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蘆筍是一種珍貴的、國家級的蔬菜，因其在呈白色的階段食用口感最佳，許多人把它稱為“食用象牙”或是“白金”。蘆筍又是一種典型的春季蔬菜，它的收獲也標誌著德國春季收成的開始，在采摘蘆筍的季節，許多地方都會舉辦蘆筍聚會進行慶祝。
但在這個春天，蘆筍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供應德國家庭餐桌的蘆筍主要食用的是它剛剛生長出的嫩芽部分，一旦嫩芽打開，它就將迅速木質化，生長環境中過高的溫度也會導致纖維增多。為了保持嫩芽的口感，德國蘆筍只在春季采收，生長期需全程覆蓋在有意堆高的土壤之下。這一方面意味著它必須在嫩芽生長到足以破土而出之前搶收完畢，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采收蘆筍是一種高度依賴經驗和技巧的密集型勞動。
一般而言，采收蘆筍的工作集中在四月下旬至六月的清晨和傍晚，一天兩次，熟練的采收者會使用特製工具插入土中，將品質合適的嫩芽在土中截斷並掘出。這一過程並不容易，而如果考慮到同時還有速度要求，就更是非熟練工人不可——經驗要求高、過程辛勞，加上報酬相對微薄，過去幾十年裡幫助德國蘆筍產業蓬勃發展的原本是數萬名來自歐盟東部成員國的季節性農業工人，他們像候鳥一樣來了又走，在此迅速完成蘆筍采收，然後帶著勞動報酬踏上回國的旅途。
今年，他們如何抵達又如何工作，成了一個國際問題。
收獲幫手
德國農業依賴來自較偏遠地區的季節性雇工的傳統由來已久，19世紀末馬克斯·韋伯的著作中就曾討論過受雇於普魯士農田的波蘭工人對當地的影響，在德語中，這些應采收季節而來的農業雇工被稱為“Erntehelfer”，意為“收獲幫手”。過去十年，德國農業吸收的“收獲幫手”達到每年30萬人，大多數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波蘭等地。
這一群體參與收獲的作物種類很多，蘆筍因其價值高昂、可采收時間短暫、以及目前仍難機械化，成為其中尤為突出的一種：恰恰是在2004年歐盟開始擴容，並在2007年將羅馬尼亞等國吸收進來以後，德國蘆筍產業才迎來了迅速擴張，其種植面積在2008-2012的幾年間增長了10%。
2020年，春季農業對於外來雇工的需求與新冠病毒的肆虐幾乎同時來臨，在全歐相繼封鎖、德國本身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同時，德國政府仍然通過包機等形式，從東歐國家調動了八萬名季節性農業工人，再一次地，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羅馬尼亞。
但這一次，情況已經變得與過去的經驗完全不同，當這些羅馬尼亞工人湧入德國包機停靠的機場，他們面對的是疫情已經呈現爆炸式增長的西歐和當時形勢似乎尚算樂觀的德國，而在他們背後，是當時距離疫情似乎還有些距離的祖國羅馬尼亞，和家鄉蘇恰瓦縣——直到現在，這仍是羅馬尼亞疫情爆發最為嚴重的地區，普遍相信與同西歐來往密切有直接關係。
疫情當前，數萬人的跨國流動對於旅程兩端都是沉重壓力，更不要說這些雇工們原本在德國的打工生活與“社交距離”扯不上任何關係。為了安置他們，雇主們需要引入多種防護措施和政策，並承擔可能的健康與經濟風險。
但也正因如此，這些外來勞工的不可或缺終於得到普遍承認——根據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農業部的數據，僅4月的該州就需要至少4900名季節性雇工，這項工作的低報酬使得農場幾乎招不到德國工人，它所要求的技術和熟練程度也非一般人所能勝任，而如果勞動力不能及時就位，將有大量原本價格高昂、被視為貴族食物的白蘆筍在地裡變成無用的雜草。
在此之前，這些東歐雇工曾長期被貼上“非熟練勞動力”標簽，雇主們用它來壓低價格，社會則以此來為這些外來勞工只能獲得微薄薪水提供一種貌似合理的解釋。
“不是奴隸”
4月11日晚，來自羅馬尼亞的“收獲幫手”Nicolae Bahan停止了呼吸。他自3月20日起一直在巴登符騰堡州一處蘆筍農場工作，死前曾抱怨過咳嗽和發冷。死後在屍檢中，他被檢測出冠狀病毒陽性，沒有人知道他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感染的。
在他死後，羅馬尼亞環境保護部向歐盟監察部門遞交了正式信函，其中呼籲采取行動保護季節性農業雇工們，“羅馬尼亞的季節性工人不是奴隸。人的尊嚴與健康是無法商量的。”
但事實上，這些雇工們近乎別無選擇，在發生悲劇的蘆筍農場，雇工們名義上的最低時薪為9.35歐元/小時，然而由於夥食費、安置費和差旅費需要從工資中扣除，每位雇工每天還要給農場交12歐元。如前所述，蘆筍收獲的特殊性決定了工人們的工作時間不可能太長，到手報酬之微薄可想而知，但即使如此，去德國農場中收割蘆筍依然是羅馬尼亞工人們趨之若鶩的不錯出路：這樣的收入水準已經遠遠高過了經濟凋敝的羅馬尼亞國內，許多人是依靠每年在德國的這幾個月的收入才得以養家，其中也包括死後才被確診的Nicolae Bahan。
而在Nicolae Bahan死後，農場的蘆筍收割工作仍在繼續，他的同鄉與同事們仍住在並不寬敞的集體宿舍中，在公共食堂裡吃飯，乘坐公共汽車或者貨車上下班，唯一改變的是出於防疫需要，他們被與自己的雇主嚴格隔離開來，也不能在隔離期內離開農場範圍。
4月28日，羅馬尼亞政府再次通報稱有200餘名工人在德國一家屠宰場中集體感染。除了具體工作內容有所區別，屠宰場雇工的故事與蘆筍農場並無二致，而同樣的情形仍在更多的行業內反覆上演：工人們付出艱辛勞動，換取微薄報酬，但地區間巨大的經濟差異仍驅使著這些普通工人一次又一次回到購買他們勞動力的農場和企業，較短的雇傭時間則幫助他們更容易忍受工作條件的艱苦。
而幾乎理所當然地，這些短期雇工中的大多數人既沒有合約，也不會有職業保險。
歐盟擴大後的十幾年，從德國的蘆筍和草莓，到意大利的西紅柿和西班牙的柑橘，這樣的季節性勞動力流動早已成為歐盟農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僅每年組織工人往返就已產生相關“產業鏈”，此前幾年，這些異國工人的存在還曾成為部分地區右翼勢力排斥的對象，但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這一打工群體的重要性終於凸顯出來：他們並非“自由流動”不受歡迎的結果，而是結構性不平等的一部分。
蘆筍危機已經過去
5月底，德國多地傳出蘆筍價格上漲消息，除了疫情期間可以預想到的經營成本上漲，另一個影響因素是更多人開始傾向於本地農產品，而不再是價格更便宜的荷蘭進口蘆筍，哪怕需要為此付出更高價格：5月20日，德國市場中本地蘆筍的直售價格漲至10歐元/千克，22日的一則消息則稱，得益於各地搶收的成果，目前德國市場上蘆筍已經達到供需平衡。
而隨著氣象漸熱，蘆筍的季節正在過去。
但“外國雇工”的問題已經深入到了全歐各國農業的各個角落，在西班牙他們是來自拉丁美洲的短期雇工，在愛爾蘭是保加利亞勞工，在意大利往往是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在北歐、波蘭和波羅的海地區則更多是烏克蘭農民。
在歐洲更靠北的地方，從沙拉菜、西紅柿到洋蔥，五月的草莓和六月的豆子，采收時間更晚的土豆和黃瓜……這些作物能否保證收成，還是擺在農場主們面前艱巨的挑戰。（文/李曉暖 責編/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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