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蔡昉
我們是在逐步回歸，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高於世界平均水準。我們應該知道，在回歸均值的過程中不再像原來那樣，企業只要找到資源就可以賺錢，這個過程就變了，我們要經歷一個成長中的煩惱，我們必須調整心態。
我想談談“迎接新技術革命的經濟學思考”。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為什麽選這麽一個題目來談？這些年在經濟各種各樣的變革中，我們都知道新技術革命顯示出嶄新的特徵，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新特徵，人們就開始給它賦予一些概念，比如說第幾次技術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或者像達沃斯的創始人施瓦布教授講到的，叫做第四次工業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講到了，這次工業革命發展之快、範圍之廣、程度之深，迫使我們反思國家發展方式，一是反思國家發展方式，二是反思組織創造價值的方式，然後是人類自身的意義。在這裡每個人都要思考這三個問題，對於經濟學或者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就需要反思一下我們經濟學，誰也不可能全面的反思經濟學，但是圍繞新技術革命相關的經濟學理念，我們應該進行一些反思。
這個經濟學理念，之所以要反思是說，其實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對技術革命的一種回應，因為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學的祖師爺是亞當·斯密，亞當·斯密本身就身處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中心——英國，因此不可避免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些新的問題，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挑戰，在理論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思考。
但是這一輪新的科技革命，不管我們怎麽稱呼它，確實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個不一樣，過去我們傳統的經濟學都會說，技術替代人，自動化都是在報酬遞減規律下發生的，但是機器人革命可能會打破報酬遞減的規律。第二個不一樣，過去假設技術是一個外溢的過程，這個外溢就自動帶來一些人們所期望看到的改善人類福利的效果，但是事實上這一次工業革命有一個最好的時機，就是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可以對傳統的經濟學假說做一些反思。
我主要對兩種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來做一個反思，一個是大家都熟知的，我們把它叫做“涓流經濟學”，這個經濟理論是假設技術變革可以自然而然的解決分配問題，科技革命一定是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帶來蛋糕的做大。但是蛋糕只要做大了，很自然因為大家都是相聯繫的，我是富人，我可以投資，投資就可以創造崗位，給不太富的人獲得掙錢的機會，接下來那些人有了工資，就要購買，他又給另一類人創造了新的崗位，不管怎麽說，科技革命，蛋糕做大，就會通過涓流效應自動流到每一個血管裡，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會獲益。
但是我們假設的同時，觀察過去的現象，在任何做大蛋糕的假設下，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也好還是全球化也好，技術變革也好，最後的價結果都是在相當多的案例中表現出來是收入差距的擴大。
這在美國是最典型的，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把矛盾轉向中國，因為中國出現了勞動力市場兩極化的趨勢，幾十年裡面工人的工資平均數都沒有增長，最後歸結於科技革命，歸結於全球化，歸結於一個具體的國家。
對於這種收入分配悖論的解釋，有各種不一樣，我們比較熟知的是托馬斯皮凱裡講的，長期以來，資本的收益增長一定會帶動它的增長，也就是為什麽收入差異擴大，這種現象被我們觀察到了，假設經濟增長自然帶來“涓流效應”是不合理的，我們應該進行反思，這是一種經濟學傳統。和這個對應，我模仿“涓流經濟學”的辦法來看“滲透經濟學”。
假設技術變革最終可以自然而然的延伸到所有的產業、行業領域、企業之間，因此，從一個角度的科技革命入手，最後導致整個經濟全部的被科技革命所浸染，最後實現了競爭力的躍升。這個假設其實也是不合理的，事實證明也不成立。
進而在經濟學上也產生了一個所謂的“生產率悖論”，“生產率悖論”按照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羅的說法，有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經濟學家，他們覺得很尷尬，因為他們假設一個技術革命可以滲透到所有的領域，國家整個被科技革命所改造，但事實上他們沒有看到這一點，特別是他說歸根結底一句話，你可以看到哪個地方都有電腦，電腦應用到了所有領域，但是你就是看不到生產率提高的統計結果，這就形成了一個生產率悖論，也是對滲透經濟學的一個嘲諷。
為什麽會產生這個悖論？為什麽滲透經濟學不是現實的？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解釋，比如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本身就不是統一的，我們通常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是大量的大企業、先進企業甚至具有巨集觀地位的企業，獨角獸，另一方面是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幾乎不只是在中國，在所有的國家，中小企業都是佔大頭，同時我們也知道，不管在宣稱自己已經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的國家，還是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生產要素的流動也是有障礙的，有體制障礙。與此同時，資訊也不是對稱的，並不是說一個著名的國際大企業和慘淡經營的中小企業、微小企業，兩者之間擁有相同的資訊，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結果技術不可能滲透到所有的領域。
如果說在一定程度上，滲透不到，不具備的能力，你就在創造中被破壞了，這也是一個創新的必然結果，但是反過來說，如果阻礙技術滲透的阻力足夠大的話，你這個科技革命就不能整體上轉化為現實的生產率提高和蛋糕的做大。
因此，我們從兩個經濟學傳統的角度來反思一下，下面結合我前面講到的看一看，我們應該做一些怎樣的變化？有一句名言說：“如果你不能改變自己，你就不能改變這個世界”，現實中企業也好、政策決策者也好，應該關注幾個方面，經濟思維的變革，它和我們前面講到的“涓流經濟學”和“滲透經濟學”是有聯繫的。
第一個是順應經濟發展的“趨中律”。所謂的趨中律，我過去學農業經濟，有一門農業技術課就叫趨中律，它就講我們看到有的家庭生的孩子身高比較高，著名運動員高於正常人，自然會找一個跟他身高匹配的配偶。還有一些都是普通的身高，低於平均值，相應的配偶也不會太高，遺傳的常識認為父母都高，孩子更應該高，父母都矮，孩子都矮，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會回歸到正常身高，否則社會身高拉的太大了。
這個“趨中律”在經濟學裡面也是這樣反映的，在前幾年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國經濟經歷了異常的高速增長以後要回歸高中速，“趨中律”在中國要發揮作用。其實他講的道理是對的，而均值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上可以參考世界的平均增長率。因此，我們對目前到205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做了一個估算，大家可以看到的確是在回歸均值，但是不變的那個水準就是過去幾十年裡面世界的平均增長率，我們假設世界平均增長率到2050年，我們的確向它回歸。我們是在逐步回歸，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高於世界平均水準。我們應該知道，在回歸均值的過程中不再像原來那樣，企業只要找到資源就可以賺錢，這個過程就變了，我們要經歷一個成長中的煩惱，我們必須調整心態。
第二個，有一個轉變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講：“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過去對我們企業來說，我們要找到所有人都還沒有涉及，它的利潤還沒有充分實現的時候，在那個領域去投資，使我的利潤超過社會平均水準。直到今天，我們進入到新的增長常態情況下，這樣的機會仍然會更大，但是不那麽多了，這個時候我們要從皆為利來轉向皆為率往，這個率就是生產率，我們必須找到提高生產率，特別是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你才能夠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力。過去的競爭力，其實是皆為利來的競爭力，我們未來尋找皆為率往的競爭力。與此同時可以看到，提高新競爭力，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無論是部門也好、行業也好、企業也好，你都要往高處走，而不是在逐利的過程中往低窪地走，這麽一個趨勢。
和這個相關的是，我們現在必須擁抱創造性購買，其實在任何發展階段上，生產率都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都在提高，但是在以前的高速增長時期，生產率提高的方式來源是不一樣的，而今天的新常態下，我們轉向高品質發展，我們沒有新的其他的經濟增長來源。
比如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之前，有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在這個時期主要的生產率來自於資源的重新配置，你把勞動力從農業這個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二產、三產，你的生產率就能提高，而在產業之間的消漲過程中，資源重新配置全要素生產率過程中，總體來說沒有那麽多創造性的破壞，都是帕累托改進，大家都改善。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要每一個企業的競爭，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創造性破壞，生死存亡、進退，它越來越成為生產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我們觀察過去的一些研究結果發現，在行業內，你這個行業都是乾同樣的事，企業之間的生、死、進、退，這種創造性破壞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是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說，我們越來越轉向這個過程中，而這個過程就是必然式創造性的破壞，是要有退出的風險，是要有死亡的痛苦，這是我們必須擁抱的一個新的變化。
最後是我們要接受勞動力生產制度，過去都認為，我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所有的要素都是責無旁貸，它的價格決定它的雇傭條件，但是勞動力是一個特殊的生產要素。經濟發展歷史，制度變遷歷史也證明了，勞動力要素決定了勞動力的配置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制度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像經濟學家馬歇爾說的，你買一塊磚頭，把它用在什麽建築上並不重要，你建宮殿也好、修廁所下水道都沒有關係，磚頭不會有不樂意的感覺。但你雇傭勞動力，因為這個勞動力是特殊的生產要素，是人本身，他就會不同的心情。勞動力市場制度是我們所熟知的最低工資制度、《勞動合約法》和工人自己權利的各個方面都是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改變。
歷史證明，越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可能忽略勞動力市場制度發揮更自由的作用，但越是到了高品質發展，到了更高平均收入水準的時候，勞動力制度的作用必然會增強，具有規律性的現象，誰也改變不了。我們主要的還是要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做這樣一些企業行為上的調整。
本文為作者在“2018（第十六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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