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黃祖洽：為何“兩彈一星”元勳名單上沒有他

書生黃祖洽：何須繪麟閣

本刊記者/鮑安琪

發於2021.7.12總第1003期《中國新聞周刊》

多年以來，黃祖洽身邊一直縈繞著兩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一個是，為什麽“兩彈一星”元勳名單上沒有他？另一個是，為什麽他晚年選擇了教書，而且是去北師大這個與他沒有什麽淵源的地方？

很多人為他鳴不平，常有人忍不住當面問他，對這兩者都表示惋惜。

人們有這種想法並不奇怪。當年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們，很多都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原“九院”（即現在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學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鄧稼先擔任了九院院長，周光召擔任了中科院院長，於敏擔任了九院副院長兼九所所長，且都列名“兩彈一星”元勳。

黃祖洽攝於1997年11月5日。圖/受訪者提供

對此，黃祖洽大多笑笑不語。他在《述懷》中寫道：“山花今爛漫，何須繪麟閣。杏壇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麟閣即麒麟閣，是漢朝供奉十一功臣之地。）

1964年，劉寄星從北大畢業，考取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為黃祖洽的研究生。有一次他作一篇英文文獻的讀書報告，講到半截黃祖洽就打斷了他，說他“通通錯了”，而他則堅持自己是對的，黃祖洽說自己先讀了原文再跟他討論。他早聽人告誡過，自己這位導師脾氣很大，不要隨便提不同意見，因此心裡忐忑不安。不想過了一個星期，收發室轉交給他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話：“劉寄星，你對了，我錯了。黃祖洽。”

他覺得，這12個字，就是黃祖洽一生科學精神的最好寫照。

“可能你是對的”

何祚庥與黃祖洽認識近70年，還是黃祖洽的入黨介紹人。

1947年9月，何祚庥通過考試，插班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讀二年級。進校後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華大禮堂作關於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的學術報告。何祚庥完全聽不懂為什麽會“鍾變慢、尺變短”，而旁邊一個同學卻不時發出會心的讚歎，大讚“今天周老師講得好極了”，讓他大受刺激。報告結束後，他上前攔住這位同學詢問姓名，原來他就是黃祖洽。

黃祖洽1944年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華物理系繼續升學。有人回憶，他當時名貫清華，被稱為“20年難得一遇的清華才子”。

何祚庥當時是中共地下黨清華大學理學院支部書記，其中一項工作任務是在清華師生中發展黨員。他說，當時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要爭取功課最好的人才，黃祖洽自然成為他發展的重點。通常這種傑出人士生參加社會活動的意願較高，比較容易爭取，但黃祖洽的心思都在學術上。當時國民黨政府貪汙腐化，不得人心，他們下了很大工夫做工作，最終從這些方面打動了為人正派的黃祖洽。

1950年1月，經何祚庥等介紹，黃祖洽入了黨。8月，他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研究生從清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當年5月剛成立的，後更名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吳有訓任所長，後錢三強接任所長，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長。當時學界有一種說法：原子能科學乃物理學的中心。原子能所人才濟濟，興旺發達。

1955年，蘇聯同意援建中國一“堆”（原子反應堆）一“器”（回旋加速器），這是發展原子能科學的關鍵設施。錢三強率領近40人的“熱工實習團”赴蘇聯學習，彭桓武和黃祖洽都在反應堆組。

學習期間，黃祖洽在對方設計方案中發現了一個問題。蘇聯專家的計算是該反應堆需要63根鈾棒才能達到臨界大小，而他計算的是56根。反應堆如果超臨界，將會引發事故。經過反覆測算，最後蘇聯專家無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對的。”

1958年實際建堆時，果然隻用了56根鈾棒。臨界啟動實驗結果也證明，黃祖洽是正確的。

“半導體”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機部部長劉傑和副部長兼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坐到一起，商量如何為氫彈研製先行起步。劉傑準備讓二機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抓原子彈研製，而把氫彈先行一步的任務放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問錢三強原子能所在理論方面還有沒有力量做這件事，錢三強說有。

錢三強以知人善任的科學規劃和組織才能著稱。他領導的原子能所有“滿門忠孝”之譽，他先後推薦了朱光亞、鄧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到“九所”的關鍵崗位上，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兩彈一星”元勳。

現在，錢三強又要點將了。他的首選，就是黃祖洽。

錢三強本是黃祖洽在清華的研究生導師，當時他忙於籌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後來的原子能所），又正逢彭桓武剛從英國回來，受聘於清華，他就把黃祖洽推薦給彭桓武做研究生。

在原子能所十年，黃祖洽一直在從事核反應堆理論研究，成為中國核反應堆理論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他與彭桓武一起為國家培養了第一代核反應堆理論研究隊伍，有人把這支隊伍稱為“黃祖洽兵團”。

1960年12月，在原子能所四室下成立了一個“輕核反應裝置理論探索組”，簡稱“輕核理論組”，由黃祖洽任組長。此時，何祚庥從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回國，也調入輕核組成為骨乾成員。1961年1月，又調來於敏任副組長。

那時，黃祖洽一半時間在輕核理論組做氫彈預研，一半時間到九所兼職參與原子彈研製。當時的規定是，原子能所這邊的工作對九所開放，但九所的工作對原子能所嚴格保密，因此黃祖洽被戲稱為“半導體”。

當時黃祖洽、於敏、何祚庥和薩本豪等人在一個辦公室。何祚庥回憶，他和於敏坐前後桌，他總是一有靈感就掉頭與於敏討論。黃祖洽不太愛與人討論，總是一個人安靜地想問題。

1962年，劉恭梁從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畢業，加入輕核理論組。

原子能所有一個傳統，新來的大學生要重新將畢業論文答辯一次。劉恭梁答辯時，黃祖洽、於敏等坐在底下。劉恭梁的論文涉及流體力學，黃祖洽就讓他跟著自己做課題。黃祖洽告訴他，搞原子彈除了核物理，也需要懂流體力學。

原子彈的設計有蘇聯專家提供的或多或少的幫助，但氫彈的設計完全是從頭摸索。為了尋找有用線索，他們翻遍了1945年以來的《紐約時報》，又查美國當年審判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案的證詞，都一無所獲。

何祚庥說，氫彈是中國人從“第一性原理”出發，也就是從物理學的基本理論出發，獨立而完整地開發出來的整個理論和技術。他說，中國人的特點是，能夠憑借集體的力量，彌補彼此的不足。

“三人簽字”與“三個抽屜”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前一天 ，1964年10月15日，早晨一上班二機部部長劉傑就來到九院（1964年2月在九所和局機關基礎上合並組建了九院）理論部，找到留守在京的理論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要他對鈾238和鈾235自發裂變產生中子、提早引發核爆炸（這會使爆炸當量減少，達不到預期目的）的幾率有多大，提出論證看法。

周光召召集長於中子理論的黃祖洽和數學家秦元勳，一起進行了測算。當天傍晚，周光召來到劉傑辦公室，遞交了由他們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報告：“經估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的可能性超過99％。”

1992年6月，原九院理論部三位主任周艈麟（左）、黃祖洽（中）和於敏在釣魚台國賓館參加活動時聚首。圖/受訪者提供

黃祖洽2012年曾對大女兒黃萌和學生劉寄星回憶，這個問題對自己來說比較容易解決。原子彈的“點火”問題是他負責的，這裡關鍵的數據，一個是中子早發概率，一個是壓縮到超臨界以後的時間有多少。他一查自發裂變的概率，一計算，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原子彈成功爆炸後，1965年5 月，兼職的黃祖洽正式調入二機部“九院”， 於敏等輕核理論組的31名科研人員也調了過來，兩支隊伍在主戰場匯合了。黃祖洽、於敏被任命為理論部副主任，理論部“八大主任”齊聚。輕核理論組另外的十餘人，包括去了河南參加“四清”的何祚庥則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

每天晚上，理論部科研大樓內燈火輝煌。那時的學術討論空氣非常活躍，幾乎每周都要召開學術討論會和鳴放會，不論資格，人人都有發言權。

當時氫彈研製的目標是，突破並掌握重量輕、威力大的熱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爭取完成彈重一噸左右、威力為100 萬噸級TNT當量的熱核彈頭的理論設計，當時把這一目標簡稱為“1100”。

由彭桓武主持，安排了三個方案，由周光召、黃祖洽、於敏三位理論部副主任各率領一路人馬突破，相當於準備了三個“抽屜”。在都柏林工作時，彭桓武曾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薛定諤請教科研方法，薛定諤的回答是：分而治之。如今，他實施的正是這一策略。

黃祖洽負責從加強型原子彈方向入手，實際上是把原來的原子彈做成特大的。彭桓武對於這個方向比較有把握，曾說如果那兩個都不行，黃祖洽這個也可以頂上去。

但探索的結果是，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且“聚變比”（聚變反應的能量在整個核反應中所佔的比率）不能隨著威力的增加而增加。結論是：這條途徑與“1100”這一目標相差甚遠。

最終，是於敏“臨門一腳”，氫彈突破柳暗花明。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1982年，“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完成人是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於敏、黃祖洽、秦元勳、江澤培、何桂蓮。

九院後來還曾發生過一場關於氫彈“發明權”的風波。在原子能所輕核理論小組時，一位姓沈的年輕人是兼職保密員，也參加研究工作。劉恭梁回憶，那時於敏與何祚庥總是不停地討論，總有點子，這位年輕人在一旁聽著，也琢磨一些想法。後來，這位沈姓年輕人隨著輕核理論組去了九院，氫彈突破後，他堅持認為氫彈的成功應有他的一份功勞。

80年代，時任九院院長鄧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了解輕核理論組期間這位年輕人在氫彈預研中的參與情況，何祚庥認為他並未參與實質性工作。

黃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調查此事，找到黃祖洽。黃祖洽回應說，他承認這個年輕人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這只是一些樸素的想法，而驗證這些想法需要很深的物理和數學功底，非他的水準所能企及。黃祖洽還說：“不管你提的有沒有道理，你爭就沒有道理了，搞我們這個東西你想爭什麽呢？”

“老黃”

氫彈突破時，“文革”已經到來。1969年末，黃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乾校。

那年暑假後，黃祖洽的大女兒黃萌升入初三，班裡的同學一個個跟著家裡人走了，人越來越少。入冬後沒多久，母親鄭重告訴她：“我們要去河南五七乾校了，今後是否能回來就不一定了。”她覺得，這好像是她預料之中的事。

黃祖洽一家住在河南駐馬店上蔡縣下地韓村一個農戶的廚房，狗和豬隨時都會進來。黃祖洽被分配去養豬，平時喂豬和打掃豬圈，也做種莊稼的農活。他的專業有些荒疏了，但身體反而好了起來。

世事多變。1972年春節後，黃祖洽幾經折騰返回了九院。新分來九院不久的大學生曾先才第一次見到了他。

老九所人除稱呼彭桓武為“彭公”外，稱其余領導均為“老鄧”（鄧稼先）、兩個“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黃（黃祖洽）、老於（於敏）、老何（何桂蓮）……這堪稱老九所文化。“老黃”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貫耳。他聽老同志們說，老黃學問了得，融會貫通，非等閑之輩，不過說話尖刻，不留情面，讓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發配去幹校了。

曾先才所在的“102組”承擔著東風系列核武器次級理論設計任務，接連幾年，幾乎年年做熱核試驗，年年要提交理論方案。每隔一段時間，所業務領導就要來組裡聽取匯報，拍板定案。

黃祖洽從乾校回來後首次來聽取匯報，曾先才幾乎一眼就認出了他。老黃中等個子，大腦門，略微禿頂，鼻梁上架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皮膚黝黑，略帶紅潤，臉帶笑容，與老同志一一握手。曾先才覺得，此時的他與其說像個大學者，倒不如說已有幾分像農夫。

後來接觸多了，曾先才逐漸發現，老黃並非像有些人傳說的那樣尖酸刻薄，令人生畏。許多老九所人也都覺得與他共事或向他請教時，他都能平等待人，認真指教，而且還很有幽默感，有時話語一出，令人捧腹。

有一陣曾先才在讀黃祖洽翻譯的《中子輸運理論》一書，邊讀邊做習題，有一道題他百思不得其解，向幾位高手請教後還是不甚了了，於是去請教老黃。沒想到，老黃隻寥寥幾句就讓他茅塞頓開，盡釋疑義。曾先才聽周毓麟說起，老黃從乾校回來後，說自己的腦子生鏽了，把高等數學的習題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這股勁兒”。

但老黃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見識了。

改革開放後，黃祖洽第一次申請到國外參加國際核參數會議。申請報告遞交後，直到會議結束，依然杳無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談話，開口就說：“不要著急，關於你出國開會的事情，我們正在研究。”老黃氣不打一處來，不客氣地說：“你給我打什麽官腔？這個會上月的今天就已經開了！如果連1和2哪個在前哪個在後都搞不清楚的話，那是不能容忍的！”

對有的業務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屬或學生，老黃同樣說話不留情面。有時在學術討論中，他會微笑著反問：連這個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給你講講初等數學的問題？

1979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恢復活動，並進行學部委員增補。這是自有學部以來第一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學部委員。1980年11月各學部對推薦名單進行無記名投票，產生出得票過半數的學部委員283人，其中數理部51人。九院理論部“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學家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於敏以及當時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等均當選為數理部學部委員。

1980年5月，九所領導班子大換班，黃祖洽調離九所。

曾先才回憶，自己深為老黃的調離感到惋惜。他說，老黃研製兩彈功勳卓著，卻與“兩彈一星”元勳失之交臂，許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遺憾，老周（周光召）和老於在談及此事時都曾親口對他說過：有些虧待老黃。

談及對黃祖洽的評價，何祚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這個人最大的特點還是一個‘書呆子’，書生氣十足。雖然他對很多事情的認識都很清楚，但整個的興趣還是搞科學，而不是玩政治的人。”

“上善若水”

1980年5月1日，黃祖洽從九所調任到北師大，在剛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長。由於他的到來，北師大理論物理學科於1981年被批準為全國首批理論物理學博士點。

馮世平1984年3月成為黃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畢業後留在北師大物理系工作，如今是北師大物理系教授。他感到自己特別幸運，近30年都是在黃祖洽的指導下工作。

他說，即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時期基礎研究的大環境不是很好，黃祖洽仍盡最大努力創造出一個相對好的學術環境。對於學術，他一丁點錯誤都不能容忍，眼睛裡不能揉任何沙子。

讀博時，馮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呂燕南一起，每周至少兩次去黃祖洽位於塔院5號樓的家。黃家三間屋子，有一間大一點的既是黃祖洽的書房，也是他的臥室，牆上掛著一塊黑板。他們下午兩點左右到達，黃祖洽分別一對一地指導。早些時候彭桓武也會來參與討論。到六點多，就留在黃祖洽家吃晚飯，吃飯時還在討論。

彭桓武、黃祖洽時常與學生一起出遊，二老或一起背詩，或彼此聯詩。馮世平覺得，兩位大師都有著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身許國和憂國憂民。2007年，彭桓武去世，黃祖洽為他賦詩一首，其中寫道：上善若水，首功不居。

黃祖洽剛來時，隻指導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師大批準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大學生，從此黃祖洽就給大一新生上基礎課，開《現代物理學前沿選講》。

一學期15講，140人的教室總是滿滿當當。他在第一講中說，對於希望了解物理學的青年來說，重要的不是知道許多描寫現代物理學前沿問題細節的高等數學公式，而是了解有關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已經從物理學上解答了多少，還有些什麽問題需要繼續努力？也就是說，當你們面臨物理學這一大片原野時，盡早鳥瞰一下這片原野開墾的大致情況和前沿在哪裡，還是很有必要的。

馮世平說，黃祖洽總在琢磨如何把這個課講好。有時候他在全國各地聽完學術報告，會發電子郵件要來報告人的講稿，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內容融入到課件的PPT中。有什麽計算機操作上的問題，他就請研究生過來協助。

2001年桑海波在北師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所任教，一邊攻讀在職博士，一邊作為黃祖洽的助手，擔任《現代物理學前沿選講》的助教。她說，一百多位學生的作業和論文，黃祖洽都非常認真仔細地批改，一個符號錯誤或者錯別字也不放過。

馬宇翰2011年秋季進入北師大物理系，作為大一新生上了黃祖洽的《現代物理學前沿選講》。他覺得，“黃爺爺”的講課讓書本上的知識變得立體起來。近代物理的兩大基石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就是近100年才興起的新學科，它們從發展到成熟的時期剛好是黃祖洽成長的時代。有時黃祖洽會講起和楊振寧、李政道等一起在西南聯大求學的經歷，大家覺得他就像一本活的歷史。

2000年、2002年，黃祖洽獲北師大“最受學生歡迎的本科教學十佳教師”，這是一個由學生投票評選出來的獎項。黃祖洽對這個獎看得很重，當選後十分開心，曾與馮世平說過多次。

2003年朱邦芬擔任了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組織了“與大師面對面”系列講座，請黃祖洽來做講座。

黃祖洽在講座中談到，西南聯大和清華的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不算多也不算深，但鼓勵一些優秀學生課余自學，他在這樣的環境中受益匪淺。王竹溪教授鼓勵他自學法語，教了他一些發音規則，借給他一本語法書，一個暑假後，他就能讀法語的學術原著了。

每到清華校慶，朱邦芬經常碰到胸前掛著校友紅布條的黃祖洽在校園裡溜達，或與師友二三，或獨自一人。黃祖洽很推崇曾任清華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認為他對清華物理、清華理科以至中國科學技術都有重大貢獻，常語重心長地對朱邦芬說，要多學習葉企孫先生辦老清華物理系的方法和精神。朱邦芬說，自己感覺黃祖洽和另一位“黃先生”、同出於西南聯大的物理學家黃昆有許多共同之處：為人低調，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年輕時對人要求極嚴而“文革”後寬容了許多。

朱邦芬曾問黃祖洽，為什麽1980年時選擇北師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華，黃祖洽懇切地說，清華條件比較好，而他去北師大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朱邦芬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由於各種原因，黃祖洽沒有獲得“兩彈一星”元勳獎章，許多人為他鳴不平。對於“兩彈一星”這樣的匯集體之大成的巨大科技突破項目，評出23位元勳是極其困難的，而且不可能絕對公平，只能把23人理解為這個英雄群體的代表人物。

2014年6月26日，黃祖洽住進北京301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一天夜裡他發燒神志恍惚，不停地喊著：“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護工忍不住問他：“你怎麽不跑啊？”他說：“我沒關係，我就待在這裡，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歲的黃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師大物理樓前落成。

1999年北師大科技樓落成後，黃祖洽的辦公室從北師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這裡。馮世平的辦公室就在隔壁，他記得，那時黃祖洽每天早八點來辦公室，晚六點下班，除了外出開會等活動，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辦公室門口依然掛著“黃祖洽”的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