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蘇聯在伯力對山田乙三、高橋隆篤、平櫻全作、三友一男等日本侵華細菌戰戰犯進行審判，並將庭審記錄用中日英法俄五種文字公開出版，由此使世界知曉日本曾於二戰期間在中國長春設立一支細菌部隊，即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因使用“滿第100”秘密番號，故被稱為侵華日軍第一〇〇部隊。
一〇〇部隊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利用動物、植物甚至活人作實驗，研製和生產鼻疽、炭疽等烈性致病細菌，更在中國大地上實施細菌戰，犯下滔天罪行，時至今日仍貽害無窮。
前身機構主動收集和研究強毒菌苗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設立臨時病馬收容所，即一〇〇部隊前身機構，負責軍馬炭疽、鼻疽病的檢疫。在檢疫過程中，病馬收容所有意識地主動收集炭疽、鼻疽菌苗。
在1932年8月，病馬收容所長安達誠太郎遵照關東軍司令部命令，派人至四平、遼陽等地，搜集炭疽菌苗，開展強毒菌苗研究，旨在準備實施細菌戰。
為了研究和培育強毒菌苗，安達誠太郎增設細菌研究室，派專人從事強毒菌苗研究，為日後一〇〇部隊從事細菌戰研究作了初始準備。
遵日本大本營命令自上而下逐步改編為細菌戰研究機構
1933年2月15日，臨時病馬收容所根據關東軍“關作命第二六〇號”命令，改編為關東軍臨時病馬廠。1936年4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向陸軍大臣上報《充實在滿兵備的建議》，提出臨時病馬廠“強化”為“細菌戰對策研究機關”。
同年8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根據天皇敕令，將臨時病馬廠正式改編為關東軍軍馬防疫廠，8月3日，關東軍司令部向天皇上奏“關東軍軍馬防疫廠改編完成”。自此，關東軍軍馬防疫廠成為奉天皇敕命設立的從事細菌戰研究的專門機構。
侵華日軍第一〇〇部隊技術人員給馬匹注射疫苗，從事細菌戰所用細菌研究。
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建立後，廠址遷至長春孟家屯，面積約為50萬平方米，內設各類細菌研究室，同時整合細菌學科研精英，設立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一部負責軍馬血清診斷，第三部負責血清製造，第四部負責細菌器材補給，第二部人員最多、業務最核心，集中了一〇〇部隊、關東軍乃至日本細菌研究人才，劃分為細菌、病理解剖、臨床、化學、植物病理五個科，專門負責各類菌液研究與生產。齊全的實驗室和分工細致的細菌研究部門，為軍馬防疫廠從事細菌戰所用菌液研究、實驗、試驗奠定基礎。
準備和實施細菌戰
1937年6月22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向陸軍省上報“軍用細菌研究從業者命令”件，得到批準後，在一〇〇部隊內組建了以獸醫大佐高島一雄（曾任一〇〇部隊長）為首的“軍用細菌研究委員會”，專門負責“軍用細菌”研究。
隨後，一〇〇部隊違反國際公約、違背醫學倫理，將炭疽、鼻疽病菌在戰俘身上開展人體活體實驗。美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關東軍開展人體活體實驗“A”報告、“G”報告，記載一〇〇部隊開展炭疽、鼻疽菌感染的活體解剖實驗情況，實驗持續時間約為6個月，實驗對象主要是中國、蘇聯等的戰俘。所有被實驗的戰俘，經過3天至108天不等的折磨後全部死亡。俄羅斯國家錄音檔案館藏伯力審判錄音顯示，原一〇〇部隊成員三友一男親口承認曾將混有毒菌的食物，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給中國戰俘食用。三友一男還供述“自己對一名俄國人曾進行解剖實驗，解剖地點位於第一〇〇部隊的動物解剖場，解剖後的屍體被埋在專門埋牲畜的坑中”。
經實驗後，一〇〇部隊聯合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等日軍其他細菌部隊，配合日本華南方面軍、華中方面軍在雲南、浙江、江西等地實施細菌戰。
1942年4月，日本大本營為了報復“杜立特空襲東京”，命令關東軍派遣一〇〇部隊、七三一部隊，攜帶細菌彈在浙江衢州、義烏撒布細菌，給當地民眾帶來巨大傷害。至今浙江省內依然有被炭疽細菌武器感染的受害者，甚至出現“爛腳村”，貽害之烈於此可見。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為了扭轉敗局，命令一〇〇部隊加快細菌武器量產與細菌戰實戰步伐。原關東軍獸醫部長高橋隆篤在伯力審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後，他根據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批準的‘細菌分部’計劃，命令一〇〇部隊增設第二部第六科，負責大批生產細菌武器”。
此時，一〇〇部隊計劃生產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1944年3月，一〇〇部隊已生產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1945年3月，一〇〇部隊長若松有次郎命令平櫻全作率隊在中蘇邊境準備實施細菌戰，要求提前購買500隻羊，90到100隻的馬和牛，在日蘇戰爭發生後，立即用“飛機噴灑”方式將先購買的牲口感染病菌，然後傳染至當地家畜，進而傳染給中蘇軍隊。
侵華日軍第一〇〇部隊實施細菌戰，是違反國際公約，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預謀地實施的戰爭犯罪，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遺憾的是，一〇〇部隊在戰敗前夕，燒毀文件、破壞細菌研究設施，大部分隊員提前撤退，返回日本，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作者部門：偽滿皇宮博物院）
來源 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作者 趙士見
本期編輯：樊宣
流程編輯 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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