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勝利的勝利，聊一聊曹操與孫權的第三次“濡須之戰”

在“赤壁之戰”之後，曹操和孫權在淮南地區進行了很多次拉鋸戰，當然也不僅局限於曹操和孫權，後來的曹魏和東吳兩個政權也是這樣。孫權有個外號叫“孫十萬”，原因是孫權經常率領十萬大軍進攻淮南，但是敗多勝少。其實反過來曹操進攻濡須也是一樣的，只不過打得沒有孫權那麽難看。在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作者有爭議）中對曹操有“四越巢湖不成”的評價，曹操與孫權進行了三次“濡須之戰”，卻始終無法突破孫權在濡須水設置的防線。下面小編就來聊一聊曹操與孫權之間的第三次“濡須之戰”，曹操打了一場不算勝利的勝仗。

第三次“濡須之戰”的歷史背景

第三次“濡須之戰”發生在建安二十一年與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6年到217年）之間。顧名思義在這之前還發生了兩次“濡須之戰”，但曹操都沒有取得濡須水的控制。濡須水連接巢湖與長江之間，是曹操能夠以水軍從巢湖進入江東的第一道防線（第二道就是長江了）。在第一次“濡須之戰”的時候，孫權聽從呂蒙的建議，在濡須水“夾水口立塢”，也就是濡須塢，加強了在濡須水布置的防禦體系。這是在濡須水的一個大概的背景。

從整體的背景來看，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時候，曹操已經陸續消滅袁氏、三郡烏桓、“關中十將”、韓遂、宋建等涼州軍閥、漢中張魯，就剩下劉備與孫權還沒有消滅。在建安二十年（即公元215年）八月，曹操還在漢中對付張魯的時候，孫權對合肥發動進攻，就是第二次“合肥之戰”，應該也是最有名的一次。當時合肥守軍只有七千人，孫權方面按史料記載是十萬大軍。結果孫權大軍先是讓張遼用八百人打了個措手不及，在撤退的時候受到張遼的追擊，差一點被張遼活捉。

這件事對江東集團計程車氣的打擊應該是非常大的；另外對曹操來說也是一個警鍾。如果不是張遼的發揮，合肥的處境恐怕非常艱難。孫權一旦攻取合肥，就能連同皖縣以及巢湖、濡須水的水路通道形成一個更加嚴密的防線，向北進圖壽春也更加便捷。曹操在次年發動“濡須之戰”，很有可能是對孫權的第二次“合肥之戰”的報復，也是為了消除孫權對淮南地區的威脅。

第三次“濡須之戰”的過程

在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開始治軍，打算進攻孫權；到十一月曹操南下行軍到譙；到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已經到達位於居巢（在今安徽桐城）；在同年二月進駐江北郝谿（位於居巢與濡須之間，《三國志辭典》認為在今廬江、無為縣內）。與此同時駐守合肥的張遼與徐州刺史臧霸作為先鋒，先一步到達前線。但當時的氣候非常惡劣，遇到大雨，水勢上漲，利於江東的守軍。於是曹操只能命令張遼與臧霸暫時撤軍。

在進攻孫權的時候，曹操令陳琳以荀彧的名號（奇怪的是這個時候荀彧已經死了）寫了一篇檄文，目的是為了招降孫權的部下，瓦解江東集團的抵抗意志。顯然檄文的作用並不是十分明顯，孫權也做了充分的應對。孫權令呂蒙、蔣欽擔任都督依仗濡須塢對抗曹操；令朱然防備濡須塢以及東興關等險要之處；另外周泰、徐盛等人也參與了這次戰役。

作為第一次“濡須之戰”時修建的濡須塢，在這一次戰爭中也發揮了作用。呂蒙在濡須塢布置一萬張強弩。當初“界橋之戰”中麹義作為袁紹前鋒，擊潰公孫瓚僅用一千張弩；袁紹脅迫韓馥奪取冀州的時候，韓馥的從事趙浮、程渙率領一萬弩手從河內趕回鄴城，袁紹的態度是“甚惡之”。可見濡須塢的萬張強弩的威力。另外曹操的前鋒在還沒有扎穩腳跟的時候，呂蒙曾經出兵主動進攻曹操的前鋒，獲得了勝利。這種防守戰術在三國戰爭史上也屢見不鮮。就以之前的第二次“合肥之戰”舉例，薛悌、樂進、張遼、李典等人能夠以七千人抵抗孫權的十萬大軍，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於張遼在孫權立足未穩的小規模的“致師”的成功，極大打擊了江東軍隊計程車氣，提升己方的信心。呂蒙攻破曹操前鋒一事也可以起到這個效果，更利於防守濡須塢。

從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到三月，曹操和孫權相持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曹操始終無法攻取濡須塢，孫權作為被動防禦的一方，也不會主動與曹操進行大規模的合戰。第三次“濡須之戰”與前兩次一樣，雖然規模較大，但是都是小規模的衝突（相較於其他大型戰役來說），無法取得決定性的突破，最後不了了之。不過第三次“濡須之戰”的結束是以孫權令徐詳向曹操請降的事情來看，孫權面臨的壓力要更大一些。

小結

第三次“濡須之戰”整體上來看是以孫權請降而告終，但是這僅僅是場面上的高低。就像後來孫權為了專心應對劉備的威脅，而甘心成為曹魏的藩表一樣，名義上可以稱臣納貢，實際上屢次拒絕將太子孫登入質，保持絕對的獨立性。曹操在這次戰役中“打服”了孫權，但實際上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在兩年後的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孫權仍然有主動率軍進攻合肥的舉動。只不過關羽北伐襄陽、樊城，江陵守備空虛的誘惑太大，導致孫權調轉槍口配合曹操襲取荊州。這完全是受風險和利益的驅使。所以小編將第三次“濡須之戰”視為不是勝利的勝仗。

另一方面第三次“濡須之戰”也是曹操與孫權的最後一次戰役。在此之後曹操沒有主動進行對劉備與孫權的大規模進攻（“漢中之戰”曹操應當為防守方），而是提升魏王的政治權益；令曹丕為魏太子；又在建安二十三年（即公元218年）利用“耿紀、韋晃之亂”對東漢百官進行殘酷的清洗。從這裡可以看出曹操的主要精力已經放在篡奪東漢政權、為曹丕鋪路的事業上。第三次“濡須之戰”的失敗不僅僅是戰術層面上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曹操主動擴張的決心。

參考文獻：《三國志》、《水經注疏》、《昭明文選》、《中國歷史地圖集》、《三國志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