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的“義氣”
馮慶
《鹿鼎記》是金庸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韋小寶則是金庸筆下最具代表性的主人公。與其他“俠之大者”不同,韋小寶的性格顯得格外“流氓”,其成長環境也頗為獨特:
揚州市上茶館中頗多說書之人,講述《三國志》《水滸傳》《大明英烈傳》等等英雄故事。這小孩日夜在妓院、賭場、茶館、酒樓中鑽進鑽出,替人跑腿買物,揩點油水,討幾個賞錢,一有空閑,便蹲在茶桌旁聽白書。他對茶館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後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也就不趕他走。他聽書聽得多了,對故事中英雄好漢極是心醉,眼見此人重傷之餘,仍能連傷不少鹽梟頭目,心下仰慕,書中英雄常說的語句便即脫口而出。
韋小寶在茶館裡耳濡目染,從說書人講述的英雄傳奇、江湖故事中獲得了最初的人格啟蒙。作為當代中國講述江湖故事的第一高手,運筆至此,金庸心中所想,會不會是他自己在香港多年來從事的“說書”生涯?金庸會不會也曾渴望通過英雄傳奇、江湖故事啟蒙一批現代“韋小寶”?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弄清楚金庸創作韋小寶這一“聽書人”的核心意圖。
在其作品集序裡,金庸曾經談道:
現代比較認真的武俠小說,更加重視正義、氣節、捨己為人、鋤強扶弱、民族精神、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
《書劍恩仇錄》或《射雕英雄傳》就是“認真”的小說。相反,《鹿鼎記》乍看之下就是對“認真”傳統的顛覆:韋小寶儘管渴望投身到說書人營造的“義氣”生活中,卻始終憑借“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態度應對江湖鬥爭,這構成了對過往俠義英雄敘事的消解與嘲諷,進而讓許多人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高高在上的儒家行為模仿坍塌了,真實與謊言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就連高尚的目的也總是要用不高尚的手段來實現。”(田曉菲,《留白:秋水堂論中西文學》,天津人民出版社)
的確,就《鹿鼎記》整體的基調來說,韋小寶言行粗鄙,欲壑難填,手段下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氓”。流氓成為素來崇尚英雄的武俠敘事的主角,這不是反諷是什麽?
但也得承認,這個流氓依然崇尚英雄,並且的確做了不少英雄該做的事情,包括智擒鼇拜、庇護天地會、打壓吳三桂、為陳近南復仇等。和堂吉訶德一樣,韋小寶對虛構故事中的英雄事跡表示由衷的敬意,並渴望模仿這種生活。儘管如此,堂吉訶德這一人物的喜劇性在於其在現實生活中不斷遭遇失敗,韋小寶的喜劇性則在於其生活上頻繁的成功——甚至在行俠仗義方面,韋小寶也“乾得不錯”。韋小寶在人格品質上比之郭靖、喬峰相差不可以道裡計,但相較之下,韋小寶既不背負國仇家恨,也不沉陷於身世謎團,進而也就沒有被英雄的悲劇命運所困擾,以至於“無往不利”,走向了最為圓滿的世俗生活。在整部小說裡,韋小寶對英雄的向往,似乎與他現實中的喜劇命運毫不衝突。或許,這是一種超出傳統的新式英雄人格。
現代知識分子在書中所看到的“反諷”,也許並非金庸本人真正的創作意圖。至少,金庸的老朋友倪匡,就對這種書生氣明顯的解讀表示不以為然:“習慣在小說中看到道德完美無缺的人當主角,一看到了一個油腔滑調、表面上不學無術的人,居然成為主角,會很不習慣。”但是,只要細致品讀,不難發現韋小寶“不但有學,而且有術”“深通做人之道、交友之義,精嫻賭博之理、用兵之策,熟練應對之法、奉君之方。”相反,“知識分子的性格,絕大多數與這類人物恰好相反。也最容易看不起這類人物,在心中嫉妒這類人物。”(倪匡,《再看金庸小說》,重慶大學出版社)言下之意,在倪匡看來,金庸塑造韋小寶這一人物並非為了造武俠英雄敘事的“反”;毋寧說,金庸是在“補全”世人早已固化但有所欠缺的江湖想象,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中國武俠敘事傳統中陰暗塵封但又不可或缺的那些部分,以此揭示另一種正面“英雄”的可能性。
倪匡的說辭暗示,韋小寶之“學”不是正統的儒家四書五經之學,但卻有著其他的傳統源流。這些“學”或“術”的源頭,均是說書人的口若懸河。如果承認韋小寶身上具備縱橫家(“應對之法”)、兵家(“用兵之策”)乃至於法家(“奉君之方”)和道家(“做人之道”)色彩,並且看到他是通過聽書、聽戲學會這一切的,就不難理解金庸並非旨在反諷中國的民間英雄敘事傳統,而是要強調這一敘事傳統具備通達中國“九流十家”整全思想脈絡與倫常義理的文化基因。“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絕不是故意與中國的傳統道德唱反調。……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金庸《韋小寶這小家夥》)
宋元以來,小說戲曲的流行催生了新式的民間教育啟蒙手段。英雄故事動人心魄,令聽眾刻骨銘心。英雄人物身上承載的深情大義,也隨之傳遞到普通民眾心裡。到今天,這種通俗教育手段依然盛行。當梁啟超強調“小說”與“群治”的關係時,他所想到的並非僅僅是西洋小說與現代啟蒙主義的關聯,還有以“四大奇書”為代表的“小說教”對明清社會精神文化品質的全面影響:
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梁啟超認為小說應當為中國的封閉愚昧的民風承擔責任,進而要為社會積貧積弱的現實承擔責任;反過來,振興承載“新觀念”的“新小說”並以此來“新民”,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一個世紀過去,梁啟超的觀點早已成為文學史常識,任誰都不會忽視小說戲曲說書等通俗文藝形式對民眾在思想、氣質與道德方面的重大感染力。金庸讓韋小寶在茶館中通過聽書聽戲領悟了“九流十家”的思想,也就不會讓人覺得奇怪——在我們的時代,有人光靠看電影就學會了積極拚搏或八面玲瓏,這和古代有什麽分別?
但金庸肯定不會像梁啟超和更早的儒家知識人那樣,譴責茶館說書文化把中國的小孩子帶壞了,否則,他不會寫一個韋小寶的“喜劇”結局出來,更不會將他“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金庸寫韋小寶,或許是為了轉換過往的筆法和心態,來凸顯長期以來為“認真”的主流英雄敘事所遮蓋的那些道理。金庸解釋過韋小寶身上中國人的主要性格特徵:
我一定是將觀察到、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國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的身上了。他性格的主要特徵是適應環境,講義氣。(《韋小寶這小家夥》)
金庸有自覺承繼“小說教”的雄心,他刻畫韋小寶,也就並不是想要諷刺或顛覆這種傳統,而是要通過《鹿鼎記》這部封筆之作穿透過去武俠敘事中的許多“附加價值”,直接凸顯中國現實江湖文化的核心倫理。為了達到這種效果,金庸采取了近乎冷眼旁觀的敘事筆法,讓韋小寶這個人物在表面上與孔孟之教、仁義禮信徹底絕緣,同時,讓其用“天真”的少年視角觀察江湖險惡的本真狀態。但在經歷了大風大浪的歷練之後,可以看到,在韋小寶的身上,一種似是而非的帶有儒家色彩的倫理取向——講義氣——總是無法被“江湖險惡”徹底清除。江湖再複雜、黑暗,韋小寶再“流氓”,也得將“義氣”作為其最基本的實踐尺度。用金庸本人的話說:
……他加入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江湖上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忽視。(《韋小寶這小家夥》)
“義氣”是韋小寶人之為人的核心倫理,也是《鹿鼎記》旨在說明的江湖核心倫理:哪怕在一個光怪陸離的“後英雄”江湖,一切附加在英雄人格之上的高尚道德取向都被抽拔殆盡,但只要還有人“講義氣”,就還有在特殊時刻湧現“英雄”的潛能。就此而言,《鹿鼎記》不是在解構英雄主義,而是在直面英雄主義消逝的難題,並提出一種應對的可能方案。這種方案就是,通過關於“忠肝義膽”“俠之大者”的街頭巷尾說書敘事,保存一種對英雄品質的向往;同時,又將高不可攀的道德尺度降低為凡俗可及的“義氣”,既方便“在社會上做事”,又能維持一套穩定的共同生活尺度,為英雄的來臨提供準備。
讓我們再回到韋小寶出場時的風采,一睹這種“義氣”:
那小孩見到這隻大元寶,不禁咕嘟一聲,吞了口饞涎,暗暗叫道:“好家夥!”但他聽過不少俠義故事,知道英雄好漢隻交朋友,不愛金錢,今日好容易有機會做上英雄好漢,說什麽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膿包貪錢,大聲道:“咱們隻講義氣,不要錢財。你送元寶給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傷,我送你一程。”
第一次看到茅十八所贈的元寶時,韋小寶講了“義氣”,顯出了視錢財如糞土的英雄氣概,或許,這還是源於年少氣盛。但是,當茅十八表露江洋大盜身份後,韋小寶最終還是放棄通風報信,這一細節揭示出“義氣”已經深入其骨髓:
韋小寶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如得了這一千兩賞銀,我和媽娘兒倆可有得花了,雞鴨魚肉,賭錢玩樂,幾年也花不光。”見茅十八仍是側頭瞧著自己,臉上神氣頗有些古怪,韋小寶怒道:“你心裡在想什麽?你猜我會去通風報信,領這賞銀?”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銀子,誰又不愛?”韋小寶怒罵:“操你奶奶!出賣朋友,還講什麽江湖義氣?”
這哪裡有半點某些學者所言的“利己主義”呢?單從這兩次抵禦金錢誘惑的情節來看,就足以證明韋小寶在人格品質上完全可以勝任中國江湖武俠小說的男主角,更不用說他之後三番五次彰顯出重義輕利、舍生忘死的英雄氣概。我們不妨再讓金庸的知己倪匡來解釋一下原因:
天下有在金錢面前、大量的金錢面前不動心的市井流氓乎?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隻怕在大量金錢面前能拒之不要的君子,也少之又少了吧?(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重慶大學出版社)
原來,唯有聯繫“現代社會”重利輕義的本質特徵,才能看懂韋小寶這種純真豐滿的“義氣”的可貴,進而理解金庸設計這一人物,在什麽意義上為正在逐漸融入“現代社會”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榜樣。當國門打開之際,金庸小說立馬就在全國風行,其原因可能正在於其中包含著讓中國人既能“在社會上做事”,又能“重江湖義氣”的人格機制吧。
如若韋小寶視錢財如糞土,那麽,他為何不選擇在幫助茅十八之後銷聲匿跡、回到妓院中繼續廝混,而是主動提出要跟茅十八去京城?韋小寶上京,看似是因為迫於無奈殺了官差,不得不逃命。這與《水滸傳》中宋江、林衝逼上梁山的情節十分類似。然而,正常人誤殺官差,應當盡可能藏匿於荒郊野外,宋江、林衝們的選擇就是如此。然而,比起梁山好漢們被迫“起義”之後又被迫承受“招安”的性格悲劇,韋小寶身上多了一分少年人主動闖蕩江湖的浪漫血氣,這股昂揚之氣構成了他要求茅十八帶他去北京“看熱鬧”的基本動因。同是“跑路”,韋小寶毫無宋江的倉皇流連,也沒有林衝的悲憤蕭瑟,而是憑借一股“天真”的勁頭把一切複雜的顧慮擔憂排除在外,主動參與到複雜的江湖當中,克服自己逃犯的身份,成就為命運的主人。最後,韋小寶還能憑這股“天真”成功地從各方勢力中抽身,逍遙於人間世。
一切抽象、笨重的倫理負擔,都被這種“天真”懸置在韋小寶的生涯之外,唯有“義氣”兩字存留。韋小寶的這種“天真”,一方面源於其少年的“赤誠”,另一方面則源於長期沉浸江湖義氣倫理氛圍中所激發的身體性反應。對韋小寶而言,“義氣”並非某種外在施加的倫理道德規訓,而是他通過在茶館裡長期傾聽英雄傳奇,又同時耳聞目睹江湖現實所熏陶出來的生命整體節奏,與他的政治生存手段、雄心壯志乃至於泛濫成災的低級欲望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互不矛盾。用韋小寶自己的話說:“我又做英雄,自己又唱十八摸……”
倪匡總結道,韋小寶的性格特點首先在於倔強、狠辣、勇敢和善於決斷。這一切構成了金庸所謂的“適應性強”。的確,這幾點都是古典英雄傳奇主角的必備素養,也出現在了忠實聽眾韋小寶身上。倔強且勇敢,說明韋小寶血氣旺盛,自尊心強,這是他選擇去北京“看熱鬧”的根本原因。狠辣善決斷,說明韋小寶足夠聰敏,能夠靈活處理政治突發狀況。這一切性情在奇遇生涯中日趨成熟,逐漸發展為一種政治智慧,為他的“講義氣”提供了現實保障,同時,“講義氣”也使得具備政治智慧的韋小寶不至於變成“壞人”,而是顯得“可愛”。韋小寶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奇人”,在他身上,“講義氣”的內容遠比一般人理解的道德尺度更加複雜,其中包含了他對自身整全得失(包括道德得失)的全面判斷,理性的謀劃和對功名利祿的愛欲全都蘊藏在了一整套“講義氣”的行為處事方式當中。
韋小寶沒讀過書,沒有文化。他之所以能有機會掌握“講義氣”的政治智慧,全賴他早年對英雄傳奇故事的癡迷。每逢韋小寶陷入危機時,金庸都要寫他回憶起在評書戲曲中聽到的故事,從而獲得靈感、解決問題(比如從《趙氏孤兒》裡學來“法場換人”)。韋小寶憑他在說書人那裡學來的種種經驗,足以在政治博弈中勝出。顯然,金庸借此想要說明,圍繞著“說書”而發生的社會教化除了能夠在道德上對民眾加以規訓,還能夠傳遞寶貴實用的“江湖經驗”。
韋小寶登場的第二回回目“絕世奇事傳聞裡,最好交情見面初”已經清楚地揭示了“說書”與“義氣”的對照關係:“說書”所要實現的教化目標,就是“講義氣”的江湖倫理與智慧經驗。金庸用最長篇幅的《鹿鼎記》說韋小寶的“書”,就是為了論證這一命題。
這樣一來,我們不禁會想深一步:誰有資格來“說書”?誰有本事來調教這些江湖人,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走出內心的閉塞,提升自己的志趣與智慧,逐漸進入“講義氣”的秩序當中?
這個問題提示我們關注《鹿鼎記》除江湖市井之人外的另一主要針對人群——讀書人。《鹿鼎記》的高明之處恰恰在於,在韋小寶的江湖故事內外,穿插了一條關於讀書人的命運悲劇暗線,以此讓人們不至於在欣賞韋小寶的熱鬧故事時忘記一些更為嚴肅的話題。
全書第一回的回目叫“縱橫鉤黨清流禍,峭茜風期月旦評”,講述了三個相關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三友交遊,密議反清複明,並偶遇陳近南;第二個故事是莊允城一家為奸人所害,遭逢文字獄;第三個故事是查繼佐結交吳六奇。其中,第二、三個故事的講述者均是第一個故事裡的主要人物。這三個故事均以儒家士大夫為主要人物,但是,這些士大夫在之後的故事當中戲份極少,這讓人不禁好奇:金庸為何要用這樣一個奇妙的嵌套敘事作為全書的引子?
首先,不難看到,通過對顧炎武等歷史真實人物的心理透視,小說除了彰顯籠罩全書的主要話題“反清複明”之外,還隱隱然讓讀者意識到,這些心懷舊邦的漢族士人雖然學識淵博、品性高潔,卻缺少足夠的政治實踐能力,以至於在清廷的政治高壓下手足無措,無法充分自保。作為儒家士大夫,莊氏父子機心有限,未曾防備吳之榮(同為讀書人)的陰謀暗算。同樣,評述莊家蒙難故事的顧、黃、呂等人雖是碩儒,在道義與見識上都沒得說,卻在江湖經驗方面異常不到位,被朝廷特務抓了現行,若非陳近南出手相救,便已身陷囹圄。
《鹿鼎記》第一回通過描述這批末代明儒的群像,其實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困擾中國知識人的難題:如何能夠“知行合一”,讓崇高的道德修養和精神旨歸化為針對現實的有效推動力量?這當然是一個讀書人心中永恆的問題。同作為讀書人,為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金庸在武俠小說中通過這批名儒之口,先後提及了吳六奇和陳近南兩個江湖人。他們之所以構成談話焦點,是因為均背靠清朝第一大秘密社會“天地會”,具備政治實力,足以構成“反清複明”偉大理想的現實依托。
金庸的第一部小說是《書劍恩仇錄》,講述的是“紅花會”反清複明的故事;小說裡的“紅花會”正是歷史上的天地會。“天地會”和“反清複明”構成了金庸“說書”生涯的開端和結尾,可能並非偶然。光是對比陳家洛和陳近南的形象氣質,便可看出一種顯著的互文關係。陳近南顯然不同於陳家洛。眾所周知,《書劍恩仇錄》故事的根本矛盾其實源於陳家洛的個人性情:他過於“書生氣”,要承擔的道德擔子太多、太重,行事優柔寡斷,無法開展有效的長官工作。但陳近南則是一個立場堅定的領袖人物,在事業上毫無妥協心態,同時又有著老辣的江湖手段和“講義氣”的人格光輝。
通過讓幾位名儒在對話中塑造陳近南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金庸提醒我們,這位歷史上確有其事跡的陳近南雖然是一位書生,但也是江湖上無人不敬的英雄好漢,是一位早已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謀主”或者說“軍師”。這就將陳近南與通俗英雄敘事傳統中的諸葛亮、吳用等形象聯繫在了一起。《三國》《水滸》中的“軍師”是兵法家、權謀家,智術高超的同時,也有政治決斷力。通過描述以書生形象出場的陳近南在殺官兵滅口時行雲流水、從容不迫的行事作風,這份“軍師”的氣魄得以彰顯。陳近南出場後,顧黃呂三位名儒的光輝形象立馬變得黯淡稚拙。的確,如果像這三位那樣空有濟世理想,卻缺少諸葛亮的冷靜智慧和吳用的陰鷙毒辣,陳近南絕對無法在凶險的江湖世界中立足,遑論組織義軍反清複明?通過讓陳近南在第一回的末尾以救世主姿態出場,金庸宣告了一種新的讀書人——江湖知識人——在未來政治處境中的主宰地位。這種人智勇雙全,既有家國擔當,又有武功權謀,還有崇高名望,依靠他們,本來一盤散沙的“江湖”得以組織起來。這也就意味著,傳統儒家士大夫為了獲得政治實踐力,不得不投身到“江湖”,成為江湖知識人。為了說明這一點的重要性,金庸在《鹿鼎記》中讓顧炎武在數年後一改前態,積極參與江湖活動,甚至被“殺龜大會”擁為“總軍師”。顯然,顧炎武的轉變,正是他向陳近南學習“江湖經驗”的結果。
但問題在於,陳近南、顧炎武他們並不是《鹿鼎記》的主角。在之後的故事裡,陳近南完完全全淪為了韋小寶的陪襯人物。誠然,文武雙全、義薄雲天的陳近南完全可以成為一部“認真”的武俠小說的主角,但金庸刻意讓韋小寶取代他來領跑整個“逐鹿問鼎”的故事,顯然是要說,即便陳近南也太“書生氣”,心頭也壓著一塊沉重的道德巨石——他竟然放不下一個已經滅亡的明朝!相較之下,韋小寶才足夠“江湖”,能夠用更加現實的態度看待法統、義理和規章制度,因此能夠真正承擔起長官未來的重任。
韋小寶覺得,手握重兵的陳近南取朱鄭兩家而代之,毫無不妥之處。但陳近南畢竟是儒家知識人,雖然懂得行權用詐,但骨子裡卻有著超凡的修養擔當,把忠孝節義看得比什麽都重。韋小寶顯然無法在個人修養上上升到這一高度。但是,“韋小寶”的心頭卻又必須有一位“陳近南”。韋小寶百分之百敬重陳近南,原因在於陳近南是“英雄”,講“義氣”,完完全全符合韋小寶聽書得來的世界觀。金庸特地強調,從小無父的韋小寶早已將師父當成了父親,這是因為陳近南符合韋小寶對人生典範的全部理解,進而能夠填補其心中父親的位置。
“韋小寶”和“陳近南”這兩個人物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要說清楚這點,我們必須回到陳近南的“軍師”身份。在天地會的傳說故事中,陳近南是明朝幼主朱洪竹的“師保”,作為“軍師”的他,實則是“君師”。金庸安排江湖知識人陳近南當韋小寶的老師,是否暗示韋小寶這類底層遊民應當在某種時刻準備成為君主?
這種可能性,金庸當然考慮過。《鹿鼎記》裡,由天地會、沐王府乃至於“殺龜大會”組成的“江湖”,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群龍無首”——在明朝已經滅亡、遺裔各自稱王的局面下,誰有資格來統領全部反清力量?直到小說的結尾,這個問題的答案才浮出水面:韋小寶偶遇顧、黃、呂、查等名儒,拋出康熙是明君、天下已經太平的鐵一般的事實來勸說他們不要堅持“反清複明”。沒想到,這些名儒走得更遠:
顧炎武推開船窗,向外眺望,但見四下裡一片寂靜。回過頭來,說道:“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
讓韋小寶這個小流氓當皇帝——金庸為何要安排一代大儒顧炎武作出如此驚世駭俗的判斷?這符合起碼的敘事邏輯嗎?顯然,這裡顧炎武“推開船窗,向外眺望”的行動描寫是呼應第一回中他因缺乏江湖經驗而被朝廷探子偷聽的事情。金庸以此暗示顧炎武已經具備成熟的江湖經驗,成為了一位十足江湖知識人。對於這類人來說,“行權”是家常便飯——只要“權者反於經”便足矣!金庸甚至相信,擁有更深刻思辨頭腦的碩儒顧炎武開竅之後,會比闖蕩江湖多年的陳近南在行事上更“狠”更“絕”:陳近南還會至死效忠朱明,顧炎武則看到,只要能夠恢復漢人江山,那麽,讓名震四海、權傾朝野的韋小寶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可想而知,一旦韋小寶當了皇帝,治理國家的實權肯定是落在顧炎武等人的手裡。韋小寶根本沒有統治欲,他永遠是一個追求“好玩”的血性江湖少年而已。
原來,《鹿鼎記》從第二回開始講述韋小寶故事,其實是為第一回中顧炎武等理想家們遭遇的現實困惑提供應答。金庸由此說明,在試圖引發變革的江湖知識人眼裡,韋小寶這類人是最應當爭取的資源。韋小寶名聲大,手段多,又“講義氣”,最重要的是沒有什麽巨集大視野,只能聽讀書人和“說書人”的話,顯然是領袖的不二人選。
這樣看來,讓“流氓”韋小寶而非“英雄”陳近南成為主角,金庸的用心不可謂不深。金庸實則是說,韋小寶這種“流氓”,反而是近古以來江湖知識人們共同盼望出現的理想“明主”。歷史上的陳近南、顧炎武如果真的遇見韋小寶這種奇人,“反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鹿鼎記》當然只是“小說”,隨意虛構、想象是其本質。
如今的武俠小說研究者往往會覺得“千古文人俠客夢”體現的是文人自我代入江湖以尋求避世寄托的心態,但如果理解了這種“寄托”背後往往有著冷靜的教化意圖,也就能夠洞察到英雄傳奇、江湖敘事可能具備的積極的社會動員效應。
但《鹿鼎記》卻還有更深一層的涵義。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金庸筆下的韋小寶,最後並沒有當皇帝。同時,無論陳近南還是顧炎武,其理想最後都未能實現。
原因很簡單:金庸和韋小寶共同認為,康熙顯然是比韋小寶更好的皇帝。所以,金庸雖然對陳近南、顧炎武等人表達了適度的敬意,但其實並不同意他們的激進作風。在這個意義上,《鹿鼎記》終結了“千古文人俠客夢”的現實可能——陳近南和顧炎武等江湖知識人,在書中都是悲劇人物。
然而,之前的結論告訴我們:《鹿鼎記》並不是反諷,不是對崇高英雄的消解,而是一種新的發揮與發展。取代江湖知識人的激進主義而構成新英雄氣質的東西,就是韋小寶的“義氣”。面對各式各樣諸如“當總舵主”“當皇帝”的勸諫,韋小寶當然頂住了誘惑。他早就對天地會的兄弟無數次申明:“皇上要我滅了天地會,我不肯乾,那是講義氣。你們要我去刺殺皇帝,我也不乾,那也是講義氣。”最後,他以“老子不幹了”五字打通了自己的氣息,決定辭官歸隱。的確,金庸一如既往地讓韋小寶也陷入郭靖、楊過、張無忌、喬峰等人曾經面臨的價值衝突當中。但在韋小寶看來,這些衝突全都可以用一種更加務實的方式解決,那就是“跑”——邦無道則隱。於是,當初為了逃避官府追捕而前往北京的他,為了逃避又逃回了揚州,最後隱居大理。
這就是金庸要塑造的“新英雄”:他血氣充沛,能屈能伸,能文能武,還有著常人觸手可及的基本道德——講義氣。關鍵在於,這個在“九流十家”的共同教化中成長起來的民間英雄只有“天真”,卻不再“認真”——他不再有儒家士大夫的經世理想,而是任由乾坤為時勢推動,治亂隨天道變遷。《鹿鼎記》就此讓傳統的政治理想主義隨著韋小寶的隱居化為烏有。韋小寶作為江湖知識人們心中的“理想王”,卻恰恰沒有什麽理想,這並非反諷,而是與其身份完全吻合的——如果韋小寶的野心真的很大,那麽江湖知識人也就無法在他身上施行“義氣”的教化了。
《鹿鼎記》問世後的半世紀以來,韋小寶式的江湖英雄也越來越為眾人認可。這種新“英雄”未必要堂堂正正、心懷天下,但必須講義氣,因為“做人不講義氣,不算烏龜王八蛋算什麽?”但這也說明“講義氣”不是什麽特別高的要求,而只是人之為人的基本尺度。在商業社會的大江湖裡,為了讓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得以順利進行,人人都得講義氣。韋小寶在江湖中如魚得水,就在於他堅守這條底線,並將其發揮成了一種靈活的智慧,能夠成功應對風雲突變、爾虞我詐的世界而不失其初心。最重要的是,在一個真正賢明強勢且有政治理想的“康熙”湧現於世時,韋小寶能夠把“講義氣”擺在“當皇帝”之上,甘願隱退,這份達觀與率真恰恰又值得我們時代某些知識人與民間敘事愛好者們仔細咀嚼。
金庸在《鹿鼎記》中以韋小寶的形象所凸顯的“義氣”是在後理想時代用以維持自我本真與尊嚴的權宜之計。然而,“權者反於經”,“義氣”中或許保留了儒家“義”的血脈,包涵著歷代傳統儒家士大夫投身江湖講述微言大義而遺留下來的精神財富。儘管沒有高遠的政治理想,但受到英雄傳奇教化而講義氣的實乾家韋小寶會永遠記得康熙是他兄弟,陳近南是他師父,“忠孝節義”是他體內流淌的血脈,“做個好人”是他永遠的承諾。這份由金庸講述的情深義重業已悄悄地嵌入數代讀者的靈魂深處。從這個角度說,只要江湖中還有人講義氣,那麽傳統的理想主義也就有再度實現的潛能。在不久後的未來,當能夠超越金庸的說書大師再度湧現時,“義氣”朝向“大義”的上升或許終將不再只是理想。
馮慶,學者,現居北京。已發表論文多篇,兩部專著《言辭之後》《古典與青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