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副主任王文剛在第二屆中國普惠金融創新發展峰會上表示，要進一步完善六類機構（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監管規製建設，推動《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等上位法盡快頒布。
這給了小額貸款公司新的希望。事實上，一些小貸公司的經營狀況並不樂觀。據不完全統計，從2016年一季度末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近4年時間，全國範圍內小額貸款公司數量減少了900家，減幅為10%。而在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一年裡，小額貸款公司減少了504家。同時，一季度33家掛牌新三板的小貸公司中，有13家淨利潤出現下滑，10家出現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同步下滑，當前的小貸行業處於洗牌期和分化期。
或許是“監管規範要來了”，一些原本計劃退出的小貸公司決定繼續留場觀望。“聽說2019年政策層面對小貸行業會進行頂層設計，我們在等政策。從理論上說，除了銀行、消費金融等持牌金融機構外，其他能放貸的不多，小貸仍然是個比較好的途徑。”浙江吳興萬邦小貸公司總經理吳雪峰在接受新金融記者採訪時表示。
難啃的“不良”
“目前小貸的圈子裡，有三分之一正常經營；三分之一半死不活的掙扎，他們經營得不好但沒有達到退出條件；還有三分之一的小貸公司醞釀退出。”據一家小額貸款公司負責人介紹，該公司放貸規模最高的時候，不良貸款率曾達到20%。“從2013年到現在，我們一直忙著催收和處置風險。這幾年公司收益令人擔憂，員工收益也在下降，50%的老員工都走了。我們通過5年時間才把不良貸款消化掉，現在轉入小貸小微軌道。”記者採訪時了解到，一些小貸公司的不良貸款率甚至高達30%-40%。
業內人士直言：現在小貸公司的利率、業務規模、淨資產回報都在下滑。“儘管可以從銀行借款（淨資產的50%）的規定沒有變，但實際上卻是很難借到的。以前10家小貸公司裡面有六七家能從銀行借到款，現在10家裡面可能有1家能借到，這1家的主發起人大多是行業有名的龍頭企業，可以對小貸借款提供擔保。”深圳一家小貸公司負責人對新金融記者表示。
融資受阻的小貸公司的業務規模也在下降。上述小貸公司負責人表示：“現在的放貸規模跟最高時相比只有30%。以前的放貸額是300萬、500萬，現在大多是30萬、50萬，最高100萬。但客戶數量多了，以前放出去7個億也就200多個客戶，現在2個億要放到400個客戶。”
放款利率的下降也比較明顯。“我們以前的放款利率在26%左右，現在基本上在15%-18%。利率有所下滑但也不能大幅度降，因為大部分用的是自有資金，降幅太大股東有意見。現在利潤水準也回歸到與實業差不多的水準。以前收益率能達到20%，現在淨資產收益在5%-8%之間。”廣東一家小額貸款公司負責人表示。
高企的不良貸款率使小貸公司嘗到了苦頭，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貸公司回歸本源，以小額分散的原則發放貸款。
牌照“退燒”
或許是受到了小貸公司業績的影響，小貸公司的牌照流轉也在“退燒”。“我們在2016年接到過來自上海的收購電話，出價5000萬。我們申請了網絡小貸，估計是收購方看中這點，想通過小貸牌照去做網絡小貸，但我們沒有轉讓的計劃。現在，詢問牌照的人少了。”吳雪峰說。
一位牌照中介告訴記者，現在市面上小貸牌照的買家確實少了。現在，北京的小貸公司掛出的轉讓價格在1000萬元左右，但問詢的買家並不多。線下小貸公司的收購金額雖然少，但放貸規模受限。相比而言，線上小貸牌照更有市場價值，但線上小貸牌照需要大成本去進行收購，可能需要和當地上市公司或者有國資背景的企業合夥，這其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據吳雪峰介紹，在浙江，轉讓小貸公司牌照並不容易。“浙江轉讓小貸公司一般要求是當地比較有影響力的企業接手，外地公司接手的很少，除非是知名企業，比如上市公司。浙江要求出風險處置登記，如果小貸公司出現風險需要處置的話，當地政府有風險處置責任。如果資金有窟窿，區政府要兜底。注冊在當地的小貸公司由本地比較有影響力的企業來經營，當地政府了解。而外地來的企業來做主發起人，風險更難把控，雖然小貸用的是自有資金，但出了什麽風險，當地政府需要處置和承擔責任。所以浙江小貸主發起人變更並不那麽容易。”吳雪峰說。
事實上，拿下小貸牌照不一定是為了放貸。因為一些服務平台，包括提供流量、助貸，很多操作過程中互聯網小貸牌照是被認可的前提。“比如你去平台買量，如果有互聯網小貸牌照，簽訂協議等方面肯定順利很多。”一位中介表示。
在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看來，當前的小貸行業處於洗牌期和分化期，頒布統一的監管文件非常必要。“具體來說，當前大量的機構經營困難，面臨退出的問題，急需政策引導；還有些機構基於生存壓力，有較強的違規經營動力，急需政策規範。同時，頭部小貸公司不斷巨頭化發展，偏離了小貸公司聚焦普惠業務的初衷，也需要政策層面予以規製。”
責編：劉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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