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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說︱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發掘記

彭山,成都南面的一座小城。過了彭山再向南,山勢漸隆,已然出了成都平原進入丘陵地區;江口,從成都順府河南下的第一個重要碼頭,岷江與府河自都江堰分水,又於此地交匯。

我與彭山、江口有緣,大學剛畢業就被安排到這裡參加一座宋墓的發掘,那也是我入川後參加的第一次考古工作,轉眼間十年已過。2017年,我又回到了彭山江口,主持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也許是冥冥中自有注定。

初識江口

關於張獻忠沉銀的傳說,在四川不同地區流傳著不同版本。彭山江口當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而在江口鎮確實有一個石龍村,石龍村的旁邊就有條石龍溝。

這條石龍溝一端連著岷江,另一端的盡頭是一堵絕壁,上面雕著一條張牙舞爪的巨型石龍。石龍的真實存在,給本就撲朔迷離的張獻忠沉銀傳說蒙上了更為神秘的面紗。

2005年,岷江河道內的一段木頭,讓我們離揭開這層面紗似乎近了一點點。這段木頭是岷江河道中挖出來的,中間已被掏空,裡面赫然擺放著7枚五十兩重的大銀錠。

銀錠上銘刻的文字既有“京山”、“湘潭”等地點,也有“崇禎十年”等時間——這無疑是一批來自明代湖廣地區的官銀,但怎麽會出現在彭山江口的岷江河道裡呢?那段裝載銀錠的空心木頭成為破解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

文獻裡記載張獻忠正是用這樣的方式運載銀兩,但這到底是不是張獻忠的沉銀?未經過科學考古發掘,證據也顯得過於單一,所以在當時並不太具有說服力。就這樣隨著河道內工程的結束,岷江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並未引起人們的太多關注。

又是一個十年,時間來到了2015年。這十年間也曾聽說過“攔江挖寶”的提議,但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將它當做一個笑話,甚至是一個略微有點誇張的笑話。

當時的我肯定沒有想到,幾年後的我要真真切切地去面對這個“笑話”。我們再回到2015年,這一年岷江的沉寂再次被打破。一群人念著尋寶訣,做著“買盡成都府”的美夢來到了岷江河畔,開始了瘋狂的盜撈。

江口沉銀盜撈案成為當年警察部督辦的大案,追繳回的虎鈕金印,再次讓世人的眼光聚焦江口。三億的案值是那麽的刺眼,文物部門的搶救性發掘勢在必行。

重回江口

當初部門安排我回江口主持這次考古發掘的時候,我沒怎麽考慮就同意了。因為覺得自己和江口蠻有緣分,而且當時覺得負責這樣一個項目也會蠻有趣。但是當自己真正開始面對當年的那個“笑話”時,才發現問題遠遠不是一個“笑話”那麽簡單。

首先我要解決的問題是怎麽挖?

根據之前了解到的情況,文物在江底,上面還覆蓋有厚厚的一層鵝卵石。潛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針對岷江水流急、能見度差的實際情況,這種方案一開始就被否決了。

圍堰是另外的備選方案,但是用什麽材料圍,圍多高,選擇在什麽時間圍這些也都是擺在眼前的問題。但與潛水的方案比較,圍堰具有顯而易見的好處。如可發掘面積更大、可參與人數更多,安全系數也更高等等。

最後經過專家論證,圍堰發掘的方案最終得以確定。之後,就是惡補各種有關圍堰工程的理論和技術,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這些已經遠遠超過了我之前的知識儲備。圍堰考古,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全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

接下來的問題是挖哪裡?

滔滔岷江,到底寶藏何處?我們沒辦法採用陸地上常用的洛陽鏟在水裡進行勘探,因此選點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棘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地點選擇的正確與否是這次水下考古能否成功的關鍵。

當然,最理想的結果是可以將整個遺址全部進行發掘,這樣就不會有遺漏,但現實情況是,我們沒有那麽多的時間也沒有那麽多的錢。從安全和成本的角度考慮,圍堰考古只能在岷江的枯水季節進行,也就是說,每年有四個月左右的工作時間,圍堰施工大概還要佔用其中的一個月。

如果第一次地點選擇失敗,不光是造價不菲的圍堰會白白浪費,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再進行第二次圍堰和考古發掘。怎麽辦?為了正確選點,陸地調查與水面探測雙管齊下。先通過對遺址周邊居民以及河道施工人員的走訪調查,圈定了四個大致分布範圍,然後再通過電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進行水面探測。

經過對陸地調查和水面探測數據的綜合考量,最後將發掘區域選擇在了其中的“望江台”地點。當時選擇這個發掘地點還是面臨著巨大壓力的,包括當地文物部門的同行都認為這裡之前挖過沙,不會有什麽重要發現。但是我選擇了堅持,因為我相信自己的調查結果,這裡就是最佳發掘地點。

初戰告捷

經過一個月的施工,圍堰終於合攏。滿心以為可以開始去圍堰裡發掘了,沒想到

的是,用砂石做的圍堰還面臨嚴重的滲水問題,這個問題如果無法徹底解決,發掘還是沒法進行。這一次是大禹治水啟發了我們,在圍堰的內側修築導流渠,在地勢的最低的地方開挖集水井,將滲水順勢進行引導,然後用水泵集中排出,這樣水的問題終於解決了。

2017年1月5日,一個原本平淡無奇的日子,但這一天對我以及所有參加了這次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掘的人來說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這天是我們正式開始發掘的日子。

機械挖還是人工挖?是我們開工後所要面臨的選擇。如果按照傳聯考古學的方法,全部采取人工發掘,初步估算,在三個月的時間內要完成既定的發掘面積,每天需要用的人工是2000個。暫且不說在周邊無法找到這麽多工人,即便人工充足,每天進出工地的安檢工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根據之前調查的結果,我們得知覆蓋在河床最上層2-3米的鵝卵石,基本上為近現代河流衝積形成,不包含文物。經過發掘團隊的多次討論,認為可以使用機械挖掉,而下麵包含有文物的卵石層,則必須通過人工發掘。

即便這樣,為了避免文物的意外流失,我們還是在發掘區內專門設立了一個篩選區,對所有發掘出來的砂石統一進行篩選,以保證萬無一失。

雖然為這次發掘做了自認為足夠充分的準備,但真正開始發掘後,由於長官的高度重視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以至於每天都要準時匯報工作進展,這種有形和無形的壓力,常常令人感到窒息。

眼見著一天天挖出來的都是砂石而不見文物,當時內心的焦慮是無法形容的。漸漸的開始產生自我懷疑,是不是選錯了工作地點?是不是用錯了工作方法?

直到一個月後——2017年2月5日,工地上經科學發掘出水了第一枚五十兩銀錠,至今還清晰記得錠面上鐫刻著七個字“銀五十兩,匠張道”,我懸在空中的那顆心這才算落了地。

發現大西王

之後的考古發掘開始漸入佳境,各類文物不斷出水,而且數量還不少,尤其是金銀首飾,最多的時候每天有幾百件。但有一個問題始終無法回避,發現的這批東西到底是不是張獻忠的沉銀?我們想到了要從文獻中去尋找答案。

清人彭遵泗在他的著作《蜀碧》中,關於張獻忠沉銀曾有過這樣的記載:

“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複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而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鐫有各州邑名號。”

這段歷史記載中,“獻”是張獻忠,“展”指的是大明參將楊展。二人於彭山江口遭遇,張獻忠戰敗沉船,船上所載大量金銀也隨之沉沒。

這批沉寶楊展曾經打撈過,周邊的居民也曾經打撈過,而且當時打撈上來的銀錠刻有各州縣的名號,這與我們如今的考古發現相當契合,而且沉船的地點也對得上,但我們缺的是直接證據。

什麽證據最直接?有張獻忠的名字當然最好,如果沒有,退而求其次,能夠發現關於大西政權的標記也成。然而就是這樣的證據,又讓我們足足等了一個月。

2017年3月4日,第一枚刻有大西政權年號的銀錠出水,除了年號外,銀錠上面的文字甚至還記錄了一位不見於歷史記載的名叫毛致道的大西縣令。流傳了數百年的張獻忠沉銀傳說,終於到了揭開面紗的一刻。

從這天開始,西王賞功幣、大順通寶錢,這些直接與張獻忠大西政權有關的文物不斷出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他本人冊封妃子的金冊。野史中關於張獻忠與他妃子的故事有一籮筐,真真假假,不能全信,但眼前的這頁金封冊確是無比真實的。

與大明的金封冊相比,這頁金封冊要窄一些、短一些和薄一些,行文風格也頗為不同,冊文中使用了詩經中的典故。這無疑是張獻忠手下的那些舊文人,慕古人之風,才拽出了“螽羽合集,內教以光”這樣的文辭。

遙想當年大西王張獻忠攻陷成都,佔據蜀王府,禦前冊封妃嬪,想必是非常得意的。在美女與金冊的光芒中,一代梟雄走上了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個巔峰。

一次被質疑的考古

江口沉銀遺址自發掘伊始,就一直伴隨著各種質疑的聲音。這種質疑不僅來自於公眾,也來自於業內。不管公眾還是業內,質疑的核心始終圍繞著“挖寶”兩個字。

公眾的質疑主要在於為什麽我們可以挖,而他們不能挖?這一點回應起來相對簡單,《文物法》第五條寫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我們有法可依,因此可以回應的理直氣壯,毫不含糊。

對於業內的質疑,回答起來就要相對麻煩些,因為考古這個行業多年來一直最忌諱的兩個字就是“挖寶”。業內有不成文的規定,挖到什麽不叫本事,而要看你是怎麽挖到的。

業師複旦大學的高蒙河教授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做《考古不是挖寶》。沒來過現場的同行,憑直覺多半會認為我們無非就是在水裡面撈銀子。部門的長官最初可能也有這樣的想法,認為這種發掘沒什麽技術含量,所以我初到江口時隻給派了兩個人,而且還全都是“女兵”。

關於考古不是挖寶,我的理解是考古不能帶著挖寶的想法,帶著這樣的想法去做考古,那就和盜墓賊沒什麽區別了。

因此我們在討論江口沉銀遺址工作方案的時候,制定的最為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採用考古學的方法來開展這次發掘。但江口沉銀遺址本身又具有特殊性,如位於水下、遺物分散、個體小、覆蓋有超厚的卵石層、工作時間有限等等。

針對這樣的特殊性,我們開創性地設計了工作方法,陸地調查與水面探測相結合確定發掘地點,通過圍堰解決發掘平台,運用航空測量建立發掘控制網,虛擬探方法發掘,RTK定位出水文物,GIS管理出水文物等等。如果說在第一次的發掘中,我們的工作方法還帶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性質,那麽在今年第二次的考古發掘中則證實了這套方法是適用且高效的。

直到今年四月中旬,江口沉銀遺址當選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才幫我們摘掉了“挖寶”的這頂帽子。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始終秉承著學術第一的原則,能夠入選意味著評委們的認可,尤其是對我們工作方法的認可,因為評選的是“考古”發現,而不是別的。

回首江口沉銀遺址的考古發掘,真是一次有趣且難忘的經歷。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的手裡,張獻忠江口沉銀就這樣從傳說變成了歷史。看起來傳說和歷史之間似乎隻隔了一次考古發掘,但這背後卻是數十個考古人99個日夜的艱辛工作。

考古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可以親手觸摸歷史,但考古人又是不幸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歷史總是殘缺。今天,我們關於張獻忠、關於江口沉銀的認識必定不是全貌,也許僅僅是個開始……

本文作者:劉志岩 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領隊

轉載自澎湃新聞,並獲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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