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在為發明家們做什麽

作者 | 周健

周健

廣東省汕尾市第二人民醫院主任醫師、汕頭大學醫學院兼職教授

在過去的20年裡，隨著國家對科技教育事業的大量投入，中國科技教育事業得到了持續的高速發展。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SCI論文數量和專利數量上都直追美國。

然而在專利方面，雖然中國有了龐大的專利數量，但是真正為人類創新知識、創新技術，為社會發展提供新動力和增進人類生活福祉的發明並不多。

當然，中國的極少數高科技公司手中握有一定數量的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價值的專利，這無論對公司的發展，還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向好都是有益的。

不過，從專利技術在驅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來看，中國目前的這些有價專利依然顯得太過勢單力薄。因此，未來的中國需要更多優秀的發明家，需要更多真正有價值的專利。

在本文中，筆者將結合美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一些經驗與做法，與大家共同探討美國大學在為發明家們做什麽，又有哪些作法值得我國的高校思考和借鑒。

優雅的生活與自由的工作

在世界和中國都在飛速發展的今天，要想讓中國實現強國夢，無疑需要培養出更多優秀的發明家、更多真正的有價專利。

在這一方面，美國的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以下簡稱“HHMI”）就是一個成功的先例。

HHMI是由美國商人霍華德·休斯於1953年在美國馬裡蘭州的切維·切斯投資興建的一所非營利性醫學研究機構。截至2012年，HHMI已經產生了158名美國科學院院士、12名拉斯克獎獲得者；申報發明2477項，有效許可1270項，獲得專利1242項。

那麽，究竟是什麽使得HHMI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呢？

一句“我們重視的是人，而不是項目”，道出了其成功的秘訣。

充足而靈活的研究資金預算；不對研究員的研究室管理、人員配置、研究方向、研究課題、研究方法等作任何限制；不對研究人員發表論文數量進行規定；鼓勵和支持研究員從事對生物醫學領域裡處於學術前沿、有高風險、有高影響力、有原創性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讓HHMI成為了一個讓科學家“優雅地生活”“自由地工作”的地方。

時至今日，HHMI依然在不斷取得新的佳績。

所以，在筆者看來，要想培養出更多優秀的發明家、更多真正的有價專利，首先，國家應該考慮制定相關大值政方針來徹底解放發明家，重點是保障具有科學技術研究和發明創新能力的人員體面生活的基本所需，讓他們自由、自主地做其感興趣的研究和發明。

與此同時，國家還必須有相應的政策，以支持和幫助發明家們成功實施技術轉讓，持續推動中國經濟向前發展。

對於後者，我們還是新手。而在美國，其大學早已設定機構，承擔起了相應的任務。

我國近年來也有高校開始向美國大學學習，設立技術轉讓辦公室。

技術轉讓辦公室的工作內容是什麽呢？美國大學的回答是：全方位為大學內的發明家們服務。

大學裡的技術轉讓辦公室

上文中筆者提到了美國大學內會設立技術轉讓辦公室。那麽，什麽是技術轉讓？

技術轉讓是指向公眾轉讓研究發現和知識。

技術轉讓可以通過出版物、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在會議上交流以及與產業界的合作等方式來進行。

但在本文中，技術轉讓主要是指在大學、研究基金會和企業雇用的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向第三方提供技術的正式許可。

很多研究者往往會因為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獲得專業承認、獲取額外的研究資金、吸引研究資助者、為學生創造教育機會等多種原因參與到技術轉讓過程中去。因此，大學就成為了為這些學者提供服務的最佳機構。

普林斯頓大學是較早設立技術轉讓相關辦公室的美國高校。

在其設立技術轉讓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以下簡稱“OTT”）前，就設立了技術許可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以下簡稱“OTL”）。

該辦公室是一個由授權、業務發展和法律事務專家組成的大學服務部門，他們在廣泛的領域（包括物理科學、生命科學、工程、資訊和電腦科學）內有著豐富的技術經驗。

而普林斯頓大學設立該辦公室的目的是：將行業合作夥伴、投資者、企業家與大學的尖端技術和研究人員聯繫起來，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帶來創新性的解決方案，從而造福社會。

此後，美國其他大學從中吸取經驗，也相繼設立OTT。其中，有的大學是將OTT設立在OTL之內，有的則是單獨設立OTT。

但無論各高校機構設定如何，其服務宗旨都是相似的。

從普林斯頓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的職責可以發現兩個關鍵點：其一是該辦公室將行業合作夥伴、投資人、研究人員與新發明以及尖端技術等關鍵要素聯繫在一起；其二是促進科技發現轉化為產品和服務以造福社會。

美國大學在這方面上百年的經驗應該值得我國大學管理制度制定者和大學管理者們分析與參考。

最具啟發性的法案

事實上，讓美國大學真正開始關注發明家、關注技術轉讓的契機是早在1980年一個法案的頒布。

該法案明確允許大學和其他非營利性機構對聯邦資助的研究所產生的發現擁有所有權，前提是承擔一定的義務。

這些義務包括努力保護（酌情）和將其商業化，向資助機構提交進度報告，優先考慮表現出足夠能力的小企業，以及與發明者分享任何由此產生的收入。

這個法案就是貝伊—多爾法案（The Bayh-Dole Act）。

2002年《經濟學家》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將貝伊—多爾法案描述為“可能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美國頒布的最具啟發性的法案”。

人們認為正是這一法案刺激了人們對技術轉讓活動的興趣，並在美國創造了更多的研究商業化、教育機會和經濟發展。

而這樣的說法和評價顯然是有其依據的。

美國大學技術經理協會（AUTM）的一份資料顯示，在貝伊—多爾法案通過之前，美國有近30000項技術躺在政府的貨架上，沒有任何發展計劃，貝伊—多爾法案通過之後，直至2012年美國大學已經剝離了4000多家公司。

顯然，貝伊—多爾法案有利於美國經濟發展，幫助美國保持其競爭優勢，並刺激和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根據AUTM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僅在2012財政年度，就產生了368億美元的淨產品銷售，70家學術機構雇用了15741名全職員工，開辦了創業公司。

由於法案生效後，美國大學中進行研究和技術轉讓的熱情高漲。

在過去30年中，通過在公共部門研究機構進行的研究，發現了153種新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疫苗、藥物和/或現有藥物的新適應症，其中包括93種小分子藥物、36種生物製劑、15種疫苗、8種體內診斷藥物和1種非處方藥（OTC）藥物。

如果沒有貝伊—多爾法案，這些成果是無法獲得的。

可見，大學內進行研究和技術轉讓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是具有巨大推動作用的。

因此，我國也應制定出具有啟發性的、能夠充分利用大學內的研究資源和調動研究人員、發明家積極性的方針政策，從而造福社會，推動國家不斷發展強大。

良性互動與全方位服務

在大致了解了美國大學為發明家設定的OTL的目的和其背後的政策背景與成效後，我們再次將視角聚焦到大學內的技術轉讓辦公室上來。

這個辦公室究竟能夠為發明家們做什麽？發明家又是如何與其進行互動的？

事實上，在美國大學內，並不是任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OTL的員工。

OTL內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接受相應的專業培訓，以專業水準協助發明家們解決與市場、資金來源、商業合作夥伴、專利和其他保護方法、新的創業考慮、大學政策和程式等有關的種種問題。

仍舊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學校鼓勵校內的研究者、發明家們在研究活動的早期就與OTL進行聯繫，以便於幫助發明家們了解哪些選項將最有效地幫助提高研究潛力。

OTL團隊會為發明家們指定專業的許可證助理，得到內部和外部法律援助方面的支持。

普林斯頓大學內技術轉讓的過程一般為：研究→預披露→發明披露→評估→保護→行銷→合作夥伴→許可→商業化→收益。

幾乎所有階段都有OTL的專業人員參與服務。

比如預披露階段，發明家與OTL人員進行早期接觸，討論相關發明，並就以下所述的披露、評估和保護過程提供技術指導；評估階段時，發明家需要和來自OTL的許可證助理合作審查發明公開、進行專利搜索（如果適用）、分析市場和競爭技術，以確定該發明的商業化潛力；在商業化階段，是否選擇建立一家新的公司來實現知識產權的商業化也是由OTL和發明家共同決定的。如果選擇一家新的創業公司作為首選的商業化途徑，OTL將協助發明家規劃和執行這一過程。

OTL的工作人員會充當業務形成顧問，提供援助和獲得大學以及外部資源的機會，等等。

普林斯頓大學的上述政策，從側面反映出了一些具有啟發性的觀念。

首先，對於那些非新知識發現的發明家們來說，也許在構思研究主題的時候就有必要與OTL的專家合作，傾聽他們關於市場需求、相關現有技術狀況、預期結果有無商業化的潛力，以及為了實現未來的新技術商業化，需要在研究過程中注意的問題等方面的意見，為提高自己的發明在未來成功商業化的幾率奠定基礎。

其次，普林斯頓OTL在處理相關技術轉讓過程中非常強調發明家與OTL工作人員的互動。

在OTL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同時，發明家必須積極參與到整個技術轉讓過程中來，並積極主動地配合、協助和支持OTL專家的工作。

無論是美國具有啟發性的政策和在大學內設立技術轉讓辦公室，還是OTL專家們為發明家們提供全方位細致服務，這些都是值得我國高校思考、借鑒之處。

作為存在大量潛在和已有發明匯聚之地的中國大學，是時候去思考大學能為發明家們做什麽，並采取行動了。

《中國科學報》 (2019-01-23 第7版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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