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你有留意2018年的全球主流藝術市場，包括紐約、倫敦和香港的拍賣和藝博會，你很難不注意到一個名字——喬治·康多(George Condo)。
▲藝術家喬治·康多
根據Artprice最新報告統計，在過去的一年裡(2017年7月-2018年6月)，喬治·康多是表現最為優異的當代藝術家之一。4900萬美元的年收入讓其晉升至全球排名第四位，僅次於巴斯奇亞、多伊格和斯汀格爾，而前一年，他僅以1300萬美元的收入排名全球第19位。在年度“當代藝術拍賣百強榜”中，他的名字出現了四次，尤其是其創下的610萬美元的全新紀錄，是佳士得紐約在去年5月17日提供的估價的兩倍之多。而從自2000年迄今，康多的價格指數已上升了2,100%。特別是在2018年，他真正成了大紅大紫的人物。
市場的全面爆發，不僅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全面了解喬治驚人成就的機會，也帶來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位61歲的畫家究竟因何出現在這裡?畢竟他現在既不年輕，也不是什麽新鮮人物。而經過這麽多年時間，喬治·康多是否又真正得到他應屬的地位?
那群在1980年代玩搖滾的年輕人
很多人都知道，康多是“藝術頑童”，但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叛逆與生俱來。1957年出生的喬治·康多在讀大學時，學的就是音樂和藝術史專業。儘管這位文青很早就在玩兒吉他、學作曲，但他早已將繪畫和雕塑作為自己一生的愛好。
在大二時，喬治·康多獨自前往波士頓，他加入了當地的搖滾樂隊，名叫“The Girls”。1979年，樂隊發行了他們的第一支單曲，也是唯一的作品《Jeffrey I Hear You》。就在那一年，他在演出時認識了19歲的巴斯奎特。當時的紐約正處於“後朋克”時期，那是一個屬於藝術的黃金時代。很多有名的樂隊成員，本都是冉冉上升的年輕藝術家，包括喬治·康多和巴斯奎特。在結識了巴斯奎特後，康多聽從他的建議搬到了紐約，正式在一個更加自由、年輕的環境中開啟了藝術生涯。
▲1976-1980年活躍在波士頓的樂隊“女孩”
(右起為樂隊成員：Mark Dagley, George Condo,
Daved Hild, & Robin Amos)
▲喬治·康多和安迪·沃霍爾
喬治·康多在紐約的時候做了許多臨時工作，其中一項是在一間畫廊裡。當安迪·沃霍爾看到他在那裡寫出的一篇新聞稿時，提出希望這篇稿子的作者能夠前去記錄下自己在工作室“Factory”中的生活細節的請求。安迪·沃霍爾的助手們很快發現喬治·康多是一位藝術家——他用少許的墨水給一幅Diana Ross的肖像畫潤色——然後聘請他來輔助印刷系列作品“Myths”。在他長達八個月的工作裡，喬治·康多只在安迪·沃霍爾的眼前出現過一次——他拿一些印刷稿去獲得安迪·沃霍爾的批準。“他做了一些有趣的評價，比如‘怎麽我總是要為這個簽名?’”
▲喬治·康多《聖母》1982
幾年後，安迪·沃霍爾從喬治·康多最初的幾場展覽裡買走了一些畫。“我不在乎我是否得到了評論家的認可，”喬治·康多說。“藝術家們對我的接受更讓我感到興奮。”當安迪·沃霍爾請他們共有的朋友凱斯·哈林(Keith Haring)介紹彼此認識時，康多馬上就答應了，然而卻莫名其妙地擔心安迪·沃霍爾會認出他曾經在Factory裡工作過。即使是在他們成為朋友之後，“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他這件事，我總覺得這有些尷尬。”
“人造現實主義”
自從上世紀80年代搬到東村生活後，他和巴斯奎特、安迪·沃霍爾、凱斯·哈林等人，一直在推動著繪畫的複興。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個時期，提出了其創作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人造現實主義”(Artificial Realism)。
到底什麽是“人造寫實主義”?對喬治·康多來說，寫實與想象從來都不是兩極，而是他創作的碰撞點。美國波普文化對他的影響，變成了畫中被“肢解”的人物肖像，而這些影像，又來自於歐洲大師們的經典名作。
▲喬治·康多，《四個女人》(Les Quatre Femmes)，
1989年，
布面油畫和拚貼，206,8 x 256,5 x 7,4 cm(帶框)。
私人收藏。
從那時開始，喬治·康多開始根據自己的經驗，將藝術家們劃分為不同的群體。文藝複興時期大師們的技法，被他運用至當代油畫的創作之中;而那些古典主義的肖像名畫，在揉入了新興的影像符號後，被擠壓、重組，在他的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升華。
在確立了自己的標誌性風格後，康多搬到了巴黎，他在那裡度過了1985年至1995年。雖然他繼續在紐約舉辦展覽，但由於他的作品受到了歐洲標準的影響，似乎其在美國外獲得的認可更加廣泛。“我的畫作全是關於藝術語言的這種可替代性的——在其中，有那麽一瞬間你可能會覺得它們的背景具備你在倫勃朗的肖像畫裡能夠見到的陰影和色調，但它們刻畫的人物卻又完全不同，而且類似於某些低級文化(low culture)，”喬治·康多說。“一開始我還覺得人們的理解力遠遠無法到達這個層次。因為它看起來毫無道理。
▲喬治·康多《回憶倫勃朗》1994年
他畫中的人物引發了最大的轟動——它們既不來自於夢境，也不來自於藥物引起的幻覺，而是來自康多對日常生活的荒謬的處理。“他們都是一些你不願意花大把時間去盯著看的人——他們不是什麽雜誌的封面人物，”喬治·康多說。“人群從地鐵裡出來，其中一個壞脾氣的老太太正粗魯地推著身邊的小夥子、想要從人群中找到一條路，於是引發了某些奇特的爭吵——這種類型的表達對我來說要有趣得多。”
康多諷刺過他童年時代的牧師、股票經紀人甚至是伊麗莎白女王，但他的藝術同樣也存在悲憫和同情。“我傾向於相信我能將漂泊者打造為一個英雄，”喬治·康多說。他繼續將自己比作是創造了大量人物的劇作家。“在繪畫中可能而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的是你能夠在同一時間看到一個人的兩面甚至是三面，而且你還能夠捕捉到我稱之為‘心理立體主義’的東西。”
▲喬治·康多《股票經紀人》布面油畫 243.8 x 203 cm
2002年
▲2006年
在泰特美術館展出的康多系列作品《伊麗莎白女王》，
當時曾遭到英國民眾抗議
“我喜歡素描，我也喜歡油畫，於是我想這兩種表現方式之間為什麽要有區別或等級?為什麽不將它們統一到一個整體中，就像我所談論的語言那樣，”喬治·康多說。“人物消溶了，直到它們最終再次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顏料。我認為我這是想向我過去的一些人物說再見了。”
不過隨著今天世界的劇變，喬治·康多“惡作劇”式的觀察角度卻正在今天漸漸成為一種常態，“人造現實”的概念也漸漸走出了畫布，變得無比真實。比如不久前在接受《名利場藝術刊》(Vanity Fair On Art)採訪時，康多提到如今美國動蕩的時局給他帶來了許多創作的靈感。但是他拒絕畫川普，因為川普“無法給他帶來任何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喬治·康多《數字花園》亞克力、炭筆、亞麻布
198.1 x 274.3 cm2010
▲喬治·康多，《調查》(The Investigation)，
2017年，油彩、顏料棒和麻布，254 x 609,6 cm
▲喬治·康多，《最後一個站著的人》
(The Last Man Standing)，
2017年，油彩、石墨、顏料棒和麻布，
203,2 x 190,5 cm
“如果我必須得畫川普，我只能十分寫實地去畫他，因為我不能想象到比他更糟糕的事物了。藝術是今天唯一真實的東西。藝術家就像是一面鏡子，但僅僅重現現實是不夠的，它必須盡到從視覺語言上進行對真實矯正的作用。”康多說。
市場的飆升之路
雖然喬治·康多有著令人過目難忘的繪畫風格，但人們對康多作品的興趣，也曾無數次跌宕起伏。尤其是當他開始創作的1980年代，具象繪畫在當時幾乎需要依靠強行推銷。那時許多美國批評家和收藏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麽形成了他的作品。
康多甚至曾徘徊於多家畫廊(包括佩斯畫廊，康多現在與Simon Lee畫廊、Skarsdedt畫廊和Sprüth Magers畫廊長期合作)，由此讓人們誤以為他的事業生涯並不協調、混亂不堪。他一直都有點像臨時工，對於一位藝術家的事業來說，這或許可說是一種缺陷。然而在他的個案中，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在21世紀並不算順利的頭十年裡，康多的好友開始巴斯基亞開始成為市場寵兒，但他的處境並不算好。當年兩位藝術家都年輕、富有才華、非常多產，彼此還是好朋友，而喬治也曾在早年被譽為天才。(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就收藏了他的作品，卻沒有收藏巴斯奇亞的。)不過，康多從來沒有試圖成為藝術界的重量級冠軍;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英雄，或許他也沒那麽看重名利。那些年，他只是一直專注於自己的事情：畫畫，還是畫畫，畫更多的畫。
▲2011年康多在心美術館(New Museum)的個展現場
直到2011年，康多才終於在紐約新美術館(New Museum)展出了他的藝術生涯報告。這場展覽名為“喬治· 康多：“心理狀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宣告了康多的回歸。
人們開始意識到，喬治·康多是那個使美國繪畫史完整的人。他之前的美國繪畫傳統滿是狂癲的美國式肖像畫，如德庫寧(William·De·Kooning) 畫筆下咧嘴傻笑的女人，古斯頓 (Philip Guston) 畫中肉團一樣的人。而康多之後，這一繪畫傳統在約翰·柯林(John Currin)、奈傑爾·庫克(Nigel Cooke)和達納· 舒茲(Dana Schutz)等人那裡得到了繼承與發揚。
在藝術圈裡，一些藝術家可說是短跑選手，有些是撐杆跳選手，還有些是鉛球運動員;而喬治卻是一個馬拉松運動員。馬拉松不是一項富有魅力的運動，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最後會帶來很多尊重，當然也少不了一些懷疑。在漫長的路程中，在漫長的歲月中，他總是為我們帶來一些與眾不同的奇特東西。他創造了自己的語言，一種難忘的語言。
▲2016年在德國的貝格魯恩博物館舉行了個展“對抗”現場
新美術館的展覽後，直到2016年，康多在德國的貝格魯恩博物館舉行了個展“對抗”，博物館用28個展廳將康多的作品跟館內的20世紀藝術藏品放在一起，通過與畢加索、馬蒂斯的對話，更深層的闡述了他創作生涯的歷程。如果說2011年在新美術館的展覽作為康多創作生涯中期的匯報展，那麽從2016年起，已經沒有人會忽略康多了，無論從市場或學術價值。
▲喬治·康多拍賣市場成交額走勢圖
(2018H1為2018上半年成交，數據來源：Artprice)
同年，康多在二級市場的價格也開始飆升。各大美術館及公共收藏陸續的加速度地收藏了康多的作品，迄今為止，蓬皮杜藝術中心，泰特現代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古根漢姆，惠特尼美術館，MoMA,等各大國際美術館都納入了康多的作品作為館藏。
除了自身不斷蛻變、發展的繪畫語言之外，康多能在近幾年佔據中心地位，某種程度也得益於具象和表現主義的回潮。在過去的幾年內，我們可見抽象藝術潮流的大規模退去(如果想要誰為此負責的話，就去怪那些糟糕的、以繪畫過程為賣點的抽象畫家吧)，具象繪畫變得非常流行。每三到五年，這種轉變就如鍾擺一樣規律地出現。還記得2000年的時候既有點民俗又有點波普的、技藝精湛的達娜·舒茨(Dana Schutz)、朱爾斯·德·貝蘭庫爾(Jules de Balincourt)和金·梅耶森(Jin Meyerson)嗎?現在，鍾擺完全搖過去了，落到了這樣的一個位置：喬治·康多再一次成為了時尚。
▲2018年香港蘇富比所作的“康多/畢加索”展覽
(“Face-Off: Picasso / Condo”）
後面的故事變得相對簡單，隨著康多的崛起，更多人參與到他的市場推廣和追漲當中。2017年，富藝斯為康多舉辦了一次重要的展覽(“George Condo: The Way I Think”，2017年3月11日-6月25日)在美國巡回展出，並將其登上2018年2月的紐約盛大拍賣會的目錄冊封面。3月，蘇富比繼續接力，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時間舉辦了一場康多/畢加索展覽(“Face-Off: Picasso / Condo”，2018年3月16-31日)。該展覽以“兩位天才的相遇”為宣傳口號，大舉提升了康多在香港的知名度，康多也正是在期間取得了首批不錯的拍賣成績。
▲Artprice的喬治·康多價格指數
從個人價格指數來看，自2000年迄今，康多的價格指數漲幅最快的階段出現在2016年之後，康多的價格指數從800點急速上升到2100點。2018年，康多的作品持續在紐約、倫敦和香港拍賣高價，TOP10紀錄也在快速更迭。
▲2018年6月，
喬治·康多在希臘基克拉澤斯藝術博物館舉辦了最新個展
不過對於一位剛滿61歲的畫家而言，突如其來的名利早已不如年輕時那麽閃耀，唯一變化的只是全球博物館的邀約變得多了起來(如今年3月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康多舉辦了中國首次個展“Expanded Portrait Compositions”，6月又在希臘舉辦了個展)，他不得不花更多時間地待在畫布前，一如他此前幾十年所作的那樣。
我們生活在一個“贏家”和“冠軍”的世界中，然而，或許我們的藝術世界充滿了太多競爭性詞語，比如“最佳”;事實上，藝術和藝術家可以創造自己的思路。他們不必總是要風靡一時，也不必總是要贏。有些時候，要變得偉大，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直畫下去。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