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五千年文明
7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經過審議決定，將中國提名的“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真實地展現了新石器時代長江下遊稻作文明的發展程度，揭示了作為新石器時期早期區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要求。
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為中國以及該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證據，同時揭示了從小規模新石器時代社會向具有等級制度、禮儀制度和玉器製作工藝的大型綜合政治單元的過渡，代表了中國在5000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傑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不時出現一些聲音，稱中華文明應從發現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說能實證的只有3500年左右。在本次世界遺產大會上，與會的各委員國一致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為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無可辯駁的實物依據和確鑿的學術支撐。良渚古城遺址入遺，意味著它所代表的中華5000多年文明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意義重大。
抗戰烽火中發現“美麗之洲”
良渚是杭州市余杭區的一個地名，地處天目山東麓河網縱橫的平原地帶。良渚，意即美麗的水中之洲。
而在這片美麗之洲上，在距今4300-5300年前，曾經有一座三重城：39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包括前者在內的280萬平方米內城，以及351萬平方米外城。古城內外有宮殿、祭壇、貴族墓地、手工作坊……良渚先民創造出了一套包括玉璧、玉琮、玉鉞在內的玉禮器系統。
而在古城的西北方向，還有一整套中國最為古老的水利工程。它利用原有山體、孤丘，又興建了11座堤壩攔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總庫容量約4600萬立方米，分別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運輸等多種功能。
據測算，良渚先民興建城市和水利系統的土石方用量達到了1005萬立方米，這體現了高度的規劃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2010年，考古學家在莫角山東坡發現一處因糧倉失火形成的廢棄炭化稻米堆積坑，據測算，堆積的炭化稻米總量約2.6萬斤。後又在池中寺台地，發現有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的廢棄炭化稻米堆積，初步測算炭化稻米總量是莫角山東坡堆積坑的十倍，這意味著良渚時期，稻作農業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良渚文化墓葬中蔚為大觀的用玉情景，不僅表明以琮、鉞、璧等玉器為載體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認同，同時也顯示出一種建立在等級分化基礎之上的規範化用玉制度業已形成。這一制度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二裡頭、殷墟、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等商周時代的遺址，乃至於《周禮》中“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遺址是在抗戰烽火中發現的。1936年，25歲的施昕更在西湖博物館從事地質礦產工作，當時博物館正對杭州古蕩遺址進行發掘，施昕更發現有幾件新石器時代的器物看上去很熟悉，他在家鄉良渚一帶見過。他隨即跑回故鄉良渚，一口氣進行了三次調查，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1937年春天，施昕更寫就了5萬餘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製圖100余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獲，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後來，施昕更投筆從戎，任縣抗日自衛隊秘書。1939年病逝。
80多年來，幾代中國學者，一直對良渚進行發掘、研究；如今，良渚文化成為五千年文明實證，可堪告慰先人。
良渚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不止於實證五千年文明，更在於突破了西方主導的文明起源理論，讓全世界正視東亞文明的獨特。
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秦嶺，她是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谘詢專家，從事新石器時代尤其是長江下遊史前考古研究近二十年，參與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文本撰寫工作。
【訪談】
中國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
“中華五千年文明”再無爭議
讀+：此前國外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爭議主要由於哪些原因？此次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是否意味著“五千年文明”再無爭議？
秦嶺：以往我們談中華文明五千年，西方學界大多並不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作為“實證”。以西方文明發展經驗，只有出現了文字書寫體系，這樣的複雜社會才是有“歷史”的文明。因此，當談到四大古文明時，同古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相提並論的，往往是以殷墟為代表的商文明，年代上自然也要晚了近兩千年。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講，“中華五千年文明”這種提法，群眾基礎又非常廣泛，實際上並非源於某項學術研究成果，而是來自1979年出版的林漢達和曹余章編著的《上下五千年》這套兒童歷史讀物。這個上下五千年包括了盤古開天地、黃帝大戰蚩尤這樣一些神話傳說，因此並不是嚴肅科學的“五千年”。
真正能用科學實證來探討中國文明起源進程和時代的方法就是考古學。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先後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樣一些集合所有中國考古學術力量的大課題，目標是用實物資料和科學研究厘清這段沒有文獻記載或者文獻語焉不詳的歷史進程。通過不同區域大量考古研究成果，已經非常明確把這個“文明探源”的時間節點放在了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距今5500年前後，這在中國考古學界是一個普遍共識。不過，在西方某些學人眼中，中國這些研究並不客觀科學，而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國家工程，因此，這幾十年來的相關成果在西方學界並沒有得到完全正面的回應。
在這樣的背景下，良渚古城遺址能夠申遺成功，無疑是在一個重要的國際舞台上明確了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發展由五千年之前開始的時間坐標。我們通過考古實證闡明了良渚古城遺址歷經千年的發展進程，這是有申遺文本中大量的實物資料和科學測年數據為依據的結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得到了193個成員國的肯定。
在這個申遺過程中，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和遺產價值需要得到相關國際專家和谘詢團體的反覆多次考察和質詢。最終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官方表述為“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遺址（約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們展示了新石器晚期一個以稻作農業為支撐、具有統一信仰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可以說，“中華五千年文明”再無爭議。
讀+：在當時的全球範圍內，有哪幾個已經確認的早期區域性國家？良渚在其中處於什麽水準？有哪些明顯不同的特點？
秦嶺：在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的全球範圍內，舊大陸幾大古文明都已經發展起來，有了明確的區域中心城市，比如古埃及的孟菲斯，兩河流域的烏魯克和烏爾，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摩亨佐達羅等等。
中外早期都市文明在物質層面上所表現出來的差別主要有兩點：
一個是我們缺少早期文字書寫系統。也因此，對於當時古代社會的國家制度和信仰體系，就缺少自證、缺乏進一步了解的途徑。相比之下，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早期文明史就能講得更加清楚一些，印度河文明的文字系統目前尚未識讀，因此對它的了解也有相當局限。
另一個是我們沒有以石材為主的大型神廟建築。
還有一個關於學術史的有意思的差別，那就是良渚古城遺址是完全在中國考古學家歷經八十餘年幾代人的不斷努力下，被發掘和科學研究的，整個良渚文化的重要物質成就也主要保存在江浙滬三地的各級文物考古部門和博物館內，要了解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就得親自來看一看。而對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研究，歷史上都是由歐美學者主導的，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都被運送到了世界發達國家的博物館。
“我們”與“地中海文明”是兩種模式
讀+：您曾經提到，以良渚為代表的東亞早期城市文明，有助於我們反思和評價由西方提出的早期文明和國家起源理論，為什麽這樣說？
秦嶺：基於西方文明發展史經驗而發展出來的早期文明和國家起源理論，長期以來都把“文字、銅器、城市”作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評判世界不同地區的社會與文化時，也以此為主要標準，去衡量一個古代社會的發展水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中國新石器晚期社會和文明程度的研究，一直是國際學術界的“盲區”，並沒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認識。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的過程，對我們，和對西方標準下訓練出來的聯合國專家一樣，都是一種挑戰。在選擇相似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比較分析之前，我們對良渚古城遺址的特殊性質進行過反覆評估：一方面，沒有文字和青銅技術，良渚古城毫無疑問被定義為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產，需要同新石器時代其他世界遺產進行比較，但這樣比，我們良渚就太“高級”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現出來的社會和物質文化發展程度，又無疑是屬於早期城市的典範，需要納入城市文明的範圍內，與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進行比較，但後者絕大多數是已經產生了文字的青銅社會，外國學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況下，會覺得毫無可比性。
正是隨著良渚古城遺址申遺工作的全方位展開和推動，近年來西方學者才得以有機會正視中國新石器晚期考古的豐碩成果，才會評價說中國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明起源發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銅器、城市這樣的西方標準。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標誌著從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於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論和發展模式——良渚古城遺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國新石器晚期區域國家形態，在東亞地區早期文明起源發展進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樣性，它們與西亞地中海為核心的西方文明進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兩種模式，這為西方世界從歷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提供了實證，也對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會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和長期影響。
“稻作”影響了良渚文明沒有對外擴張
讀+：很多關於良渚的論述都強調“稻作”。從科技角度說，是中國人發明了水稻栽培技術；從產業角度說，種稻比種麥需要更多的“管理”，包括對時間、氣象和水的管理；那麽“稻作”在文化和歷史上究竟意味著什麽？是否決定了這塊土地的文明氣質？
秦嶺：中國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是粳稻的起源中心。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下遊地區是舊大陸範圍內目前所見唯一的以單一作物（粳稻）經濟為主要農業內容的史前文明。長江中遊，水稻種植則是和旱作的粟黍農業共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稻屬亞種秈稻的起源地，學界一般認為是在印度恆河流域，那裡的水稻種植是同西亞傳播進入印度的麥作和各種豆類作物共同發展。
良渚文化的水田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非擴張性的農業形態。水稻的收成是麥作和粟黍類旱作的三四倍，同樣的部門面積可以支撐更大規模的人口和社會規模。因此，良渚文明沒有成為往外擴張的文化，因為水田經濟需要對水田耕地的長期投入管理，不同於旱作農業對地力的損耗和對可耕地範圍的不斷需求。
對於亞洲季風區肥沃的衝積平原而言，水田種植的潛在威脅來自於洪澇災害而不是乾旱；而應對水災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營建堤壩、疏通河道。
良渚文化的村落遺址基本上都以周圍的自然河道或人為溝渠為界，村落規模均不大，但整體密度很高。正是在這樣的農業發展進程中，古代先民才能發展出卓越的水管理知識、技術，建立如此壯觀的實體設施；也正是這種農業同氣候環境的脆弱關係，使良渚文化的小規模村落模式得以在一個更高層級的社會機制下得到高度統一。
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質農業工具套（包括石犁、破土器、石鐮、石刀/“耘田器”），是在東亞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僅有的，體現出對不同石材的認識、不同切割鑽孔方式的熟練應用以及在環太湖範圍內複雜的石器生產分配體系。可以說，在玉器手工業中表現出來的製玉工藝、玉料選擇和玉器生產分配，均是在石器手工業的並行發展下由社會精英集團所掌握、複製的一種社會權力的來源和表現。良渚文化手工業經濟的成就，也需要放在稻作文明發展的背景下才更易於被理解。
因為上述原因，我們說良渚文化在稻作農業上的成就，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乃至世界範圍同時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進性的。除了良渚文化稻作農業本身的價值以外，稻作發展也是長江下遊湖網水路“魚米之鄉”這種濕地文化景觀的源頭。
讀+：在當時的中華大地上，與良渚同一時期，是否有多個區域性國家形態並存？與良渚相比，他們又有什麽特點，處在什麽水準？
秦嶺：在中國境內，與良渚古城遺址同時期的區域性國家包括（並不限於）長江中遊地區以湖北天門石家河城為中心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山東地區以大汶口、焦家等遺址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同時還有比良渚古城遺址晚一個階段，大約興起於距今4500年之後但也還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其他區域性國家，比如山東地區之後以城子崖、丁公、桐林等城市為北線、兩城鎮-堯王城為東南線的山東龍山文化；山西南部以陶寺城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陝西北部以石峁城址為代表的石峁文化等等。
長江中遊跟下遊比，城市文明發展節奏基本差不多。不過中遊不用玉器罷了，要說彩陶領先還是玉器領先，這個好像很難討論。我們不會說良渚比石家河領先，是利用的資源不一樣，在物質文化層面的表達方式不一樣。
從時間上看，長江中下遊、黃河中下遊都是差不多同時期，只是黃河中遊物質文化上看著不那麽好看（沒有精美文物），但是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就一直很發達，完全不遜於長江中下遊。黃河下遊海岱地區是持續發展一直很發達的區域，最終對青銅時代的精神文化的影響（器用制度、紋飾觀念等等）也更加深遠。本質上最終是中原文化大一統，這的確是歷史大勢。
讀+：2007年發現的良渚古城牆曾經引起質疑，能否介紹一下？
秦嶺：古城城牆發現時，有些當地文史工作者說這不可能是新石器時代的，認為沒有鐵器就無法把石頭破開。
但是古城牆是有測年數據的；而且良渚玉器硬度比古城墊石高得多，在沒有金屬工具前提下，良渚先民仍然表現了高超的製玉技術。此外，西方還有比我們年代更久遠的采石場遺址，歐洲巨石文化就是新石器時期，也沒有金屬工具。總不能說，巨石陣和良渚玉器都是外星人造的。
（圖文轉自：長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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