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解密：漢語派生現代西方語言文字

驚天解密：漢語派生現代西方語言文字

諸玄識 董並生

（一）漢語是世界語言之祖？

備受爭議的“漢語拚音之父”周有光，曾論證“漢語是印歐語系和世界其他語言的始祖母”；由於當時的學術界很西化，周先生的這一命題被批評和抵製，差不多成了絕響，是可想而知的。

但極為諷刺的，西方中心論之前的歐洲學者似有“先見之明”——17世紀的主流西方幾乎共識：漢語是唯一的稟賦神性的“原初語言”，即純正的“伊甸園語言”（被人類始祖使用的能夠自由交流、普遍通感的語言）；而相比之下，其余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各種語言，則是等而下之和支離破碎的“巴別塔語言”（被上帝打亂的、彼此隔閡的方言土語）。並且在17—18世紀的具體實踐中，漢語成為歐洲各國的語言改革的向導和楷模；由此，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最顯著的是英文——得以寄生於漢語，不僅幸免於難產或夭折，而且逐漸成熟和壯大起來。

更有甚者，在1760年代，英國人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年）按照類似於周有光的道理，利用漢語來“復活”古凱爾特語，他援引巴羅爵士的所言“漢語確實適用於發現凱爾特語的活的殘留”；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參考別的中國資料，麥克弗森竟然虛構出《莪相》這一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中古歐洲詩篇。它直接激發了催生德國文學的“狂飆突進運動”和偽造各國史詩的歐洲民粹狂潮，影響了好幾代、成百上千的西方作家（首先是歌德和巴爾扎克）。

圖：漢語是世界的語言文字之母？

（二）漢字是真正和完美的文字

長期以來，由於受到西方和西化的誤導，大家都以為漢字很落後，屬於近似於原始的象形文字；而字母表音文字則為“高級文字”，有利於發展科學。其實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借助於漢字的“表意”，西方人根本不知道科學、文學和哲學為何物！僅從西方文字之“表音”特徵來看，西方在文字上和其他方面皆無“原創基因”。

應該澄清文字的本質。“象形、表音、表意”是文字的不可分割的三要素，而單獨的“象形”或“表音”則都是文字的缺陷或雛形。漢字是“形、音、義”之三位 一體，兼容前兩者，升華於“義”（表意）——它是超越性（形而上）的，因而能夠做到“普遍共通”，此乃文字形成之必要前提。相比之下，生物性（形而下）的“象形”和“表音”所能表達的，分別是零星的視覺或個別的聽覺；它們只能有助於狹小溝通，範圍稍大便是障礙。

由於人的聲音在太空上之差異、在時間上之變異，都是越來越大的；“表音”本身不能形成文字，否則的話，它就是自身難保——被聲音的海洋所吞沒。由此，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體生成；除非它得力於外來因素，而得以畸形發展。

我們說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於中國因素，那首先是因為：“表音”必須依靠：1.印刷術鎖定和規範其符號（字母）；2.便宜的紙張在交流中使該符號保持不變。若非如此，表音符號（字母）難免是信手塗鴉、亂成一團。

在使用印刷術之前，不可能存在表音文字。進而，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存在文字和文獻。就像18世紀初的法國圖書館館長讓·哈爾端所言：幾乎全部的“古代”希臘—羅馬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在14世紀後被偽造的。

（三）寄生於漢語的西方文字

倚靠四大發明而初起的西方（字母）表音文字遠不成熟，備受挑戰，生死未卜。在15—17世紀的歐洲，宗教文字（拉丁文等）和與此相對而出的世俗文字（方言文字）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和衝突，以致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死人千萬的宗教戰爭的症結。這是因為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功能”（含義、定義），而使新文字徒增誤解，火上澆油。

於是，從培根到萊布尼茨好幾代的歐洲精英都以漢字為榜樣致力於語言改革：雖然有不少人嘗試設計類似於漢字的表意文字，但更多的和較成功的則是，利用“中國雅言”（漢語表意）來彌補西方表音文字的這一缺失。那就是在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歐洲學者乘著“中國風、中國啟蒙”（啟蒙運動），使中國文化及其“雅言”（表意）融入他們的表音文字之中。這樣，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也就能被用於抽象與形象的寫作，從而變成了其民族性、乃至國際性的文字了。

拿英文來說，在莎士比亞生前（1564—1616年），英文尚不勝任於正規書寫，直到在他死後大半個世紀仍是如此。所有的18世紀以前的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的文本——特別是莎士比亞名下的作品，都主要由於其語言低劣的緣故，而在後來被改寫或重寫的。在17世紀的英國，培根、威爾金斯、斯威夫特和約翰·韋布等眾多學者都倡導或進行“漢語模式”的語言改革；到17世紀末乃初見成效，例如牛頓的寫作從拉丁文改為英文。1775年《約翰遜英語詞典》是英文臻於完善的標誌，就像幾位西方學者所揭示的：約翰遜博士是用漢語概念來定義英文的。

（四）“表意”之外沒有原創文明

關於近代以前的西方實情，僅從文字學的視角來觀察，便可“一葉知秋、一語中的”。“表音”意味著什麽呢？它至少可以說明如下三點：

第一，西方無緣於原創文字，它也沒有這種本事；因為在充滿差異和變異的聲音中來“表音”，怎麽行？根本不會有代表性和共通性的！從“表音”來尋求文字，那是“死胡同、死腦筋”。所以說，若非幸遇外來文明，西方則無緣於文字。

第二，鑒於聲音屬於人的生理本能，如果社會交流模式僅限於“表音”，那就等於：除非其受變於外來文明，它恆為原始停滯，而無任何進步。實際上，西方正是如此：它在近代以前是“神本”，不存在“人為、人智”和“進步、進化”。

第三，沒有文字，則無文獻，也就不存在文明史。在其依靠中國因素產生了字母表音文字之後，西方偽造了“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和“古老文明”（埃及、兩河）。另一方面，沒有“表意”（形而上），也就不存在原創文學和哲學。

再來看象形文字。鑒於純粹的或非表意的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雛形，又是文字的缺陷，它所能傳達的只是具體的或零星的景象，而非整體的或系統的思想；因而，象形文字並不勝任於文明所需的交流媒介——原創文明應該是表意的，而非“象形”或“表音”的。據此，我們便可推斷：擁有象形文字的“古埃及”、以及它的文明與歷史，都是不存在的。

“古埃及”是怎樣出籠的呢？它是西方史學“三巨頭”進行累進偽造的結果：1.臭名昭著的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開拓“西方全史”：“古老文明”（埃及、兩河）和“古典文明”（希臘、羅馬），但缺乏時間概念；2.“編年史之父”斯卡利傑（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按照中國編年史及其計算方法，設計出“西方編年全史”，因而安尼烏斯的虛構被“扶正”；3.“埃及學之父”珂雪（又譯基歇爾，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使用中國資料補充“古埃及”的文明與文字，他也是編造中華文明“西來說”的罪魁禍首。

文字是一個縮影，洞見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詳見 諸玄識 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

圖：“埃及學之父”珂雪（又譯基歇爾，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他首先匯編出中國資料（中），再按照其中的內容來偽造“古埃及”文明和文字（象形文字）。

編輯：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