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棒棒：做善良的瘋子還是偏執的傻子？

社長說

或許，做一個善良的瘋子要好過偏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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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棒棒：做善良的瘋子還是偏執的傻子？

一名正團級轉業軍官，退役後扛起了棒棒。導演何苦在這部十三集的紀錄片《最後的棒棒》中真實出演。

三十多年來，這些做苦力的棒棒見證了這座城市的新舊更替，他想用鏡頭記錄下山城重慶行將消失的“棒棒軍”。

同時，導演並沒有僅僅停留於對社會邊緣群體的苦難的訴諸。因為誰不是在討生活？好歹活著，就有好好過下去的方式。

時代的洪流下，社會邊緣群體怎樣活著？

當眼裡只剩下活著：“我不能倒下”

自力巷53號，何苦將之形容為“美麗渝中正在流膿的傷疤”，曾經這個距離重慶繁華的解放碑商圈直線距離不到300米的地方，就是何苦的司機老黃的棲身地。

1992年入行的老黃已是資深棒棒，但棒棒並非一個光榮的職業。或許並非是他選擇做棒棒，而是命運選中了他。

生於1949年11月的老黃，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政權的教書匠，以及家裡的十來畝地，其一家都被劃定為地主成分，這給老黃以後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老黃將近40歲才與同村喪偶的女人成家，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孩子黃梅，卻又遇上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罰款，他不得已離開家去往東北做工，一去三年。三年後，他的女人已嫁為他婦，而女兒黃梅成為了老黃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女兒黃梅十八歲時與網戀男友奉子成婚，婚後女兒買房三十多萬三年分期付款，這讓老黃幫做棒棒的時限又拉長了好些年。

他始終提醒自己，他不能倒下。

後來，由於長期的體力勞動，一直自覺身體健康的老黃某天下樓梯的時候突然覺得一邊身體發麻，摔下了樓梯。患上高血壓的老黃隨時都有腦梗阻和中風的危險，但是一想到女兒還有房貸二十多萬的欠款，他就一刻也不敢停下。

但即使是用一根棒棒討生活，他們也有對自己的職業有區別於其他行當的特殊要求。

難能可貴的是，生活的艱辛沒有磨平老黃。即使自己過得再不濟，老黃只要看到身有殘疾的乞丐，都會多多少少給一點。

卑微但不苟且，辛苦但有尊嚴，這是他們活著的信念。

若懦善成為“囚籠”：“好人沒好報”

不過，當信念中只剩下“活著”的這一根弦，他們的善良也變得固執。

在《人性方圓》一集中，原先何苦和司機老黃約定第一個月工錢全歸老黃，之後同工同酬，可老黃他執意要和“徒弟”平分工錢。

拿最原始的苦力換錢，下力的棒棒背後都有著不能停下的千百種理由，所以他們看重錢，但又守著一分勞動一分收獲的死理，所以老黃不會也不想佔別人的便宜。

老杭是老黃關係最好的夥伴。早晨七點定時跑去上公廁的老杭和老黃，成功地錯過了自力巷53號的頃刻倒塌。兩人所有的家當都被埋在了廢墟下，然而拆遷隊巡夜人不允許他們靠近廢墟。老黃心急如焚，高血壓犯病又無錢可醫，流落街頭。但老黃並沒有就此放棄，老杭和老黃謀劃了一場對廢墟的夜間“偷襲”，成功地找回了重要的東西，老杭還因此受傷。

他們是老實而憨厚的。老杭收到一張假到不能再假的一百元，他謀劃良久想要借機花出去，卻遇見了善良女主顧的點破卻不責罰。老杭沒有做壞事的膽量，由善生出的惡念也顯得不堪一擊。

對規矩保持著最大的敬畏，與人為善，但也正因此，當他們的善與時代的變革迎頭相撞時，他們也最容易被自己由善而來的固執團團圍困。

一面，城市發展高歌猛進，老黃等生意的陣地五一路和新華路也被拆遷圍牆包圍了，老主顧紛紛搬離。老黃也淪為了沒有相對固定的雇主的野棒棒。

而棒棒內部強烈的地盤意識讓老黃自覺沒有能力與其他人搶生意。

另一面，老黃不良的身體狀況成了雇主不選擇他的理由。他不敢把自己的病情告訴女兒，老人的老淚縱橫，是鏡頭也無法回避的難過。

但老黃始終沒有做出改變的打算。

棒棒們用身體扛起了城市邊角的人來貨往，卻被現代城市的發展洪流撕扯著淪為了社會邊緣人，或許我們會帶著悲憫之心感歎“好人沒有好報”，但這種怨懟真的能改變什麽嗎？

不能。

“好人們”的善有時會成為他們不願跳脫舒適區的借口：用被他們固化了的虛構的“穩定感”來對抗社會發展的“動蕩”，這往往成為了自我框定的“囚籠”。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棒棒們的自我解救

千百種不幸之下，如何走出“囚籠”？

大石從28歲開始在自力巷做棒棒，後來投資做租房生意，也因此致富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條件，棒棒成為兼職。

但後因群租房起火事件引發了有關部門對群租房的排查和整頓，大石的群租房生意落空，他又重操體力活的舊業，但這次已沒法再回到沒落的棒棒軍。

此時，導演也找到了利用已有資源開辟勞工市場的契機。他將熟識的棒棒們組織起來，形成了一支機動隊伍，穿梭在各大工程項目施工地，日結工資，項目不斷。老杭和大石也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後來在家養病的老黃以及大石的妻子也加入了隊伍。

除了導演本身部隊出身的軍人素質讓他足以擔負隊伍長官的責任之外，棒棒個體的職業素養也讓他們在轉換行業的過程中擔得起這份器重和信任。

大石和妻子某天出工遲到了，老闆還是按照日結原價給付工資，但大石執意退回遲到時長應該扣除的工錢。

這支隊伍的上級杜老闆（上圖左側）曾經也是一名棒棒，後來給一個專做防水工程的老闆打工，這也是他進入防水堵漏行當的起點。後來，杜老闆帶著他那些吃苦耐勞的棒棒兄弟一起做大了工程生意，他也從這些經歷中總結出自己的經驗：

像大石這樣轉變“討生活”的方式，是無意間洞察了腦力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張力的結果，是關於如何生活以及怎樣生活地更好的個體智慧，其間，善良並未泯滅，反而成為了他在新行業獲得良好聲譽的助力。

或許，對自我解救的強調可能有掩蓋國家對社會發展所應承擔的責任，而將個體的不幸歸於自身不作為的嫌疑。但事實上，在生活陷入困境時，常常就是只有我們自己。

要如何“討生活”？

當個體的絕望無法阻止歷史發展的向前推進，在邊緣境地，本初的人性依然相信善的根源，與應時而變的人的能動性亦並不衝突。或許，做一個善良的瘋子要好過偏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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