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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聖”何以誕生——兼談《天子遊獵賦》的兩個主題

作者:蹤 凡(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司馬相如(前169?—前118)是兩漢時期最重要的賦家,位居“漢賦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賦家,對後世影響甚巨。自宋代起,司馬相如就被尊為“賦聖”。著名理學家朱熹轉引林艾軒語:“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隻填得他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衝、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認為相如賦自然流暢,才情橫溢,遠在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上。宋王應麟《漢藝文誌考證》、元祝堯《古賦辯體》、明胡廣《性理大全書》等文獻皆引用林艾軒此語,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梅守箕《梅季豹居諸二集》、沈守正《雪堂集》等亦稱司馬相如為“賦聖”“賦之聖也”。可見相如作為“賦聖”的崇高地位,已經被宋元明以來的眾多文人所認可。所謂“聖”,既指向其卓越的文學成就,也指向其不可撼動的文學地位和深遠的歷史影響。“賦聖”司馬相如與“騷聖”屈原、“史聖”司馬遷、“書聖”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

司馬相如像 資料圖片

查《漢書·藝文誌》,司馬相如有賦29篇,但大都已經散佚,今可見者,只有《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6篇,另有殘句若乾。其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又合稱《天子遊獵賦》)描寫楚、齊、天子打獵的盛況,長達四千余字。這樣一篇結構規模龐大、語言生澀難懂的文字,為何能夠震動朝野、千古流芳,進而為司馬相如贏得“賦聖”之譽呢?這需要從劉邦分封諸王開始說起。

早在漢以前,中國社會就有過“分封製”和“郡縣製”兩種制度。楚漢交戰和漢初時期,劉邦曾經分封一批異姓諸侯王,後來又改封同姓諸侯王。而在中央政府所統轄的十五郡中,則效法秦朝,實行郡縣製。但這些同姓王也經不起權力的誘惑,迅速成長為威脅中央政權的力量,最後演變為吳楚七國之亂。儘管“七國之亂”最終被平定,但也造成了國力消耗、民生凋敝的不良後果。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書·景十三王傳》),史稱“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各諸侯國四分五裂,實力大減,再也沒有興風作浪的能力。推恩令徹底解決了漢朝的心腹之患,也真正結束了綿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天子遊獵賦》寫作於前135年(龔克昌師《漢賦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此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即將施展其宏圖大志;8年後即頒發了推恩令(前127)。換言之,該賦完成於推恩令的醞釀期,諸侯王問題即將得到徹底解決的前夜。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司馬相如敏銳地感覺到了諸侯王橫行的時代即將過去,大一統的時代即將到來,於是他以當時剛剛興起的賦體文學,縱筆謳歌了這一歷史轉變。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封為郎。歷代文人無不豔羨司馬相如與漢武帝的“君臣之遇”,殊不知這種“君臣之遇”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是政治與文學高度契合的必然結果。《天子遊獵賦》產生於特定的時代,也只能在特定的時代才能得到君王的青睞。當諸侯割據的時代成為過去,類似題材的作品再也無法引起君王的共鳴。因而,《天子遊獵賦》的成功是不可複製的。

《天子遊獵賦》的上半部分(即《子虛賦》),首先讓楚國使者子虛出場,他極力誇飾楚國雲夢澤面積之廣大、物產之眾多,楚王狩獵隊伍之雄壯,狩獵過程之驚險、時間之長久、獵物之眾多、獵後飲食之考究等;接著齊國烏有先生出場,稱譽齊國的海濱田獵場“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田獵範圍、場面、戰果皆勝過楚國。烏有先生用語不多,但氣勢磅礴,與子虛針鋒相對,呈不相上下之勢。在《天子遊獵賦》的下半部分(即《上林賦》),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出場,他首先對子虛、烏有的言論進行義正詞嚴的駁斥,批判了楚國、齊國不明君臣之義,不知諸侯之禮,奢侈荒淫,沒有節製,尤其批評了齊王“外私肅慎,捐國逾限,越海而田”,有私通外國的嫌疑。接下來亡是公又說:“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於是以近三千字的篇幅,大肆鋪陳天子上林苑之地域廣闊、物產繁多、天子狩獵場面宏大無比,獵後歌舞囊括四夷,在氣勢上壓倒齊楚;最後說天子幡然悔悟,解酒罷獵,關愛百姓,實行德政。此下又對齊、楚二國進行斥責:“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再次批評諸侯王奢侈淫樂,不能關心民生疾苦。賦的結尾說:“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二人羞愧難當,紛紛離開座席,感謝亡是公的教誨。

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儘管從經學的角度肯定了司馬相如賦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對相如賦主題的誤讀。筆者認為,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天子遊獵賦》有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歌頌漢朝的統一、強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對諸侯王的規範與管理。如賦中言上林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描寫天子歌舞“巴渝宋蔡,淮南乾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可謂囊括天下,“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宋程大昌《雍錄》卷九)。於春海(2003)、程世和(2017)、劉莎莎(2017)等學者都從賦中讀出了司馬相如的大一統觀念,認為“《子虛賦》《上林賦》是以文學的形式,對漢帝國大一統思想的最好闡釋”,“順應了時代的要求,與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統思想異曲同工”,所論頗中肯綮。第二個主題是勸導漢武帝戒奢從儉,實行德政,即賦中所謂“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兩個主題同時存在,前者為主,後者為次,前者潑墨如雲,後者惜墨如金。尤其是《天子遊獵賦》的後半部分,處處以居高臨下的態度訓誡諸侯,以昂揚喜悅的語氣歌頌朝廷,極力鋪陳上林苑的富庶遼闊和狩獵、典禮活動,這是以文學藝術的手段為漢朝結束分封、走向完全統一製造輿論,大唱讚歌,其得到漢武帝的欣賞,自然是情理中事。

至於該賦的第二主題,那只是司馬相如順便對漢武帝做的一個提醒與勸誡,並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轍的方式體現的,用語十分含蓄。自司馬遷以來兩千余年肯定相如賦者,無不讚揚其與《詩經》一樣有諷諫之義,稱譽他“卒章顯志”,手法高明;自揚雄以來兩千余年否定相如賦者,又無不認為其“勸百諷一”,“適足以啟漢武之侈淫”,失去了諷諫之義。有人甚至以此為據,批評司馬相如“迎合上意”,“人品不足齒也”(元方回《續古今考》卷十)。這都是對相如賦主題的嚴重誤讀。其實《天子遊獵賦》結尾的諷諫,只是該賦的第二主題,是次主題,其重要性遠在第一主題之下。

司馬相如因《天子遊獵賦》而成為漢武帝最青睞的文學家,也成為漢賦的代表作家,他將賦體文學推向了頂峰,對後世辭賦創作尤其是散體大賦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漢賦四大家”的另外三家(揚雄、班固、張衡)無不模仿其結構,學習其文采,創作了《甘泉》《羽獵》《兩都》《二京》等名篇巨製,使漢賦成長為“一代之文學”。晉左思《三都賦》、唐李白《大獵賦》、宋丁渭《大搜賦》等,亦無不在學習相如賦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賦聖”崛起,離不開那個偉大的時代,那個從分封製走向郡縣製,從國家分裂、諸侯割據、戰爭連綿、民生塗炭,走向天下一統、經濟繁榮、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時代。司馬相如以如椽大筆生動描繪了這一歷史轉變,之後他還受朝廷任命,以開發西南夷(今四川、貴州、雲南一帶)的方式參與了大一統國家的實體建構(參見《史記·西南夷列傳》)。文學家只有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文學活動與時代洪流相契合,才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文學發展演進的經典之作。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17日 13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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