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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今天我們如何創作戀愛小說?

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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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邊的那個人是一生摯愛嗎?” 平野啟一郎的小說《劇演的終章》曾經在日本民眾中引發這樣一番討論。日前,23歲即獲芥川獎的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在中信書店舉辦的《劇演的終章》中文版分享會上,與讀者探討了當代社會語境下的戀愛小說。他稱,雖然當今社會,“一生摯愛”可能會越來越少,但是總有某個人在我們心中佔據著特殊的位置或留下了遺憾,他想要通過作品喚起的正是這份遺憾的心情。

從古至今,無論是《紅樓夢》《雪國》這樣的經典,還是都市男女的現代言情,讀者已經接觸了太多愛情故事。但是,平野啟一郎的作品依然受到追捧:不僅在日本銷售了22萬冊,獲得渡邊淳一文學獎,而且將改編為同名電影,由福山雅治、石田百合子等演員主演。他是如何構思筆下人物的愛情,在當代語境下對戀愛小說進行創新的?平野稱,他嘗試將人物的命運和時代聯繫起來,並且在作品中展現當代女性社會地位提高以及“分人主義”盛行的現實狀況。

人物命運與時代勾連

《劇演的終章》探討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命運,平野談到,在小說一開始,女主人公洋子和男主人公蒔野就一見鍾情,聊得十分投緣。他認為普通人可能難以在現實生活中體會到這樣的瞬間,因此希望“在虛構作品的世界裡面,讓大家體會一下一見鍾情的感覺”。雖然在小說中途,一見鍾情的男女主角因為種種原因各自結婚生子,但是他們始終給讀者一種彼此心心相印、命中注定的感覺。

在今天,戀愛的機會似乎越來越多,“一生摯愛”是否已成了一個偽命題?面對這樣的疑問,平野稱,如今人的一生可能會有很多伴侶,“一生摯愛”可能會越來越少,可是,即便是和身邊的戀人過得非常幸福的時候,總有一些不經意的瞬間會讓我們突然想起某段塵封往事。在回顧這一生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人,而且在想起這個人的時候,會覺得“當時如果那樣的話,可能現在就不一樣了”,心底泛起許許多多的遺憾。

除了“命運般的戀愛”,平野在“命運”這個主題下還想體現出人物的命運與時代之間的勾連。他說,在中國作家的作品當中,余華的《活著》讓他尤其能夠產生共鳴。《活著》的背景是20世紀的戰爭與戰爭之後社會體制的變更,個人命運被時代潮流裹挾。在《劇演的終章》當中,平野也把“命運”當作小說的一個關鍵詞,讓小說中的人物受到當今世界重大事件的影響。洋子不但是伊拉克戰爭的戰地風雲記者,還介入了後來的中東難民問題,此外她還作為記者揭露了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之後的核泄漏。不僅如此,洋子的父母也是重大國際事件的參與者:身為導演的父親在20世紀7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當中與鐵托產生了分歧,她的母親則是遭受核異塵餘生汙染的長崎人,連洋子的孩子也出生在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的日子——正因如此,身為經濟學家的丈夫沒有能夠趕上孩子的出生。

作為生活主角的當代女性

雖然在“命運”的主題下進行創作,平野啟一郎筆下的女性人物和日本傳統文學當中的女性人物的命運已經截然不同。他希望自己描寫的,不再是川端康成《雪國》中的那種擁有傳統美的女性,而是能夠展現出當代社會女性特徵的人物角色。確實,和《雪國》當中身世淒涼,只能從事女招待或者藝妓這些職業的女主人公駒子相比,生活在巴黎、以戰地風雲記者為職的洋子在外人看來已經是“生活的主角”,“沒有蒔野也有很好的人生”。

在寫小說的過程中,平野看了不少淒美愛情電影,例如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大師維托裡奧·德·西卡的電影《第二個月亮》等等,他發現這些作品共通的設定就是男主角要上戰場、女主角在家中孤獨等待。可是在今天,女性的社會參與度已經大大提升,女性也擁有了更多的職業可能性,所以在《劇演的終章》當中,他安排女主角洋子奔赴硝煙彌漫的伊拉克戰場,而男主角蒔野則在和平的日本與女主角通信,等待她的歸來。

另一方面,平野啟一郎在小說主人公的年齡上也放寬了限制。當晚的對談嘉賓、茅盾文學獎得主周大新指出,即便是在中國的當代作品中,戀愛小說通常描寫的幾乎都是20多歲青年男女的愛情,年齡最多不超過35歲,可是平野的小說男女主人公都在40歲左右,而且洋子比蒔野大兩歲。“中國的戀愛小說中很少寫這種年齡段人的愛情。”周大新說。平野稱,之所以這樣寫,一方面是今年43歲的他對十幾歲的毛頭小子那種一腔熱血的熱戀已經不感興趣;另一方面,今天雖然也存在婚姻觀念比較傳統的人,但是大城市裡人們的思想已經更加開明,他們普遍結婚較晚或者乾脆不想結婚,只不過由於女性在生育上有年齡限制,所以不少日本女性到40歲前後才會比較著急,感受到尋找結婚伴侶和生孩子的壓力。

從“個人主義”到“分人主義”

平野最近在提倡的概念是“分人主義”,他指出,“個人”這個詞源於英文單詞individual, -dividual是“分開”,而in-的這個詞根則為否定,因此,individual意思是不可分開的個人。不論是在現實還是在文學作品當中,個人常常被當作為不可分離的主體,只有一種性格、一種思想。但是實際上,在如今的生活當中,每個人在和戀人、和家人、和工作場合上的人接觸的時候時常呈現出不同的性格。正因為每個人都擁有可分割的人格,所以平野創造了一個詞,叫做“分人”。

平野曾經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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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時指出,“分人”的現象是近代社會產生的。在他看來,一方面,歐洲的個人觀念源自一神教——一個人完整地對應一位神,人們需要以統一的自己去面對僅有一位的神靈,進入近代之後神消失了,統一的自我也分裂產生出複數的“自己”;另一方面,在日本,人們長期以來都是一輩子做一個職業,但在現代社會職業的要求之下,人們經常通過複數的自己來做不同的事情,這樣即使一個做不成,另一個可以做成,還是可以實現自己。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很多年輕人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他們不斷思考到底要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到底要如何去生活。平野給出的答案就是:複數的自己可以在社會的變化中更好地生存。

就小說創作而言,平野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角色在獨處時和在別人相處時都呈現出同樣的性格,而托爾斯泰的做法很不一樣——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當中,主人警察娜在不同的場景下、與不同的人相處時會呈現出不同甚至迥異的性格,他認為這種做法使得人物的形象更為立體。

在《劇演的終章》當中,女主角洋子也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擁有很多“分人”——作為戰地風雲女記者的分人,作為美國經濟學者妻子的分人,獨自生活在紐約生活的分人,和母親相處時的分人,以及與男主人公蒔野相遇、相戀的分人,彼此不同,各有差別。伊拉克戰場上的“分人”帶給洋子的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與經濟學者結婚的“分人”讓洋子獲得了一段時間的滿足。當她思考自己作為哪一個“分人”感到最為幸福的時候,腦海中浮現出的是與蒔野共處的這個“分人”。“人類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多面性存在的生物,”平野說,“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小說體現人的豐富性。”

[日] 平野啟一郎 著 丁世理 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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