不用上前線的,現在不用問,情況有了變化。她抱著我號啕大哭,女兒也爬起來跟著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軍政治部石主任報了到,吃完早飯又回到處裡。處裡人員分成了上前線和留守兩部分。留守的施乾事把需要準備的物資清單給了我一份。一會兒又接到通知,嘉興地區黨政軍幾套班子來軍部慰問送行,讓我參加接待。我就讓施乾事把清單送給我妻子,讓她幫我做物資準備。她除了從後勤部把軍用品領回來,還到湖州市商店去買了許多日用品。她平時不讓我抽煙,這回一次就買了四條紅雙喜。她知道我抽不完,會把煙分給戰友。後來,她按月給我買四條,有時托人帶,有時郵寄。她說知道煙抽完了她心裡才踏實。

七月十九日上午,軍裡組織赴前線人員召開出征誓師大會,首長動員講話,傳達作戰命令,各部代表發言。會後要求大家寫遺書,寫交代事項。我們咬破指頭,用血寫下遺書兩字,其他具體內容用鋼筆寫。這個時刻極為神聖,又很壯烈。那時我沒有存款,也沒有值錢的物品。我想了想,只有父母、妻子、女兒要作交代,我就在遺書上面寫下三點:一、父母請弟弟、妹妹代我養老送終;二、妻子是人家的,趁年輕早點改嫁;三、女兒是國家的,請政府負擔,交她爺爺奶奶撫養成人,一定要考上大學。我看大家寫得都大同小異,只有王乾事是個光棍,沒有老婆的事要交代。

軍部高音喇叭不斷播放上前線的將士和軍嫂們的決心,軍嫂用哽咽的聲音訴說著自己的衷腸,還有將士的兒子、女兒們稚嫩的呼喊聲。大家相互見面只是點頭,眼裡都是潮濕的……

七月二十日凌晨三點,部隊從軍部出發,朝三天門火車站行進,裝載物資,固定乘用車輛。我們的專列是上午十點開動的。當時,上級規定,為了保密,所有隨軍和臨時來隊的家屬都不準到火車站送行。軍部離三天門火車站有好幾公里路,一些膽子大的家屬,就悄悄相約,到時候幾個人走小路到三天門火車站。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家屬們都開始行動,有的還懷抱嬰兒。她們有的走小道,有的走大路,有的騎自行車,還有的爬上老百姓的手扶拖拉機,目的地只有一個:三天門火車站。可到了火車站,領導卻不準她們靠近,派戰士糾察將她們攔在警戒線外。她們只好站在火車站附近的小山坡上,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有文化的或不識字的,見面都相互擁抱安慰。上級不準她們哭出聲來,她們只能輕輕抽泣。她們不吃不喝等了好幾個小時,眼睜睜望著丈夫乘坐的那節車廂,不停地用手帕擦淚。有的還跪在地上朝專列磕頭作揖,求老天保佑丈夫平安。

十點鍾,專列開動了,此時此刻,家屬們再也顧不上什麽保密要求,都衝下小山坡,追著專列大聲痛哭,南腔北調都出自一個心願:祈盼親人平安歸來!後來我聽說,她們有的太激動、太痛苦,昏迷了過去;有的癱倒在山坡上;有的滾到山坡下的水溝裡……擔任糾察的戰士也被她們感染,一起流下了熱淚。

她們撲向鐵軌,跟著專列奔跑。專列遠去了,她們的淚水還在流淌。她們憎恨戰爭,但又深明大義,默默地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精神劇痛。

從那以後,她們天天提心吊膽,夜夜不能入眠。

這就是新時代軍人的妻子!這就是可親可敬的軍人家屬!

《五個大校睡鋼板》

又一個夏天來臨了。

二十多年前的那個夏天,我們在長江流域抗洪搶險的一段往事又歷歷在目。

一九九八年八月,正是炎日酷暑的時候,江西九江大堤發生了歷史上的大決口,情況十分危急。我師奉命分批乘火車趕赴九江,參加封堵決口的戰鬥。地方領導聽說了,專門騰出一個部門的招待所的十來間房子用作師指揮所,師領導一人一間,其他幾間住機關幹部。我們下午四點左右到了九江車站,機關同志立即報告了此事。我們婉謝了地方領導的好意,說這回吃住是小事,不能讓他們操心,我們會自己想辦法的。緊接著,我們分頭去看六個團和師直屬隊的任務區段。因不能開車,我們都是步行,一直忙到晚上九點多還沒吃飯。大家按提前規定的地點陸續會合了,把情況簡單地匯報了一下並提出了建議。師長說肚皮在鬧意見了,請把帶來的方便麵和礦泉水拿來。不一會兒,我們就吃完了。

“師指揮所設在哪裡?”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應該盡量放在離部隊近的地方,今天就在大堤上搭帳篷將就一下。”這天晚上,十幾個人分住在兩個帳篷內,人多空間小,裡面異常悶熱。儘管我們不停地搖扇子,但身上還是不停地流汗。大家實在受不了了,就都走到外面去吹江風。這一夜誰也沒合眼。

早上天一亮,師長就帶著我們找地方,在大堤上來來回回地走了好幾趟,離部隊近的地方實在找不出來可供容納十幾個人的房子。不知誰說了一句:“那兒有艘躉船,過去看看能不能住。”躉船有兩層,上層有幾間類似的小房子,下層是一個幾十平方米的鋼板,是供船靠岸用的,並且還有一個簡易廁所。因洪水襲擊,躉船好長時間都沒使用了,四周停了數十艘小船,有機械的、手搖的,手搖的佔多數。當時我們就決定師指揮部定在這裡,因為四個團離這距離都在一公里範圍內,很方便,同時省去了幾部通信的無線電台和幾部有線電話。

1998年“九江抗洪”中的軍人

我們當即著手布置作戰室。躉船一側掛上早已準備好的、正反兩面印著“部隊指揮部”這幾個黃字的紅布,下方掛著九江抗洪軍用地圖,圖上標有上級、友鄰部門和各團指揮所的位置、危險地段和責任營連。鋼板一邊並排鋪著五張單人草席,每張草席上各放一個枕頭、一條毛巾被,這就算是五個師領導的床鋪。躉船沒有廁所的另一頭空地上放兩張演習指揮桌,上面放一部電話、一部電台、若幹部對講機,算是作戰值班室,每天由師領導和機關幹部輪流值班。不值班的就下部隊了解情況,晚上碰頭匯總,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睡在躉船上,我們遇到了三大煎熬。一是熱。鋼板經一天太陽火烤,溫度一直持續到凌晨才有所下降,人穿內褲躺在草席上,會感覺到熱浪陣陣。有的同志自嘲說:“我們簡直是在‘烙燒餅’‘烤魚片’ 。”二是吵。五個人中有的實在熬不住好不容易睡著了,那呼嚕聲可真是響,有人開玩笑說是把躉船都震動了。我聽見感到很心疼,也很欣慰。夜裡還有上級指示和緊急情況的電話聲,長江上來往船隻的汽笛聲,沒有一刻能安靜的。三是蚊子叮。晚上洗澡要等天黑,我們用桶系著繩子提躉船邊的江水,到簡易廁所裡從頭上向下澆。廁所的牆全是用鐵皮包的,溫度更高,洗一次澡出一身臭汗。這時身上的味道特招蚊子,不一會兒,紅包一個一個地冒出來,我們兩手要不停地拍打驅趕蚊子。早上起床,我聽到有的人在自嘲說:“天天晚上收這麽多‘紅包’,真是有點哭笑不得!”

這個躉船指揮部很不平凡,在這裡不僅多次召開過常委會、黨委會、政工會,還接待過總部、南京軍區的首長及工作組,地方領導帶隊的慰問團,文藝團隊的名角高手。大家都是以床鋪當凳子。記得杭州市的慰問團到了,非要在指揮部和我們共進午餐不可。午餐除了機關炊事班送來的飯菜外,我們還通知了附近團裡送一兩個菜來。吃著吃著,不一會兒我們便聽到了哽咽聲,一位領導站起來說:“你們也都快五十歲的人了,住在這樣的地方,不來難以想象,來了看了,難以形容。什麽叫軍人,平時軍人幹什麽,為什麽叫偉大,今天我們全明白了!”

時間久了,附近的漁民有的也與我們熟悉了,他們知道了我們的部門和身份。有天下午,一位漁民拿了一條魚來,自報家門說他姓熊,送的魚叫雄魚。雄魚是長江一帶的特產,他好不容易才捕到一條,專門送來讓首長們嘗嘗鮮,補補身子。推讓謝絕不掉,盛情難卻,我們只好收下。師長說:“老陶,你是湖北人,你家就在長江的上遊,你肯定會做魚,晚上就看你手藝啦,別忘了給機關幹部、戰士送點哈。”我帶著金乾事,就近用老熊船上的灶台,燒了一大鍋魚湯,那味道真叫鮮啊!有個戰友吃好魚,拍拍肚皮,詩興大發:“老熊送雄魚,犒勞雄師兵,喝了雄魚湯,老熊喜洋洋!”

前不久我和師長在長江邊又相見了,他早就晉升為上將了,我們還是那樣熟悉親熱。他緊握著我的手,深情地說:“老陶呀,我們到了長江邊,就想起了九江抗洪,一晃二十年過去了,你還記得嗎?”我說這麽大的事是終生難忘的。當年他在大堤上面對官兵的豪言壯語又在耳邊響起:“同志們,我們用血肉之軀為九江人民保住了生命之堤,我們成功了,勝利了,巍巍廬山可以作證,滾滾長江可以作證,偉大的九江人民更可以作證!歷史將永遠證明人民解放軍是無敵於天下的!”

- 圖片來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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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正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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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陶正明

1972年入伍,中共黨員,歷任班長,排長,師、軍機關宣傳、組織乾事,副科長,副處長,紀律檢查辦公室主任,組織處長,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浙江省軍區副政委,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西省委常委。上過戰場,參加過九江抗洪,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授予少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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