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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人的頂梁柱，張延慶必須復工。早上九點，揣著老婆做的便當，他鑽進了北京六號線的地鐵。
早高峰還是來了。
北京正式復工的第二周上午，多處路段出現了短時擁堵，地鐵上的人也明顯多了起來。雖然包括騰訊、阿里、頭條在內的多家互聯網公司都推遲了返崗日期，遠程辦公也已經全面開始，那些不合適全員遠程協作的企業，則逐步恢復了辦公。
復工，是病房之外的另一場戰役。企業要活下去，就要打贏這場仗。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企業開工力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難以承受2周延期開工的企業佔67.7%，能夠承受1個月以上延期開工的企業有7.1%，而能夠承受2個月以上隻佔1.7%。
而對於個人來說，復工也意味著活下去。他們中的很多人背負著家庭的壓力，家裡還有房貸、車貸、孩子的奶粉錢等著負擔。
投中網對多位互聯網人進行了訪談，有人擠地鐵上班，有人在家“一秒到崗”，還有人被突如其來地“優化”了。疫情之下，正式復工的第一周，每個人的生活都改變了。
活在線上
復工，成為了陳心對抗失望的一種方式。
陳心老家在武漢，疫情阻擋了她回家的腳步，一個人留在了杭州。獨居的二十多天裡，她在家有時候會邊刷抖音邊哭，情緒不受控。最讓她難受的，是那種幫不上忙的感覺。
“我本來是學醫的，如果我沒有轉行互聯網的話，也許我現在在一線還能做點什麽...但現在，我什麽都做不了，這個落差讓人難受。”
復工之後，陳心的狀態慢慢變好了。陳心在阿里工作，工作涉及對接本地商家，小企業們因為現金流的問題，大多三個月內就有倒閉的風險。她在上班之前就寫了一份疫情分析，之前公司更多是注重商業化的考量，特殊時期，則側重於如何幫助客戶共渡難關。
“能夠為這個世界做點啥了。就好像在一個宏觀的面相上，有一個微觀的點，更夠多少使上一點勁，感覺會舒服一些。”
陳心現在每天坐在家裡，足不出戶做各種跨部門對接。遠程辦公的好處就是省了大把通勤的時間，她算了一筆账，女生從洗頭化妝，到出門再回來，再卸妝，大概要花三個小時的時間。而現在，她臉都不用洗，實現了一秒到崗。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對信息的把控性更強了。
“以前大家需要一個物理空間上的會議室，但現在我去參加產品線的會、數據線的會、技術的會，都可以順暢加入，信息的阻隔被磨平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利的點，可以幫助我擴大工作中的信息量。”
但即便如此，陳心還是想回公司上班。
“大家都以為在家更自由了，其實不是，老闆可以隨時釘釘你，原來你還有借口，現在你根本沒理由了。工作和生活的邊界消失了，每天在家隨便對付兩口飯，就在電腦前工作。”
陳心想念美美打扮一番去公司上班的日子，盼望著看見同事的新裙子可以誇讚一番，開會時可以看見老闆細微的表情變化。
“這樣才感覺自己是在活著，否則就變成一個工作的機器了。” 陳心說。
線下考驗
和線上復工相比，線下復工的考驗更大。
開工第一天，一向溫和的陸其鑫就發了一頓火。原因是午休期間，他看見有兩個同事沒戴口罩坐在一起邊聊天邊吃飯，還笑嘻嘻的。
這樣的行為在陸其鑫看來是不能容忍的。作為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公司，一旦出現感染者，全公司就要強製隔離兩周，這可能會讓創始人多年的努力付之東流。
投中網了解到，多家公司從進門開始就逐一給員工量體溫，電梯上一股濃重的消毒水味兒，每個人都要求戴著口罩，天天上報健康狀況，天天辦公區消毒，甚至還有聯繫專業機構進行取樣排查的。
這麽做不僅僅是為了員工的安危，也是為了公司的安危。一旦復工出現的差池，對公司將是承重的打擊。
經過一個漫長的春節，穿過層層檢查，剛復工的吳蓮蓮打開電腦，正式工作，結果卻是“一臉蒙圈”。
“我是誰？我是做什麽的？”
吳蓮蓮說的這句話是她在一個搞笑漫畫裡看到的，結果發現就是在說她本人。她過了一兩天才完全恢復到工作狀態，一復工就在高強度運轉，年前積壓了太多事情，晚上十點才下班。雖然對於下班後坐地鐵表示“瑟瑟發抖”， 吳蓮蓮還是“辯證地看到了疫情帶來的積極改變”。
“至少大家工作都更高效了，想好了方案再說，減少了無謂的交談。”
何況，自己還好幾個KN95的口罩，公司還“貼心的發了倆”，她覺得自己已經挺幸運了。
“保命，賺錢，熬過去。” 吳蓮蓮總結到。
“沒有回旋的余地”
前一天晚上還在加班寫方案的馮雲露做夢也沒想到，她正式復工第一天的工作內容，是被HR約談。
她，和全組的同事，全被裁了。在幾番爭取之下，得到的回復是“沒有回旋的余地”，他們成了公司節流保證現金流下，被盯上的那部分。
“正準備大乾一場的時候，突然被放棄。”馮雲露告訴投中網，她不怪領導，只是覺得可惜，心疼自己付出了這麽多心血的項目。復工最後的工作，是做簡單的交接和談怎麽賠償，“最次也要死死咬住兩個月的工資”，她說，“我有車貸房貸，承受不了被壓榨”。
沒有一絲絲防備的，還有孫晨晨。
在家隔離的她，對著視屏電話，聽著領導對她說了好幾聲抱歉，理由是“遇到疫情，我們也沒辦法” ，他們還讓孫圓圓不要懷疑自己，“你已經做得近乎完美了，我們都很認可你，像你這樣積極負責的小姑娘很難找了”。
孫圓圓的眼淚控制不住，當場就飆了出來。還有三天，她就轉正了。
試用期沒有賠償，這個節骨眼也不敢到處跑去面試。孫圓圓躺在家裡，一想到好不容易才轉行當上了數據分析師，下個月的房租還沒有著落，而自己卻被當成一個沒有用的棋子，輕而易舉地被替換了，她的眼淚又止不住嘩嘩嘩往下淌。
不過，短暫的風暴哭泣模式之後，孫圓圓又恢復了樂觀。她給switch充了電，準備痛痛快快玩Just Dance，“把悲傷甩掉”。
“在家歇著也挺爽。” 孫圓圓想，雖然自己有點倒霉，不過在公司的幾個月，她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更何況，她還年輕，未來還有很多可能。
“bye bye 就 bye bye，下一個會更乖！”
“dei （對）”
孫圓圓和同事相互鼓勵到。幸好，她們還在人生的春天，一場感冒，能扛過去。
“疫情就像一個放大鏡”
作為一個工作多年的資深HR，Shirley經手的裁員、並購、突發事件已經有若乾次了，但她還是不由得在朋友圈感慨，這次疫情是對全國HR的大考。
“黑天鵝”打亂了全年的業務規劃和運營節奏，相關政策密切頒布，而在防護措施、現金流保障等一些列事情上安排得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公司的安危。
“疫情就像一個放大鏡。”
Shirley說：“公司，就像一個人一樣。疫情來了，那些底子薄、本來就有基礎病的、資源跟不上的公司，最有可能發展成重症，第一批倒下；而對於危機意識強的，家底厚的公司來說，就是比普通的感冒嚴重一些，相對容易緩過來。”
復工情況如何，就在這個放大鏡下顯露出來。
“比如一些成熟的外企，它本身就有危機管理，和企業連續性生產計劃。” Shirley認為，而對於不少中小微企業來說，沒有經歷過這種層面的危機，企業自身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規範程度跟不上，就容易在復工時捉襟見肘。
對於個體，也有相通之處， Shirley補充到：“這考驗我們每一個人的危機意識，考驗我們的腦力和心力、體力。”
這場關於復工的考驗正在進行，在每一座城市、每一棟辦公大樓、每一台電腦前。
張延慶就是千萬人中的一個，他說，疫情再嚴重，他也要復工。作為一家人的頂梁柱，他必須賺錢。早上九點，揣著老婆做的便當，他鑽進了北京六號線的地鐵。(文 /雪穎 來源/投中網)
（應受訪者要求，陳心、陸其鑫、馮雲露、孫晨晨、Shirley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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