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艾肯（Mary Aiken）正在南洛杉磯——一座黑幫肆虐、犯罪率高、貧窮破敗的城市，參與一場人口販子的抓捕行動，她全副武裝，混跡在特別行動隊裡。
她並不是警員，而是來自愛爾蘭的一名刑事科學網絡心理學家，研究的是留在犯罪現場的行為證據，就像現代版的「福爾摩斯」，面對的是技術輔助下的人口販賣，網絡性侵這樣的案子。她也是歐洲網絡犯罪中心的谘詢師，在協助執法部門提取電子證據時，她目睹了人類在網上展示出來的最美好和最糟糕的行為。
為了尋找那些被她稱之為「像血液一樣噴濺的」網絡足跡，她來到了洛杉磯，開展一項關於年輕人上網風險的研究，她把這些研究都寫進了《網絡心理學：隱藏在現象背後的行為設計真相》一書中，比起那些激動人心的調查，瑪麗·艾肯在書裡提供的是人類重新看待網絡空間的視角。
她最關注的是，網絡會對成長中的孩子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它為孩子們敞開了世界的大門，但這扇門裡幾乎沒有現實世界裡的所有規範，霸凌事件變多了，犯罪行為也是如此。可我們應該為孩子們創造怎樣的網絡環境？他們每天接觸多久電子看板對成長才是健康的？他們能在網上戀愛嗎？這些問題我們似乎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對手機的依賴同樣值得擔憂，我們花在虛擬空間裡的時間，甚至超過了真實的生活。但瑪麗·艾肯並不讚同對網癮人士單方面的指責，用戶也是受害者，技術的開發者和法律的制定者同樣承擔著責任。在她看來，手機和社交媒體的設計之初，就秉承著要讓你不停地使用它的原則，它們侵佔你的注意力，甚至連睡眠時間也不放過，我們似乎難逃成為上癮者的命運。
採訪 |塗雨清
編輯 |劉斌
《人物》：在你的書裡感受到了你對網絡空間非常多的警惕，你是在什麽時候產生這樣一種警惕心的呢？
瑪麗·艾肯：我很早就感受到這種擔憂了，最初人人稱頌網絡帶來的好處，他們說著網絡烏托邦之類的話，所有的資本也都湧向了這個領域，沒人思考事情可以變壞。因為我的背景是刑事科學，我總是看到事情最壞的一面，當他們稱讚社交媒體多麽奇妙的時候，我會思考如果人們利用社交媒體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違法的事情該怎麽辦，我的直覺告訴我要尋找問題。我是一個技術的支持者，但不希望我們盲目地在技術時代行走，而是應該知道它的兩面性。
比如當我來到中國，我特別驚訝於人們對手機的依賴程度，在街上，超市裡，商場裡，我沒有看到不一直盯著手機看的人，因為我的研究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北京是其中對技術依賴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人物》：在中國，你觀察到技術對人們的影響有什麽特別之處嗎？
瑪麗·艾肯：有一件事情特別讓我擔憂，就是很小的孩子也在使用社交媒體。我問一些身邊的中國人，在中國有沒有法律規範多大的孩子可以使用社交媒體，他們對我說沒有，從未有過年齡的限制。我很震驚，在美國，你必須年滿13歲才能擁有一個社交媒體账號，當然很多人不這麽乾，但這是一條法律。在一部分歐洲國家，你得年滿16歲才可以有社交媒體的账號。
所以當我和中國的朋友說起這條法律時，他們也被震驚了，「什麽？你們要16歲才能有社交媒體的账號嗎？在我們這裡，3、4歲的孩子都已經有QQ號了。」這並非好的現象。所以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開發社交媒體的人聊天，「你們必須制定年齡的限制」，當孩子們被允許使用這些平台，並且不受監管，事情會變得很糟。比如最近有一項研究，比較不同國家的2000個年輕人中遭遇網絡欺凌的比例，中國接近了50%。
我們不想看到這樣的後果，但人們沒有為孩子們學到的不好行為負責，這也許只是因為缺乏知識。美國兒科學會在這一點上有許多建議，比如不足18個月的嬰兒不應該接觸電子看板，而2-4歲的孩子每天最多只能看1個小時的電子看板，否則對他們的成長不利。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兩歲孩子近視的新聞，報導裡說這是因為媽媽從孩子出生起就一直允許他看電子看板，這造成了孩子視力的嚴重損壞，這種傷害很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人物》：在童年時期處理與網絡空間的關係時，家長們還應該注意什麽？
瑪麗·艾肯：我總是收到許多類似的問題：我的寶貝在什麽年齡可以看電子看板？男孩患上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與愛打遊戲有關係嗎？網絡不僅僅是媒介，它對人類有著很強的誘惑和吸引力。我們應該意識到如何更好地對待技術，越來越多的螢幕時間不僅讓孩子在物理層面受到傷害，更重要的是對他們心理成長造成影響。
人不會重複擁有童年，只能擁有一次，而在孩提時代，孩子們需要學習讓自己鎮定下來的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必須在這個階段知道這一點，並且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行為。比如說，他們應該知道有時候感到無聊是正常的情緒，有時候你可以僅僅坐在那裡，等待，看看窗戶，看看天空，看看真正的圖畫，他們應該知道如何讓自己靜下來。如果在餐廳裡，孩子們等待上菜的時候感到無聊，而我們做的卻是塞給他們一個iPad看動畫片，他們就會每時每刻都在被娛樂的狀態裡，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永遠也學不會如何管理自己的行為。
等他們長大一點，5、6歲的時候，需要去學校了，老師說，你們必須坐在那裡等一等，他們就會覺得這太難了，他們會想要娛樂，「給我動畫片」，「給我iPad」，「我想看視頻，看下一個視頻，再下一個視頻……」，對孩子們來說，大腦中的神經網絡正在逐漸發展，而你在這個時候給予他們太多的螢幕時間，這些神經網絡發生的變化將是我們無法預測的。我的觀點是，他們將會發展出衝動和強迫的行為，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開始。
《人物》：你有沒有比較過那些對社交媒體平台有年齡限制的國家，和沒有年齡限制的國家，年輕人行為上有何差別？
瑪麗·艾肯：我沒有直接的研究，但是可以比較其它一些數據，比如中國有研究表明年輕人遭受網絡霸凌的比例是44%，但據我所知，這個比例在其他國家大約是10%到20%之間。所以我認為這是中國的父母和教育者應該思考的問題，孩子們正在網絡空間遭受著一些問題，人們應該思考成因，也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社交媒體缺少年齡限制，社交媒體應該設置年齡限制，這是我的建議。
《人物》：在書中，你似乎總是從一個設計者的角度去思考技術的影響，如果你真是一個設計者，會怎麽設計一個電子設備或者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瑪麗·艾肯：當我們在談論技術對孩子的影響時，不能混淆電子設備、社交媒體和網絡本身的關係，它們是不同的，但通常綁定在一起，你不可能憑空對社交媒體上癮，你必須先有設備，有網絡，才有社交媒體平台，問題是電子設備在設計之初就是讓人上癮的，而社交媒體的設計也是如此，那些創造社交媒體平台的人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朋友不停地使用它們。
假設你開發了一個社交媒體平台，設計的時候就是讓孩子們希望得到更多的「讚」，結交更多的朋友，取得更多的聯繫，越多越好。但是科學上我們怎麽定義「多」？多對孩子建立友誼是不利的，人類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鄧巴數”，指的是一個人能夠維持人際關係的人數上限是150個人，超過這個數字，人們就會開始感覺到社交的疲憊。如果是我去設計孩子們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我將會把他們可以擁有的聯絡對象限制為150個，一旦這個人數滿了，如果他們想要加入新人，就必須刪掉一個以前的人。這樣孩子們才不會被社交的壓力壓垮。
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和那些開發者對話，我還希望在這個社交媒體平台上設計一個勿擾的功能，任何新消息都不能在晚上10點到早上7點之間抵達這些孩子們使用的账號，因為社交媒體账號裡總是不斷有新的消息，孩子們會在夜裡不停醒來，想要查看他們的手機，想看到有沒有消息的更新，有沒有新的「讚」，然後思考我要不要「讚」回去等等，這將影響到孩子們最需要的睡眠，從而也會影響他們的情緒。在過去的25年裡，年輕人抑鬱和焦慮的比例增長了大約70%，我當然不能說這全是網絡和電子設備造成的，但我相信這一定是原因之一。
《人物》：你提到電子設備和社交媒體在設計之初就是為了讓人類上癮，這是否意味著它們在設計的時候就需要改變？
瑪麗·艾肯：當你登錄社交媒體的账號時，你可以接收到提醒，你會收到「讚」或者「評論」，這是故意設計成如此的，社交媒體的背後是一個強大的算法，當你打開這個App，它傳遞給你的信息就像是一次獎勵，你又看到了新的信息，得到了新的反饋。
作為心理學家，我知道這是一種訓練，當你打開app，你感受到獎勵，所以你會一直去做這件事情，一個人的時候才會做的事情，就像巴浦洛夫的狗。但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人類。
《人物》：這是我們無法控制自己、查看手機的原因嗎？
瑪麗·艾肯：是的，我們研究過美國和歐洲的社交媒體，但是對方公司的工作人員否認了這個原理。但是有一位已經離職的人員，他是一個科學家，被告知要將社交媒體設計成讓人上癮的模式，而這種模式是讓人擔憂的，尤其是當孩子們也正在使用同樣的平台。有意讓人上癮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很難想象讓孩子們隨意接觸酒精，也很難想象讓他們接觸毒品，為什麽我們允許讓孩子們可以隨意接觸到故意設計成容易上癮的社交媒體。但我相信這些公司不一定是惡意的，或者說他們有意去傷害孩子們，但是我認為這是意識的缺乏。
手機被設計成要吸引你注意力的設備，就像是森林裡的孔雀，它用色彩和嗓音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你的手機用聲音和振動去吸引你的注意，這都是信號理論，如果你用信號理論去思考如何吸引人類的注意力，手機是這樣，社交媒體的信息提醒也是這樣。這也叫注意力經濟。
你的注意力是商品，得到你越多的注意力，這個平台就越成功，你得到越多的讚和點擊量，這些公司就越能從中獲得利益。可是人類的注意力是沒有限制的，如果你清醒的時間是18個小時，你可以提供的注意力也可以有這麽多的時間。即使是你睡著了，你的手機也仍然有辦法吸引你的注意。
《人物》：對青少年來說，找到自我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但信息時代不可避免會產生一個網絡上的形象和一個現實中的形象，網絡自我與現實自我有什麽不同？
瑪麗·艾肯：網絡自我是一個人工的自我，就像是對自我的一種修正，人們不會分享自己剪了一個不好看的髮型，人們分享的總是那些好的東西，比如今天化了什麽妝，我度過了一個怎樣的假期，他們希望創造一種印象，他們正在過著一種美妙的人生，所有的事情都進展順利，但這對青少年來說是巨大的社交壓力，他們會過分在意自己的外表，他們會想方設法讓自己在照片裡看起來更美，身材更好。網絡自我通常是一個理想化的自我，而當你把那個自我改造得越完美，你離真實的自己就越遙遠。可是你無法像你創造出來的那個自我一樣完美，那麽你可能會不想見人，不希望別人看到你真實的樣子。
對青少年來說，他們處在建立自我認知最關鍵的階段，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是誰，有什麽樣的性格，我擔心的是，那些擁有不同社交媒體的孩子將建立起來不同的網絡自我，而在他們塑造不同自我的時候，真正的自我認知還沒有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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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每個人都希望在網上呈現出一個更好的自己，就像在人際交往中我們也願意展露自己好的一面，但你在書中說，迷戀製造網絡自我對青少年來說是危險的，為什麽這麽說？
瑪麗·艾肯：因為他們擁有了更多的關注，如果希望在2000個人面前看起來不錯，那麽人人都像是電影明星，這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他們將對自己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充滿關注，一直在外表上自我審視，可是人類的外表僅僅是人性的其中一面。
《人物》：你和你身邊的人有沒有過「網絡上癮」的症狀，我們需要用到網絡的地方太多了，我們怎麽判斷自己是否是一個上癮者？
瑪麗·艾肯：網絡上癮沒有臨床診斷。我們有對於上癮的臨床經驗，但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對於上癮的臨床界定是從2000年開始跟蹤的，他們對不同的上癮方式做了十年評估，最新的版本發表在2013年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但是他們開始考慮上癮源的時候，其實是智能手機還沒有發明出來的時候。所以我們為什麽沒有一個臨床上被稱為「手機上癮」的症狀，是因為我們僅僅擁有了智能手機10年的時間，而臨床上對上癮的研究還沒有來得及納入這個選項。
我曾經做過一個網絡上癮的測試，測試結果告訴我，我是一個上癮者，因為我是一個網絡心理學家，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使用網絡，但是我是一個成年人，我可以選擇去控制我的行為，所以我擔心的是年輕人和孩子們對技術的使用。
《人物》：你在書裡提到，我們常常對於網絡有一種虛假的控制感，但我們並不是真的控制了它，為什麽這麽說？
瑪麗·艾肯：這種虛假的控制感是我們自願在網上做出了各種選擇，但是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自願，最好的方式是你能否控制自己停下來。所以對父母來說，要測試孩子是否有上癮的傾向，你只需要試著讓他們停下來，如果你有一個5歲的孩子，他想要看動畫片，你告訴他不行，我要拿走你的iPad，你只能下星期再看，如果孩子接受了這個安排，覺得無所謂，我下星期還可以看，那麽你的孩子是一個能夠控制自己行為的人。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開始尖叫，並且發脾氣，你就應該開始思考，孩子的行為已經有了問題。
當然這個測試也可以用於成人。如果你正在和某人約會，你們一起吃晚餐，你對同伴說，讓我們試著兩小時都不要拿出手機，如果你的同伴做到了，那麽他也是一個可以合理控制自己行為的人，反之，如果他一直不停想要查看手機裡新的消息，你就會知道問題出現了。
《人物》：你在網絡愛情這一章裡提到，網絡上的聯繫無法替代人類的真實接觸，為什麽人類的面對面交流、觸碰如此重要？
瑪麗·艾肯：在人際關係上有一個「依附理論」，就是說孩子因為社會和情感的需求，至少和一名照顧者發展出親密關係。所以人類需要眼神交流，嬰兒需要眼神交流。如果嬰兒在成長的時候沒有得到足夠的眼神交流，他們就不會和父母培養出足夠的依附感情，長大以後，他們就很難在親密關係中發展健康的依附情感。一個人每天看200次螢幕，拿起兩千次手機，如果這個人是母親或者父親，那就意味著他們在一天之中有200次沒有看他們的孩子，有2000次沒有撫摸他們的孩子，而這對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來說是災難性的。
《人物》：不同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治理上有不同的方案，保護嬰兒和青少年免受影響，你覺得目前有做的很好的國家嗎？
瑪麗·艾肯：英國或許是目前做的最好的國家。他們正在制定法律，去限制「網絡傷害」，他們也在尋求一種方式，讓社交媒體公司在法律上為這些傷害負責。英國還在努力知道上網的這些人是什麽樣的年紀，設置他們進入網站的年齡限制，很多像我一樣的專家參與了制定法律的谘詢會議。網絡的確是一個人人公平的社區，但現實是一些人總是比另一些人更加脆弱，孩子們也好，有精神疾病的人也好，我們必須從設計者的角度思考，給他們提供更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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