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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雍正:自稱喜也憑你,笑也任你,氣也隨你,愧也由你

撰文/趙立波

題記:作為清朝最重要的皇帝之一雍正,處於康熙、乾隆盛世的中間地帶,13年的在位時間並不算長,但是卻極端重要。正因為雍正的兢兢業業,最終才促成所謂的“康乾盛世”,如果沒有了這個中間地帶的13年,那麽必將造成“盛世”折斷。雍正是怎樣的一個人?對於一個龐大帝國主宰者,胤禛雍正是多面的,他既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同時又是一位有血有肉,敢愛敢恨的“漢子”,無論在清代還是在整個華夏歷史,雍正都是最具個性的獨一無二的一位奇男子。

登基後,他多次對群臣說:“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對於康熙在兩度廢立太子的關鍵時刻,對胤禛的評價格外讓帝國臣僚為之關注。雍正後來對此事回憶說,康熙曾評價他“喜怒不定”,對他本人產生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幾年後,他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懇切請求,能否將這一評語收回:“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請將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

他周旋於父皇和兄弟之間,盡全力把自己裝扮成寡欲、溫厚、孝順、穩重的形象。正如他後來親口說:“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

登基後雍正在百忙之間立即命人定製“戒急用忍”吊牌,並對雲南巡撫說:“朕昔年性最急,時蒙聖祖訓以和緩之道。今登大寶,治理諸務,惟恐仍涉於急,有負我聖祖之訓,敬書此匾,得以時加警惕”《雍正朱批諭旨》如此看來,對於康熙對他的評價,讓雍正是非敏感,在爭儲勝出後依舊對此事念念不忘,可謂形象詮釋了“知子莫如父”。

此外,胤禛性情殘忍苛刻,拋卻當時客觀存在的危局外,他初膺大位,就立即投入到強力肅清諸弟極其黨羽,包括屠戮、圈禁、流放、黜革等,無所不用其極,其手段堪稱霹靂。即使親信如隆科多、年羹堯也隨之因勢變化而迅速產出,均可說明雍正性情的殘忍。

除了性情殘忍外,雍正猜忌之心頗強,輕易不會相信人,對此他曾一再告誡臣僚:“自古知人為難,人心難測,事事時時留心體察,方不被其愚惑。”《朱批諭旨》還曾說:“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萬不可深信人之必不負己。”在他駕馭的臣僚中,如從早期重用到後期懷疑者大有人在,如雲貴總督高其倬,因反對年羹堯被雍正所賞識,一度讚譽為“第一大臣”,此後不久便遭到猜忌,甚至多次對其進行冷嘲熱諷,斥責他:“高其倬一生惟以巧詐潔己是務,歷任觀之,沽譽飾名之外,一所所長。”類似種種的情況並不少見,此後雍正將稱讚他的批語進行闡述,以免遭到後世譏誚“無知人之明。”

暖男雍正

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二十日請安折上朱批:“朕躬頗安,爾等都好麽?官員乃至兵丁、跟役等都好嗎?”給山西巡撫諾珉的請安折上寫道:“朕躬甚安,爾好麽?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爾之合省雨水調勻,糧食大收,軍民安樂,萬事如意!”富於人情味兒,做事細膩都屬於雍正的禦下風格。

給兩江總督的折子裡,雍正說:“送一匣清茶房乾果與爾,怎比得上爾南省的果子呢?再,乾羊絨朕食其味甚美,一並賞送於爾。”不但賞賜東西,順便還風趣的開了一個玩笑,雍正的灑脫風趣一目了然。情商高心思又細的雍正,儘管是一國之主,有時卻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樣和臣工們溝通,經常給臣下及家屬賞賜醫藥。在給臣下的請安折上,他用非常親切溫和的口氣批寫道:“朕躬安,爾好嗎?”或“朕躬甚安,爾可好”。

此外,雍正勸誡官員不要喝酒,告誡說:“若奉此旨後,仍不戒酒,則辜負聖恩,成為無用之輩。”知道大臣鄂爾泰總是熬夜工作時,放心不下,讓人傳話說:凡夜晚辦事,最是傷人,務教他(鄂爾泰)善體朕諭,以仰副垂注至意。都統蘇丹在軍營因潮濕導致傷口複發,雍正在諭旨表示非常揪心:“爾之年歲已非如此奮勉之年齡,爾所作所想,朕實是讚許而同情……爾如此赤膽忠心,將無甚關心,必受蒼天眷愛而好轉。著好生調養身體,努力為朕多效力幾年。” 雍正帝通過如此溫暖的話語與臣下互動的確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以至雍正去世後,一些老臣想起舊事,依舊感動的熱淚盈眶。與一些臣下溫情脈脈外,剩下的就是暴躁和辱罵。

罵你沒商量

面對龐大官員系統,素質、能力、人品良莠不齊,雍正脾氣本就暴躁,對臣下要求極高,對有失誤而又讓他不滿意的官員動輒痛罵譏諷,輕則斥之為糊塗、無知、可厭,重則罵為不是人,死人、狗,甚至上升到辱罵人格。平素修為的風度蕩然無存。有時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諷刺一番,在給佟吉圖的諭旨裡這樣嘲弄他說:“知人則哲,為帝其難之。朕這樣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這樣人!”有時直抒胸臆,酣暢淋漓表達自我感情,在給布政使張聖弼的批示裡這樣寫道:“該!該!該!該!只是便宜了滿丕等,都走開了,不要饒他們,都連引在內方暢快!”《雍正檔》一連用了四個“該”,可見其何等性情。

精明敏感,對臣下們的文字匯報尤其警惕重視,多數的時候他帶著懷疑的目光審視著每一個漢子所能蘊藏的最全面的涵義,以免陷入到臣下的文字陷阱。和朱元璋一樣,對讀書人有著天生的疏離感,認為他們“一字一言,皆懷詭譎”,為此他十分小心,時刻警惕“被人恥笑了去”,對此他曾向臣下坦承說:“向來爾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但凡有的大臣和他文字遊戲未嘗不被他揭露,並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厭惡臣下阿諛奉承之言,同時,如果有的人過分在他面前表現卑躬屈膝,自輕自賤,會讓他感到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蘭在無關緊要的事情後面寫到“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說:“朕深厭此種虛文。”福建布政使趙國麟總是強調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虛偽:“你寫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豈能把一個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崗位?”

有一次,熱河總管奏報發放官兵錢糧,雍正怪他們不體諒自己日理萬機,趕上心情不好,朱批道:“此乃報部之事,何須折奏……爾等空閑,無聊一奏,竟不顧朕日理萬機,何有閑暇閱覽爾等此數而仁慈無用之文,純屬一群不如畜牲之輩。”荊州將軍吳納哈報修繕坍塌城牆瑣碎,雍正看得心煩,批道:“此等未成之事,何以瀆奏,為爾之差事,而不顧朕有無空暇,毫無體諒之心,此乃何臣之道?真是老糊塗了!”

說俏皮話,挖苦譏諷,說反話,戲弄人,在雍正與臣下互動環節屢見不鮮。兵部右侍郎奏請修複堤壩,雍正認為他辦事心思不純,想在工程款中貪汙,故而諷刺說:“大買賣來了,償還之份力圖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數名妥靠富人給爾。”

陝西旱情嚴重,按過去傳統,地方官員一律齋戒祈雨,西安將軍常色禮卻在齋戒之日吃食祭肉,為大家當做笑話傳到雍正這裡。雍正於是忍不住大罵:“爾想爾是什麽東西……原系巧詐巨奸不體面之奴才也!”覺得沒罵解氣過癮,又在常色禮奏折中一句“奴才常色禮今年六十八歲”批寫:“比去歲隻增加一歲”,加以調侃。在“奴才若有巧詐不誠心之處”朱批:“竟不知自己行為之非是也,可惜朕教誨之心。不如畜生!現在世上未有。”

雍正極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顧全臉面,因為他們的使用都是雍正的意圖,如“朕之臉面乃爾之性命,是否好自為之,或行不是,全在於爾。”因為責備石文焯說話有所隱藏,雍正的口氣更是有點像戲劇台詞似的說:“喜也憑你,笑也任你,氣也隨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惱也從你,朕從來不會心口相異。”

雍正自身軟實力和欠缺

雍正二年(1724)八月的一天,雍正在給鎮國將軍的奏折上批示道:“你的這一本書內之言,皆朕孩堤時背誦之文,並非神奇眾人不會奧妙之學。著你作速悄悄銷毀,勿令人看後譏笑。”又對他說:“心可取而學問識見不及”,對臣下學問的嘲弄,可見雍正對自身的學問非常自負。

毋庸置疑,雍正的學識根底較為扎實,這與其父康熙非常重視兒子們學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康熙在如何培養兒子教育問題上也體現了作為父親對兒子們寄予了深切的希望,給他們分別找到當時學問、道德最好的老師,雍正作為其中之一,是主要參與者和受益人。他從小便學習滿文和漢文,後來還曾回憶自己小時的學習生活:“幼承庭訓,時習簡編”。

到了青年時期,由於諸位兄弟間的開啟了殘酷競爭,雍正終日醉心佛學典籍,參禪問道,給外界一個超然物外的印象,他自稱“天下第一閑人”,還親自編輯《悅心集》,使得在其父眼中,這個皇子恪守禮法,善於學習而有心性淡泊,無疑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雍正的打造的刻苦學習的青年形象給康熙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登基之後,雍正依舊將學習貫穿始終,為了“敷政寧人”,通過舉行經筵,提高當時的施政水準。他能把儒家的“四書”、“五經”爛熟於胸,往往在理解上與那些宿儒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他看不起那些專門咬文嚼字,章句的腐儒。有一次科考,主考官出了“士人當有禮義廉恥”,雍正看後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如此題目顯然“識量狹隘”,是老生常談的試題,接著雍正親自大篇幅闡述了儒家典籍的一些新觀點。大學士張廷玉對雍正的見地表示非常佩服:“皇上學宗洙泗,治協唐虞,內聖外王,萬殊一本,聖訓精微,臣等不勝欽佩。”

雍正往往能夠將一些理論用於對臣下的管理和教育,在河南巡撫的一份奏折上批示道:“諺雲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聖所以聽言必觀行也。積年老吏之習,不合封疆重任之體,總要規模宏闊,志慮精白,不屑屑於市恩避怨,方為無忝厥職”《朱批諭旨》。

雍正才思敏捷,在日理萬機之中,親自寫了近千萬字的批示,這種工作量,為歷代皇帝中罕有,同時也說明了他勤政的一個佐證。他的朱批少則幾個字,多則上千言,往往是一揮而就。通過遺留下來的檔案,可以看到他書寫整潔,文字流暢,偶爾有口語,很少塗抹。他很自負書法造詣,有時在臣下的批折上戲稱:“燈下亂寫來,莫哂字醜”、“燈下寫的笑話字了。”

在其自我軟實力上,雍正非常在意自己的書法水準,曾親自寫了一副康熙的景陵碑匾,又命兩個親王和一個善長書法的翰林,各寫一副,然後召集群臣評判,自己解釋說:“放學禦書,常荷嘉獎”,並頗為不好意思地解釋說:“非欲自耀己長”。

在才能的支撐下,雍正是自信的,他也經常把自己同其父康熙進行比較,也頗為謙虛說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上是其最大長處。在登基的第五年,他還在說:“朕年已五十,於事務經練甚多,加以勤於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見,不致為浮言所動”《雍正朝起居注》。

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對雍正的才情給予了熱情讚譽:“控禦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清室外紀》。

在綜合素質上來看,雍正對自己最不滿意的就是騎射武功,他對此不無遺憾地說:“皇考六十年來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無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則待朕勉勵於他日……皇考神武天授,挽強貫劄之能超越千古,眾蒙古見之,無不驚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世宗實錄》。

對於康熙二十年代後期的北狩,訓練八旗將士,雍正卻一次沒能進行,“皇考慎重武備,每歲舉行邊塞校獵講武一事,朕年來未舉一行”,但是深知“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一日廢弛”。為此他派怡親王、莊親王和令侍衛內大臣馬爾賽和眾皇子代表他前去進行。雍正用文書時時與他們互動,並對他們說:“爾等若能令朕垂涎欲得,則爾等方為一群強壯男兒,發奮向前。”雍正本人清瘦,很是羨慕提醒肥碩高大,所以更希望他們能夠通過這種活動全面提高身體素質。

在性格上,雍正屬於多面人格,同時是個急性子,做事雷厲風行,他自己也說其父告誡他遇到事情要“戒急用忍”他還將此寫成字幅掛在書齋。登基的第二年他對輔國公阿布蘭的使用檢查自己,說沒有詳查而急於啟用阿布蘭,及其犯罪又不能隱忍,就是沒有實現“戒急用忍”《雍正朝起居注》。

在給大臣李紱的批示中還說自己的急脾氣:“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在年羹堯事發之後,兩廣總督因為過去與年羹堯有過來往向雍正檢討引罪,雍正則說:“朕無識人之明,誤寵匪類,正自引咎不暇,何顏複株連無辜”《朱批諭旨》。對於交辦的事務未能得到臣下及時回復,雍正往往申飭說:“朕日理萬機,刻無寧晷,費一片心血,親筆訓悔之旨,竟一字不複,想汝終日在醉夢中矣。”雍正的綜合修養為清代皇帝上乘,其勤政的力度也均為前列,對推動“康乾盛世”起到中間最重要的架構,因之個人的風度,在歷史上留下了比較生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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