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 文
編輯：江 嶽
2020年是線下教育機構渡劫的一年。
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因入不敷出而倒閉跑路、人去樓空的比比皆是。轉戰線上是策略，教育機構卻也不得不應對家長關於退課退費、課程降價的需求。
在這場轉移陣地的保衛戰裡，處於行業裡頭的人日子也並不好過。疫情最嚴峻的幾個月裡，他們有的停職停薪，有的離職轉行，有的甚至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北京這座城市。
進入立秋的第三天，即8月9號，教育機構的老師們和相關從業者等來了春天。相關文件指出，全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可申請線下複課。
然而，疫情反反覆複，他們很難堅信春天會於此停留太久。
01、復工前一周，我兼職給房地產老闆發傳單
萬寶君 市場運營 從業6年
在東三環朝陽區的一家少兒教育機構裡，我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門市。正門正對著的那面牆有一處玩具區，各式新款玩具疊羅整齊，一旁擺著兩個粉色的兒童行李箱，這些都是我做引流工作會用到的禮品。
上周一是疫情以來，我第二次復工的日子。我本來的工作任務是負責通過地推、辦活動等宣傳方式引流。在這一周裡，我設計了一場“九宮格抽獎”活動，家長抽中了獎品就要線下來門市兌取，只要露了面，就有了周旋的空間。然而這一周的時間裡，為此來門市的家長並不多。
相反，詢問複課時間、前來退費的家長，沒有斷過。
我算了一筆账，機構一個月的房租大概二十多萬，加上其余費用一共三十萬，大半年過去，單是支出就是一百多萬。
機構入不敷出，作用到員工一方，便是自二月以來，除了幾位授課的老師轉戰線上以外，包括我在內的行銷、銷售人員等十幾位員工停職、停薪。
二月跟三月，機構還交一個基本工資，可交了保險，到手也就700塊錢，後面就不發了。這份基本工資，差不多是平日裡我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段時間，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家教育機構倒閉、老闆跑路。好在五月初，我終於收到了復工通知。然而，無常又一次打破了我的飯碗。
6月新發地市場新增新冠病例，剛上了幾天班，結果我又因疫情被停職停薪。這次，我沒有回家，而是在家樂福門口找了一份發傳單的兼職工作，老闆自稱是一個房地產老闆，我倆商定的工資是一天120塊錢，做滿三個小時，至少發出二十份傳單。
我連續站了幾天，皮膚黑了幾度，手背上的曬斑至今還沒消除。“老闆”卻在不斷變換條件：薪水日結變成月結。我擔心工資最後泡了湯，沒處說理兒，不肯同意，拿到了九天的工資之後，就不做了。
錢少歸少，聊勝於無嘛。
眼下，一切看似漸漸明朗了起來。昨天下午，我看到朋友圈、微信群裡都在發相關文件的圖片，校長第一時間也把消息發到了群裡，我回復，“明白，知道了。”同事也紛紛發出鼓掌的表情包。
02、一個月，我在抖音上收獲了十幾萬粉絲
馮立 英語老師 從業8年
結束高考那段時間，我收到了朋友錄製網課的邀請。
於是，一切都從一塊黑板開始。我對那一天記得很清楚。朋友負責用相機拍攝，錄製中間出現問題，朋友便會打斷我，我們商討過後再重新錄製。
錄製環境不是處於絕對安靜的狀態。我們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裡，財務人員就在這裡正常上班，我錄課的時候對方還會笑。
就這樣整整錄了兩天，中間幾乎沒有間斷和休息，內容大多是講解英語易錯知識點。而這個時候的我，甚至還沒有用過抖音。
是朋友幫我注冊账號以及上傳作品。
真正讓我火起來的，是一條評測英語高考試卷的視頻。視頻裡，我計時做了一套全國一卷的高考題，然後展示分數，再簡單點評一下試卷的難度，我給出的結論是“太簡單了”。
這樣一條不足一分鐘的短視頻，達到了一千多萬的播放量，讓我漲了5萬的粉絲。我沒有做好火的準備，爭議就已襲來。
有人誤解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瞧不上使用這套考題的地區，有人指責我的說話語氣。那幾天裡，我沒休息好，晚上失眠睡不著，就又忍不住撿起手機，翻看視頻底下的評論。
我還不了解到底短視頻是什麽，就挺懵的。
但恐懼也在一點點被打破，同行朋友的勸解、家人的鼓勵、網上高中生們的私信互動，讓我暖心。
現在每周有三場直播，內容是講一套高考真題。一場直播兩個小時，白天我有額外的補習課要上，為了直播，我要提前空出五六個小時做題、備課，並且對各類試卷做出系統的分析。
我就琢磨：至少這不是在做壞事，而且做這件事也有意義，這個時代也應該抓住一些新的形勢去表現，去給大家幫助。
03、我買了機構的股權
許任風 教培老師 從業3年
1月31號的一場內部投票，對機構而言，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決定。
我在的教育機構規模不算小，學生總數大概幾千人，教職人員將近一百人。
疫情期間，北京很多線下機構開始把課程挪到線上。伴隨著這場改變的，是許多教育機構迫於家長“聲討”的壓力，不得不在課程價格上做出讓步，有的在原本定價上優惠一些，有的直接半價。
很多家長找上門來，希望我們這裡也做出調整。
1月31日晚上，針對為時兩個月的寒假課程，領導在全部員工都在的大群裡發起投票，選項有兩個：一個是全部免費，另一個是不優惠。
一大半的人選擇了第一個選項，包括我自己。做出這個決定後，學校報名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我的寒假班增加了兩個班，工作量也由此加大，一節課的時長是兩到三個小時，多了兩個班，便意味著我一周要多出五個小時的工作量。
而由這場投票一同決定的，還有老師們的“命運”：全體教職工無薪上崗。我還算是幸運，英語部門的幾個負責人拿出自己的個人積蓄，補貼給有需要的人，這也讓我少了一些經濟壓力。
相反，機構壓力挺大的。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聽說老闆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來補足一部分資金。
好在停薪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4月，機構在發放工資、課程收費方面恢復正常，與此同時，機構還開放福利——拿出一定的股權，提供給員工購買的機會。
根據入職年限，認購區間處於1萬到6萬之間。因為我入職還不到一年，購買的是最低層級的股權，但經歷這次疫情，我挺看好我們機構的。
我們已經線下復工了，但課還是在線上進行。在辦公室，除了備課和做科研，我也要同時負責招生、籌劃活動等工作。招生數量也是我業績考核的一部分，換算成工資構成，大概佔三分之一。
6月，臨近暑假招生高峰期，那段時間特別忙，有時候連午飯都顧不上吃。下午下班，我又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趕回家上課。
看見九月複課的相關消息，我內心已經毫無波瀾，沒有收到最後通知，一切都說不準。
04、線上上課一半學生不開攝影頭
於柳 語文老師 從業21年
我工作室所在的商務樓位於海澱黃莊，而這座商務樓是我待了十年的地方。
2010年，我任課的第一家教育機構在3樓，工作第五年，恰逢這家機構改革，我成了改革的犧牲品，無奈出走。
我決定單乾。這一年，我搬到了9樓，租下一間屋子做教室，空間不大，最多能坐下四十個學生。我還算滿意，付齊一年20萬的房租，簽大約同的那一刻，我終於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工作室。
因為我是語文老師，工作室主推初中語文的課程，為了豐富課程，我在第一年也招聘了負責英語、數學等學科的老師。
疫情改變了許多。語文以外的全部課程都被我取消了，最先取消的科目是英語，隨後是物理和數學，老師們相繼離開，最後留下來的只有一位負責運營的助理。
轉戰線上，對我來說是一件倉促的事情。1月31號，我從河南老家回京。2月1號，我便趕回工作室，借助教室的多媒體講課。因為對線上授課的軟體完全不熟悉，我最初通過朋友推薦的軟體不能實時互動。
在講課的過程中，我和學生唯一的互動是：學生做題遇到問題時拍照發到群裡，我來解答。
一天上十個小時的課，我連續七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錄課。直到2月底，更換了一款更便捷的軟體，課程步入正軌，我也逐漸習慣了在家辦公的節奏。
通常一個班25個學生，有一半都不開攝影頭。我挺無奈的，為了更好地監督學生，在暑假課程裡，我也做出相應的要求：所有學生上課必須開攝影頭。
線上授課階段，總有新生因不習慣線上學習的方式而退課，但終歸是少數。
我也從不會因此而困擾。教書二十多年了，我的主要生源來自家長和學生之間的相互推薦。春季和秋季招生各自算作一期課程，單是一期，報名的學生就能達到二、三百人，而這個數字沒有因為疫情而減少。
今年我帶的初三班中考語文成績平均分是93.18，一共有80多個學生，我挺替孩子們開心的。
在北京發布複課相關通知的第二天，正好趕上我的暑期班課程結束。上完最後一門課，我就回了河南老家，以往我會帶著孩子去國外旅行，今年打算陪孩子爬爬山。
也是這一天，我收到了一名學生的消息，消息是：我專門用竹子刻了一個東西，原先刻的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後來我改成了“一半學生一半兒子”。我聽了哭笑不得，但喜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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