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宏觀經濟十大定律

　　文/高連奎 經濟學家、國際信息發展組織專家、北大國經智庫專家

　　定律一：民間投資是由貨幣政策決定的，政府投資是由財稅政策決定的

　　經濟要想增長，投資是第一位的，投資又分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兩部分，但這兩部分的增長卻是由不同的政策決定的。民間投資的增長主要與貨幣政策相關，政府投資的增長從根本上取決於財稅政策。民間投資主要是靠金融機構的貸款，金融環境寬鬆，民間投資可以大舉擴張。金融環境收緊，民間投資則必須大幅收縮。所以民間投資的擴張與收縮基本上是與金融政策的擴張與收縮一致的。而政府投資雖然也可以依賴債務融資，但從根本看則主要依賴財政稅收，所以財稅政策非常重要，財稅收入能否增長是決定政府投資可以增長多少的根本因素。

　　定律二：基建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產業增長，房地產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消費增長。

　　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基建和房地產的發展是可以起到引領作用的。基建和房地產發展的好不好直接關係到其他行業的發展。在我的經濟學中有個“產業壓製”理論，就是講的不同產業發展之間的相互壓製關係。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對所有產業的發展構成壓製。如果沒有高速公路，鐵路，電網，高鐵這些基礎設施的率先完善，一個國家的產業幾乎是沒有辦法發展起來的。基礎設施是產業發展的載體，基礎設施通到哪裡，產業就發展到哪裡，市場也就擴大到哪裡。基礎設施的效率又多高，市場經濟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礎設施是產業發展的前提。消費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房地產的發展，房地產是消費的載體，房地產發展越好，消費就發展的越好，房地產的質量越高，消費的質量也就越高。宏觀經濟的發展主要是要抓住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兩個牛鼻子，產業和消費才可以都發展起來。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一個由政府完成，一個由民間完成，都應該同樣重視。

　　定律三：宏觀經濟決定企業生死，微觀經濟決定企業大小

　　企業家做企業既要關注宏觀經濟，也要關注微觀經濟，既要抬頭看天，也要低頭看路。企業往往成於趨勢，敗於周期，宏觀經濟決定著經濟的風口與紅利所在，決定著行業的興衰，從根本上決定了企業能否做大。企業家的成功都是趨勢的產物，站在宏觀經濟的風口之上，再加上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敗。企業發展要順勢為，而不是逆潮流而動。企業的失敗往往也並非經營問題，而是因為宏觀經濟周期問題，企業家不僅面臨面臨十年一次的宏觀經濟周期也時刻面臨政府的宏觀調控，如果不能及時預知到這些宏觀經濟的變化，就很容易失敗。而微觀經濟隻決定企業經營的好壞，決定是企業能把規模做到多大。無論多麽偉大的企業其成敗都是宏觀經濟的產物。企業家要擅長研究宏觀經濟，必須要跟上宏觀經濟的步伐。

　　定律四：微觀競爭淘汰的多是落後的企業，宏觀經濟危機淘汰的多是最優秀的企業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機制，競爭機制在微觀層面保證了企業的優勝劣汰。宏觀經濟正好相反，發生宏觀經濟危機時淘汰的往往是最優秀的企業。宏觀經濟危機時往往會發生金融的緊縮，越優秀的企業受到的衝擊越大，因為越優秀的企業往往杠杆越大。這是因為越優秀的企業，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願意借錢給他們，因此導致越優秀的企業，債務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負”。然而當經濟危機來臨時，金融突然緊縮，越大的企業越容易最先出問題。因此，經濟危機時淘汰了很多優秀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往往是一個國家產能和科技創新的重要載體。這些企業出現問題會導致一個國家經濟元氣大傷，國家經濟要恢復元氣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宏觀經濟的穩定非常重要。我們絕不能誤將宏觀經濟危機當成淘汰落後企業的手段。從現代來看，貨幣的周期性收縮與擴張已經是是宏觀經濟風險的最大風險來源，每一輪貨幣周期都會淘汰一大批優秀企業。所以我提出單一財政調控，主張經濟無波動增長。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資，而不是控制民間的投資，這樣既能熨平經濟周期，也不會對民間生產力產生破壞。

　　定律五：經濟增長帶來的是內生性通貨膨脹，貨幣增長帶來的是外生性通貨膨脹

　　筆者創新了通脹理論，將通脹分為內生性通脹和外生性通脹，其實內生性通脹是經濟增長帶來的，與貨幣因素無關，內生通脹主要是因為勞動生產率改善導致勞動成本上升造成的，內生通脹與經濟增長成正比關係，內生通脹率一般為經濟增長率的一半，外生通脹主要由生產要素短缺和貨幣因素引起，大家經常聽到的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脹屬於外生性通脹，內生通脹是經濟增長中的必然情況，一般不需要治理，只有經濟增長過快，通脹特別明顯才需要通過經濟降速緩解通脹壓力。外生性通脹則需要治理，如果是因為貨幣過多引起的，則需要減少貨幣投放，如果是因為生產要素短期引起的，則需要利於產生政策加大生產要素的供給。

　　定律六、貨幣是越用越多，財政是越用越少

　　治理宏觀經濟，不能用財政思維去理解貨幣思維，貨幣的運行規律是完全不同於財政的，絕大部分貨幣不是發出來的，而是用出來的，發出來的貨幣是基礎貨幣，用出來的貨幣是派生貨幣，企業投資所用的貨幣絕大部分都是派生貨幣，財政是越用越少的，但貨幣卻是越用越多的，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不僅沒有擠出效應，還有促進效應，政府貸款就會同步創造出的派生存款，而這些存款就可以用於民間投資，“貨幣數量論”嚴格來說隻適用於銀行出現之前的時代，銀行出現之後，其實就已經很大程度上失效，當然也不是完全失效。那些用財政思維理解貨幣運行的人都是不懂宏觀經濟學的人，一個人如果搞不懂貨幣與財政運行規律的區別，也搞不了宏觀經濟治理。

　　定律七：需求不足引起生產性經濟危機，貨幣不足引起金融性經濟危機，稅收不足導致政府債務型經濟危機

　　筆者將宏觀經濟危機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生產型經濟危機、金融泡沫型經濟危機和國家債務型經濟危機，這三種危機爆發機制，治理方式都不一樣，其中十九世紀的經濟危機以生產型經濟危機為主，二十世紀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型經濟危機為主，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危機以政府債務型經濟危機為主。在十九世紀，產業門類很少，科技革命導致某個新生行業產能產生劇烈波動，都會帶動整個經濟出現繁榮或危機，所以很容易爆發生產型經濟危機。到了二十世紀，產業門類已經足夠多，單一產業的波動很難再能造成整體經濟波動，但是卻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泡沫傳染到各個行業，從而形成金融經濟危機。比如上世紀的互聯網泡沫破裂等，所以，二十世紀的經濟危機主要是金融型經濟危機。到了二十一世紀，產業門類更多，經濟越來越複雜，對政府服務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佔經濟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國家不能及時調整財稅結構滿足政府支出的擴大，國家就會出現債務危機，因此在二十一世紀，政府債務型經濟危機成為了各個國家經濟危機的常態。凱恩斯將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需求不足，適合治理經濟危機，弗裡德曼的貨幣學派將經濟危機歸結為貨幣不足，比較適合治理金融泡沫危機，筆者提出政府債務型經濟危機的概念，認為財稅不足導致了政府債務危機，所以筆者的新財稅經濟學適合治理政府債務型經濟危機。

　　定律八：“低供給難度產品”過剩導致經濟危機，“高供給難度高產品”增加可以治理經濟危機

　　在我的平衡經濟學理論中，將市場上的產品分為兩類，一個是高供給難度的產品，一種是低供給難度的產品。高供給難度的產品一般在市場上始終處於緊缺狀態，低供給難度低的產品在市場上始終處於過剩的狀態。一般發生經濟危機時，供給過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給難度的產品，而很少發生高供給難度的產品的過剩。經濟危機來臨時不需要去產能，因為經濟周期很短，被去掉的產能，過不了一兩年還需要加倍恢復過來。無論是主動去產能還是被動去產能都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對於一個沒有達到發展中國家，都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產能過剩。經濟危機時，只需增加高供給難度的產品的供給，經濟就可以恢復平衡，讓經濟走出危機。高供給難度的產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設施，水利設施、軍工設施、環保設施、大型科技研發項目等，這些高供給難度產品的供給增加了，經濟自然就會恢復平衡，而平時如果要促進經濟更快增長，也可以采取措施加大高供給難度產品的供給。

　　定律九：經濟量的增長靠加法式，經濟質的增長要靠乘法。

　　經濟增長有兩種方式，分別是“加法式增長”和“乘法式增長”，傳統經濟增長靠“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的拉動，這就是“加法式”的增長，加法式增長更多的是帶來經濟量的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應該是”乘法式”的增長，是依靠經濟效率提高的增長。，因此筆者提出了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理論，分別是生產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豐富度的提高，三者之間是乘數關係。其中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來可以稱為供給效率，只要一個經濟體可以生產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而且產品的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斷提高，經濟才會發展的越來越好。只有基於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提高的增長，才是真正的乘法增長。因此經濟管理應該注重經濟效率的管理，經濟效率提高了，經濟自然就增長了。

　　定律十，新產品的出現只會提高民眾生產成本，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增加民眾收入

　　筆者在生存經濟學中提出，幸福指數取決於收入與生存成本之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指數越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新產品的出現是導致生存成本升高的原因，而產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是導致民眾收入提高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新產品出現後都會成為民眾生存成本的一部分，都需要用我們的收入去購買，都會稱為生存壓力的一部分，都會降低幸福感，而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則可以提高民眾的收入，因為收一個國家民眾入的提高是與這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成正比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可以提高民眾收入，提升幸福感。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英國牛津大學東西方戰略研究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