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朝大將杜松率部1萬人渡過渾河，向駐守在吉林崖的後金軍發起猛攻。不僅杜松自己是身經百戰的名將，他的部下也是從邊塞選出的精銳。因此在一開始，後金守軍幾乎無法抵擋明軍的推進。可是，每當有後金士兵被擊倒時，周圍就會聚集起十幾個明軍爭割首級（《建州見聞錄》）。這一爭不要緊，嚴重拖慢了攻勢的進度。而與此同時，努爾哈赤率領的大股援軍也在飛速趕來。由於杜松所部未能及時拿下吉林崖，他們和留在渾河對岸的2萬明軍，最終被努爾哈赤以優勢兵力全殲。
圖：得了人頭的明軍騎士對明朝士兵而言，敵人的首級象徵著地位和財富
杜松部的覆滅僅僅是整個薩爾滸戰役的冰山一角，軍士爭搶首級也不是明軍戰敗的全部原因。但爭搶首級的現象確實說明，斬首記功對軍隊的作戰效率存在負面影響。一代名將戚繼光就曾對斬首記功有過如下評述：“凡臨陣的好漢，只有數人，每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叢來報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來報功，使眾兵相望誤認是敗走，大家都走了。況一人賊首，數十人報功，若斬數十賊首，就該數百人來報，不知這陣上能有幾個數百人，反是自誤了性命（《紀效新書》）。”
明代是何時興起的斬首記功
提起斬首記功，中國人最容易想到的，莫過於大秦帝國開創的軍功爵製。商鞅變法規定：秦人只要在戰場上斬獲首級，就能取得財富和爵位作為獎賞。而在秦代以後，按砍腦瓜來計算軍功，幾乎成了歷代大一統王朝的通則。今人往往盛讚斬首記功的好處，認為這種制度不僅能鼓舞鬥志，還能開通階級流動的管道，實屬我華夏民族英勇善戰的象徵。
然而，假如我們考察一下史料極大豐富的明代，就會不禁對這個制度產生巨大的疑問。在軍事鼎盛的明太祖、明成祖兩朝，軍功認定上反而不重視斬獲首級。明太祖時對士兵的賞賜並無常規制度可依，後來雖針對抗倭設立過以“擒斬”數封賞的制度，但也沒有要求按首級查驗（《太祖實錄》）。永樂時只針對哨探部隊製訂了斬首記功標準，其余部隊則根據監軍的臨場督察，按戰場表現分“奇功、頭功、次功”三等（《大明會典》）。
明代真正開始重視斬首記功，反而始自戰略上全面收縮的宣宗朝。宣德九年（1434年），專門就“
南方殺蠻”製訂了斬首記功標準（《武備志》）。到土木堡敗沒的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廷又將斬首記功推廣到北方，規定斬首一顆即等同於“頭功”，並對之日益重視（《英宗實錄》）。以至於正德三年（1508年）時，乾脆廢止了“衝鋒”“破敵”“鏖戰”等軍功（《續文獻統考》）。雖然明代以戰鬥表現記功並沒有完全消亡，到明世宗在位時甚至被重新設立。但斬首記功的地位卻從未受過動搖，並一直被當作中晚明考察軍功的第一標準。與中國人的一般常識不同，明王朝斬首記功地位的上升，伴隨著的恰恰是國家軍事實力的衰弱。
圖：平番得勝圖斬首記功盛行導致戰鬥中的頭等大事就是割取敵人首級
斬首記功何以越來越受重視
既然斬首記功會影響到軍隊的作戰效率，那麽又是什麽因素導致了表現記功的衰微呢？明憲宗時擔任兵部尚書的王複一語道破天機：“論功行賞，以當先、破敵這樣的作戰表現為奇功，以生擒斬首為次功，恐怕難以施行。因為生擒斬首，有實物可驗，而當先破敵沒有證據可憑。用戰鬥表現作為軍功認定的標準，不免產生濫報的弊端。近日如涼州奏報軍功次序，生擒斬首僅僅三十個，奮勇當先的卻達到千餘人，根本不足為憑（《憲宗實錄》）。”
前文提到，永樂時規定戰鬥表現的審核由監軍負責。如果以表現論軍功不能做到真實有效，則很明顯問題出在監軍的官員身上。有趣的是，監軍系統在世界軍事史上普遍存在，將斬首記功擺在監軍系統之上的卻只有中國一家？究其原因，國家太大而又集權過度，是中國大一統王朝難以繞開的障礙。
根據鄧巴數，每個人的社交上限都在150人左右。這就意味著，不管你是法蘭西的國王，還是大明朝的皇帝，你的親信數量都處在同一水準線上。對於一個小國的君主而言，只需派出自己的親信就滿足監軍的需要。而對於中國皇帝而言，身邊的親信根本不足以監督全國軍隊，他必須依賴龐大的官僚系統。
可是，自上而下逐級授權的官僚系統，很容易形成欺上瞞下的包庇鏈條。古代又沒有攝影機留下實體證據，按戰鬥表現記功，幾乎得全靠監軍自身的道德操守。假如君主本人的能力又比較平庸，以表現記功的弊端就會愈發凸顯。成化年間，禦史呂洪曾指出：“
鎮守總兵等官，一遇調遣，就奏請增加在京軍官以及自己家人隨行，一面支給他們行糧，一面讓他們安坐在軍營裡。遇到戰事，功勞反而算這些閑人頭上，奪了作戰士兵的升賞。請求對這種行為予以禁止（《憲宗實錄》）。”假如督察戰鬥表現的監軍真能秉公執法，冒功現象又豈會如此嚴重？
圖：平番得勝圖雖然戰鬥尚未結束，士兵卻已急於割人頭報軍功了
真的沒有解決方案嗎
對明朝軍隊而言，依戰鬥表現記功，合理但缺乏可操作性；按斬首數目記功，便於執行卻又影響作戰效率。兩種記功方式都存在嚴重弊端，似乎是個走不通的死胡同。其實只要了解一下分封製國家的管理制度，甚至了解一下明朝自己的土司制度，就能很容易找到醫治的良藥——只要中央縮小直轄範圍，給予地方更多自治權，則士兵的戰功認定問題自然能得到解決。
比如在土司制度下，守土官長不僅是領地的所有者，同時也是領內軍隊的主人。他們有充分的利己理由，做好轄內的軍功認定。而且因為管理範圍較小，管理效率也自然提高。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明廷集結了湖廣、四川、貴州等地的20餘萬大軍，兵分八路圍剿播州叛臣楊應龍。這20餘萬軍隊中，土司兵佔了七成之多（《明史紀事本末》）。作為明朝的自治封臣，土司的部隊均無斬首記功的習慣。許多戰鬥雖然殲敵數百，首級卻無人割取（《平播全書》）。而且土司兵在平播戰爭中表現英勇，遠好過明朝官軍。其不以斬首記功，卻能保障戰力不衰，充分反映了放權自治的好處。
當然，中國皇帝們也並非不清楚集中管理帶來的弊端。只不過增強地方自治，勢必會削弱中央權威。和提高管理效率相比，皇權政府寧可將民眾的血汗消耗於官僚系統的腐敗，也要把權力緊緊握在自己手中。無怪乎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會對集權君主發出這樣的感歎：“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皇帝），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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