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禁煙的道光帝，原來自己也是個癮君子

鴉片什麽時候進入中國的，傳播的來源和途徑早已無從查證，只知道最早的記載是在唐代。但鴉片什麽時候從中國消失，卻有跡可循，最早為此下大力氣整治，就是從180年前的今天開始——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838年9月12日），林則徐上奏道光帝，要求重治吸食鴉片者。

鴉片在中國，最早也跟歐洲一樣，作為藥物使用，先是作麻醉藥，後來作用類似偉哥，時間一久，大家就發現了它不為人知的“副作用”。

到了明朝，鴉片從皇室到民間普及率逐漸增高，也逐漸形成市場，當時亞洲藩屬國給明皇室每年進貢鴉片,那時候鴉片還不叫“鴉片”，而叫做 “烏香”。萬歷皇帝朱翊鈞就是個大煙鬼，煙齡長達30年，據史學家考證，朱翊鈞經常因為煙癮發作而耽誤早朝，到了晚年更是迷上煉丹煉藥，他的丹藥裡就有鴉片，他還給它起名叫“福壽膏”。

清兵入關以後，滿人也在鴉片中嘗到了甜頭，煙民的比例後來居上甚至超過漢人。從康熙時期起煙草在中國的廣泛種植，到了道光年間，全國各地已經是煙館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以吸食鴉片為富貴榮華的標誌。連後來提倡禁煙的道光皇帝本人，也曾經鴉片成癮，不光他自己抽，他還默許太后和妃子抽。

巨大的市場需求拉動鴉片經濟的蓬勃發展，形成了以國外進口為主，國內自產為輔的欣欣向榮的局面。當時的一組數據是，乾隆初年，鴉片進口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後來曾至每年輸入一千多箱。到了嘉慶初年，輸入陡增至每年約四千箱。到了道光時代，鴉片的輸入量加增更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進口大約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價值約一千八百萬元。

國內鴉片泛濫，放縱過量對國人身體不利不說，好不容易靠著賣茶葉向洋人賺了點錢的清政府，發現一年年進口鴉片數量的激增，又把賺的錢賠進去了。

林則徐以前，清廷也裝模作樣禁過煙，比如乾隆時期禁止內地商人販賣，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都沒什麽效果，主要原因是煙民隊伍龐大，官吏腐敗，查禁困難，加上禁止鴉片會影響朝廷的稅收，禁來禁去，需求量竟不減反增。

林則徐的禁煙，雖然一半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對外貿易逆差，但無疑是一場順應民意的救國行動，畢竟鴉片流毒天下，“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栗！”本來還在征稅和禁煙之間猶豫不決的道光帝，聽聞林則徐一席話，熱淚盈眶，立馬大手一揮，任命他為欽差大臣，馳粵查禁鴉片，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開始了。

1839年6月，歷時大半個月的虎門銷煙，成為我國禁毒史上的光輝一刻。

然而林欽差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中結局，虎門銷煙以後，更慘痛的結果隨之而來，中英鴉片戰爭開打，清廷戰敗，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割地，賠款2100萬銀元。

鴉片戰爭以後，鴉片在中國的處境發生了一些改變，出現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後來英國人的鴉片還是被趕出中國了，壞消息是國內鴉片泛濫的情況更嚴重了。

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對鴉片嚴厲打擊，明令禁止國人生產或銷售，鴉片戰爭後，尤其後來《天津條約》簽訂後，清政府不得不對鴉片貿易采取默許態度，同時也默許國人自己種植鴉片，清廷還對煙土征稅。光緒十一年(1885)的記載顯示，清廷規定洋煙每百斤收稅銀86兩，而對土煙徵收60兩。土煙征稅低，大大鼓勵了國產鴉片貿易，全國各地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尤其是雲南、四川等地區。

發展到後來，國產鴉片不僅價格遠遠低於進口鴉片，而且品質也越來越高，逐漸排擠了進口鴉片，到後來甚至走出國門，出口到東南亞等地區。英國對華出口的鴉片，雖然在鴉片戰爭後加增不少，最鼎盛時曾一年輸入6萬餘箱，但在國產鴉片迅猛發展的勢頭下，很快就失去了競爭力。

1907年，英國主動向清政府提議終止鴉片貿易，並達成《中英禁煙條約》，逐漸停止了對華鴉片出口。

進口鴉片終於在大清的土地上消失，中國卻徹底淪為了鴉片之國，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還不過70年，從沿海到內地，從內地到邊境，從城市到農村，從衙門到皇宮，幾乎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場面。

鴉片繼續加劇清廷的羸弱和腐朽，經濟凋敝，全民醉生夢死，直到迎來辛亥革命的槍聲。

辛亥革命後，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的北京政府，都不約而同地開始積極推行禁煙政策，這也成為當時各政治集團所能達成共識的少數幾項重大政策之一。

1913年1月26日的《申報》曾報導過一份上海閘北巡警局張貼的禁煙通稿，內容大致如下：

“禁煙為地方要政，迭經通告居民限期禁吸，惟各吸戶存有煙具，亟應一律繳送禁煙局或本局，一並銷毀，以清流毒。本局現特設煙具銷毀處，嗣後各該吸戶，如有煙具速即繳往銷毀。如有藏匿煙具，抗不遵繳及故違禁令私吸等事，一經查出，除勒令繳出外，定即拘解檢察廳，照例嚴辦，幸勿貽誤。”

民國初年，焚毀煙槍的場面

跟著禁煙通吿一起，時常登上報紙報導的，還有不少瑣碎的查禁個案。比如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的沈阿四，家裡藏有煙具，然而調查員獲悉舉報前去查辦時，沈阿四卻抗法不從，直到有警察前來，才從其家中查出煙具、賭具，並將他暫時拘押。還有人舉報裘家弄口的王同順京貨店，有人深夜在樓上私製煙膏，經查辦後果然起獲燈槍兩副，銅鍋三隻，煙缸、煙盒大小共九隻，店主王裕興被拘。甚至還有巡邏人員在小南門外倉橋街，查見一個老太婆李趙氏身藏兩隻煙缸，以及煙盒、煙泡等物，隨即被收押至巡警總局訊辦的例子。

這些案例的存在，儘管證明了民國時期禁煙力度的嚴密，但也側面反映了吸食鴉片現象在全國的泛濫程度。

而比禁煙政策的提出更難的，還有這一禁令的執行。在風風火火執行禁煙令的過程中，不斷有禁煙者憑借搜查煙土為名，實行敲詐勒索，甚至人身傷害的現象發生。《申報》曾登過一篇《討常德禁煙委員》的文章，就批判了常德禁煙委員詹潤霖，以禁煙為名搜索婦女身體，探及下體，最終逼斃人命的案例。

吸食者上癮，經營者抗法，執法者腐敗，層層暴露禁煙政策的困境。到1913年後半年，二次革命爆發後，禁煙政策便逐漸走向廢弛。

總的來說，國民黨執政時期，儘管嚴打過鴉片，但國人吸食的情況依然沒有得到大的改變，日軍侵華期間更是愈演愈烈，侵略者們鼓勵中國人種植和吸食鴉片，以此瓦解國民意志力。

偽滿時期，東北鴉片專賣署

至於鴉片在中國的土地上真正消失，還是從49年以後開始。

上世紀50年代起，大規模的禁煙禁毒運動在全國展開，政府強製禁止大煙買賣，把煙民關起來強迫性戒煙，抓毒販、禁運、打擊走私……加上戰爭結束初期國內物資的短缺，客觀上為禁毒行動製造了條件，雖然過程難免痛苦，但僅三年後統計的中國煙民的數量，就已經急劇減少。

到60年代時，戒毒禁毒的效果已經頗為顯著，戒毒成功者不計其數。歷時百餘年的禁毒史，其中付出了多少血與淚的代價。

直到今天，鴉片這個詞，才終於在中國的土地上成為一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