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高考實在是歷史性的一屆！”
這是自2003年以來首次在7月舉行的全國高考。儘管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這屆考生經歷了線上教學、高考延期，以及極端氣象的“挑戰”，但如今勝利在望。迄今，全國超半數省份的高考已經結束，還有一半省份的考生即將迎來寒窗十餘年來的最大“解放”。
一個“苦”字，恐怕可以概括歷來關於考試的記錄。古人的考試條件極差，考試如同鬼門關走一遭。從古代科舉，到現代高考，經歷周期長達數十年，從來不易。即便在當下，高壓之下的精神之苦仍是考試的必由之路。
在一份民國時期清華的考卷中，一位學生在試卷下面這樣寫道：“我上定清華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沒有什麽錯誤，即使有些錯誤，你們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滿分了。”
面對考試，這樣的自信和凜然不是誰都有。老舍先生說：“考而不死是為神”，又戲謔“考試制度是一切制度裡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不過，人類文化的傳承與創造，要通過教育來實現，而教育結果的檢驗和人才的選拔，就需要考試。
在今天的文章中，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王宏超為我們梳理了科舉以來的種種考試趣聞：考場歷險記、作弊中的魔道鬥法、考官的酸甜苦辣、考試的是與非……考而不死，一定會有大學的老師們及未知的難題在前面等著打擊你。而落第者，也應該積極面對未來的路，鍛就良好心態。願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撰文 | 王宏超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我當年博士畢業後，特地和幾位同學去喝酒慶祝了一番。老舍先生說：“考而不死是為神”，讀過博士，算是經歷過了學歷教育中的所有考試。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比較中西學製時說，中國的進士“相當於我們的博士學位”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41頁）
。而《儒林外史》中的浦墨卿說：“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這麽說來，讀書至博士畢業，就真的算是“了局”了。二十幾年寒窗，而今有了“封神”的資格，怎能不讓人自豪一番：
被考死的自然無須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膽活下去吧，這已明明告訴你，你是十世童男轉生。（老舍：《考而不死是為神》，《論語》第44期，1934年7月1日）
我雖“考而不死”，但對“轉生”、“成神”倒是沒什麽感覺，而是對老舍先生另一句話心有戚戚焉：“考試制度是一切制度裡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
（老舍《考而不死是為神》）
考試儘管或有喜劇的結局，但其過程常是驚心動魄，讓人心有余悸。
1
考場歷險記
歷來關於考試的記錄，用一個字就能概括：苦。首先是讀書之苦，且不說民間所熟知的“頭懸梁，錐刺股”的“勵志”表率，古代還流行有鑿壁借光、囊螢映雪之類的故事。《晉書·車胤傳》曰：東晉車胤幼時“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以螢火蟲照明或用雪映照發光來讀書，除了說明家貧之外，亦可見讀書過程之艱苦。
北宋詩人晁衝之有詩曰：“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徹夜苦讀，煩悶無比，窮書生們在漫漫長夜讀書之餘，就編一些鬼狐故事打發苦日子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說狐》，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中國女狐、女鬼故事盛行，大概就與書生們枯寂煩悶的讀書生活有關。
其次是考試過程之苦。如今學校基礎設施較之以前好了很多，就算學校條件稍差的，考場也盡量選擇條件最好的教室，幾能比肩領導們的辦公室，考試過程總不至於太艱苦。而古人考試的條件很差，考試如同鬼門關走一遭，當場考死的真不在少數。
古代考場有多種稱呼，如貢院、試院、科場、矮屋等，還有一個名字叫棘闈。“棘闈”本是楚國一個小地名，但後來為防止科場內外串通，乃用荊棘圍護起來，後漸成為科場的別稱，棘闈也成了一個獨特的空間意象。
（張延昭著：《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關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
（《冊府元龜》貢舉部·條製二）
如北京貢院，有號房57排，9064間，每排用《千字文》一字為名。每間號房高約六尺，深四尺，寬三尺。東西牆體留有數個磚縫，中間可以放置木板，白天把木板上下、左右錯開放置，上面為桌子，下面為凳子。晚上把木板都移到下層，並在一起，作為臥榻。
西德尼·D.甘Sidney David Gamble）1919年在南京所拍攝的江南貢院，規模巨大。
考試當日，考生黎明點名，解發脫衣，進行搜檢。攜帶筆墨、臥具、蠟燭、食物等進入號房，考試、吃飯、睡覺都在此局促狹小的空間。號房條件極差，且看時人的描述：
塵封急欲尋笤帚，瓦漏還須蓋網油。
敲緊竹釘排雁翅，濃熏艾把避蜒蚰。
粉牆靠背衣裳白，腳板懸空露水稠。
夢擾不寧聽鼻息，夜深假寐數更籌。
若逢久雨泥相伴，偶遇狂風燭易流。
時暖那堪添黝悶，陰寒何處覓衾稠。
傳題靜候雞三唱，待旦還看月一鉤。
（《浙江鄉闈詩》，見清代繆艮編《夢筆生花文章遊戲》，第二編卷三，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
以往的考試不像今日這般要固定好座位，所以在考前佔據一個好位置很重要。考生為了能在號舍內找到一個好位置，在允許進場時，“突入” 棘圍，入場因需攜帶著各種生活和考試用具，可以想見，那種情形，宛如災難大片中洪水來臨前搶著擠最後一艘船一般。所以考試的恐怖劇在開考之初就進入了高潮：
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辟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唐]舒元輿：《上論貢士書》，《全唐文》卷七二七）
考場局促，士子進入後擁擠不堪，竟至會發生踩踏，傷人命的事件。1253年南宋臨安科考時，考場內“蹂踐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傷一人。”
（《湖海新聞》，轉自張延昭著：《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88頁）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8年在開封所拍攝的河南貢院號舍，當時殘存號舍10009間。
歷來考場秩序難以維持，所以官府常會派兵來維護秩序，民國時期也不例外：
會考一點不稀奇，奇的是太重視我們這般毛學生，考場中居然派有數十名帶大刀掛步槍的哥兒們助威，名叫什麽保護！
（姚團絲：《天津會考試場小景》，《時代漫畫》，第28期，1936年）
社會局長親臨參觀，據某同學雲其文思即為一聲“立正”而停止。姚團絲：《天津會考試場小景》（之一），《時代漫畫》，第28期，1936年。
鄉試多在農歷八月，故稱“秋闈”，八月氣象尚熱，中暑得病經常有之。廁所就在每排號房尾部，酷熱之中，加上臭氣熏天，對於臨近廁所的考生
（臨近廁所的號房被稱為“臭號”）
其遭遇可以想見。光緒年間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就不幸分到了“臭號”：
一號之中，分數十間，一間坐一考生，極底則為廁所。坐近廁所者，謂之“臭號”，第一場猶可，第二場則穢氣遠播，實不可耐，以考生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廁中也。余丁酉科二場，坐臭號，氣象鬱蒸，竟至發病。曳白[即白卷——引者注]而出。又有與炊爨之地相對者，臼“火號”，煙熏火炙，亦不可耐。
（《科場回憶錄》，轉自郭齊家著：《中國古代考試制度》，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56頁）
或有人會建議把廁所修建得遠一點，這實在是小瞧了作困獸鬥的考生們的聰明才智，就有人利用上廁所來作弊。吳敬梓《儒林外史》就講到一件事：
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掄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采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裡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
會試多在農歷二月，故稱“春闈”，這時氣象尚冷，貢院為防考生作弊，往往規定衣飾簡潔、攜物簡單，如須著單層鞋襪，氈毯無裡子等，身穿薄衣單鞋，坐在號房裡考試，其情形可想而知。明英宗天順七年，因氣象寒冷，巡邏計程車兵生火取暖，引發火災，號房的門是要鎖上的，所以考生無法逃脫，竟有九十餘人被燒死。窮酸書生在此寒冷之所，蜷縮數日，能撿回一條命，就算是走好運了，哪還管什麽考中考不中。
號房中的考生。
科場確乎不是什麽好的所在，條件較之今日，何啻千里之遙。考場條件差，有時候竟然還喝不到水，口渴難耐，只能喝墨水了：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
（[宋]范鎮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中華書局，1980年第8-9頁）
難怪說讀書人肚子裡都有幾滴墨水。
在學生休息處的草棚中——大似南京茶館。姚團絲：《天津會考試場小景》（之一），《時代漫畫》，第28期，1936年。
窮書生也有幸運的時候，雍正元年皇帝登基，詔開恩科，皇帝特意交待：
今年殿試，氣象已寒，諸貢士著在太和殿內兩旁對策，再傳諭總管太監，多置火爐，使殿內和暖，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皇朝通考》卷四九）
看來皇帝最懂文人，拉攏時添把火就能讓歷盡冰冷考場計程車子感激涕零。“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歷代在艱苦環境中苦讀的窮學生，多會以此作為精神的支撐和日後發達後的實際追求。相傳此詩為宋真宗所作，這種鼓勵算得上簡單粗暴，但皇帝洵非凡物，深知如何網羅人才，這種鼓勵其實最見效果。只是一些固守清高的書生對此喋喋不休：
“如此訓，則其所養成者，皆驕佚淫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者皆若人，喪無日矣，而乃以為帝王之勸學，悲夫！”
（[明]高拱撰：《本語》，見流水點校《高拱論著四種》，中華書局，1993年，第60頁）
荊棘圍護考場，終於不用擔心仇敵打將進來，影響考試，但也難保考場內沒有嫉妒的對手來干擾你：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謄真之筆，悉嚼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濫如帚；乞諸鄰，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
（[明]朱國禎撰，王根林校點：《湧幢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因為要連續考試數日，有人難耐寂寞，會攜帶一些消遣用具。有些考生竟會帶著鑼鼓入場，白天考試，晚上則鑼鼓喧天。同治年間順天鄉試時，
文場比戲場無雜亂，絲竹金革，即大鑼大鼓亦有攜帶入場者。月明之下，登屋高呼，各招其舊相識，無論東西場號舍遠近，聞聲響應，柵門盡行踏壞。各攜所帶來樂器，群分類聚，西班南班，紛然開場。多於號舍頂上作會所，唱有遠勝於優伶者。到恰好處，直有多人叫好，齊聲呼喝，屋瓦皆震。策藝雖未完卷，只得將筆墨收拾，俟明日再作。甫黎明，場門即大開，交卷者異常擁擠，甚有去至公堂尚遠，忙不及待，以卷裹磚石遙擲之者。蓋緣每鄉試，人輒逾萬，大小公館惡少多以監生下場，平日並不讀書，徒趁熱鬧而已。其真正應試者，亦混其中，好醜莫辨也。
（徐一士著，張繼紅點校：《近代筆記過眼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46頁）
哪怕是順利完成了考試，交了考卷，考生的考場歷險也難說結束。比如說，你的試卷會在你眼前莫名消失：
范春，會稽人，有文學。嘉靖己卯場中，謄真完畢，手試卷自校，得意甚，謂可取解元。忽飆風驟攫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筆墨，歎息而出。
（[明]朱國禎撰，王根林校點：《湧幢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清代考場亦有一例奇事：
辛卯正科，江南場中狀元新號，有某旗生於謄正首藝後，不知如何，將杯中之茶潑翻卷上，一時驚慌失措，遂將卷子曬諸矮屋之上，適一鷹振翅而過，攝至空中，幾如紙鳶之臨空飛舞，既而四五鷹互相爭奪，將卷撕破。
（轉自張延昭著：《人在棘闈》，第234頁）
真難以用正常邏輯來解釋了。
考試痛苦，因考而死並非天方夜譚，中國如此，西方亦然。1751年，一位叫闞伯蘭
（Richard Cumberland）
的人參加考試，事後回憶說：
考試延期那樣的好事，我是從來也輪不到的。我就像一個被選中的靶子，一直坐在桌子邊上，忍受著無休無止的問答。好容易撐到考試結束，我馬上趕回家，面如死灰，把父母給嚇壞了。之後我就得了風濕熱病，整整六個月命懸一線。
（[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著，徐震宇譯：《象牙塔的變遷：學術卡裡斯瑪與研究性大學的起源》，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28頁）
考試中要承受的最大痛苦乃是精神之苦。古代科舉，現代高考，其周期歷經十數年，讓人的精神長時間處於高度壓力之下，就此意義來說，“考而不死是為神”也是對的。鄧嗣禹先生在《中國考試制度史》中說：
考試勞碌過甚，必易於頭昏目眩；得失之念過重，必易於神經錯亂，由是夢也，狐也，鬼也，幻象也，冤家也，以致種種迷信，種種無稽之談，皆從之而起，而安身立命之說，亦從之而生。
（鄧嗣禹著：《中國考試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269頁）
明清時期扶乩流行，原因之一就是讀書人在考前扶乩問考題，有關記載史不絕書，也不斷有人聲稱問試題成功：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而所致皆仙女，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咒才畢，仙已至，乃盡誠叩之。答雲：“經義賦論，吾悉知之，然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為預言省詩題，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
（《夷堅志》(卷四十三)）
扶乩問題目就如時下許多學生會在高考前去寺廟燒香拜佛，這既是心理壓力的體現，也是對心理壓力的疏導。精神壓力越大，中第後的喜悅就越大，唐詩人孟郊《登科後》一詩寫道：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最為形象的是《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後由喜而瘋的經典描寫。與之形成反差的是，落第者的精神亦會遭受巨大的刺激。據說有八十多歲的老秀才命喪考場，也有像孔乙己這般困頓而終的。
關於讀書人應考過程之艱難、困頓和失意，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七種比喻，至為精妙：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發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
（《聊齋志異·王子安》）
入闈似丐、唱名似囚、歸號舍似秋末之冷蜂、出場似出籠之病鳥、望報似被縶之猱、失意似餌毒之蠅、重試似破卵之鳩，讀書人應試過程中的所有窘狀盡在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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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中的魔道鬥法
考試管理中，最難的是防止作弊。自從出現考試，作弊也就開始了，魔道鬥法，歷經數千年。作弊之法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而防治措施也與時更新。
《宋史·選舉志》稱“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而最為流行的是懷挾文字，即帶小抄。有人專門抄寫小抄，以此獲利，也有更為專業的，冒充考生進入考場，懷挾文字出售於人。歐陽修曾說：
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二三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二百千，雇請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隻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式，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
(《歐陽文忠公集》卷百十一)
認明商標，恕不致誤——監試人對照片。姚團絲：《天津會考試場小景》（之一），《時代漫畫》，第28期，1936年。
作弊的花樣常會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邏輯與時俱進，比如夾帶“或藏於衣帽，或藏於器具，且有藏於褻衣褌褲中者，喪心無恥，至於此極。”
（《欽定科場條例》卷三十）
所以也無怪乎會出現許多變態的搜查程序了。
古人用於作弊的襯衣。
民國時期有學生有一個絕佳的發明，把信息寫於鉛筆上，真是天才：
一生將幾何物理方程式，皆刻於所用之鉛筆上，惟留向外一面無字，監試者未及察覺，亦可謂挖空心思也。
（愷翁：《首都大學考試，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報》，1947年6月24日）
還有女生把題目抄在大腿上，讓男老師徒呼奈何：
（女學生）
暑期大考之際，其預抄之暗記，竟多寫於大腿之上。邇來男女大中學生，皆著短褲，男教授更不能檢查女生之玉腿，明知其弊，只得眼開眼閉。
（愷翁：《首都大學考試，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報》，1947年6月24日）
學校裡的考試，學生們為了搶佔便於作弊的好座位，也是費盡心思：
在大學裡，幾個有遠見的學生便在考試以前預先選擇地位隱僻的座位，以便考試之用。為避免被他人搶去起見，於是寫一個字條貼在擇定的座位上，字條上所寫的無非是某某於某日某時在此考試，他人不得擅坐等等。這種手續有的在考期前一天辦妥，有的簡直在考期前一月早已辦妥。他們選擇座位之用心，真不亞於替他們已故父母擇墳穴的風水。若那隻位子的風水實在好不過，那末便有許多同樣的字條貼在上面。只要考試的時間不衝突，那隻位子的許多佔據者之間不致發生慘劇。不過有時不講理的同學看上了那隻座位，不管已否有人佔定，乾脆貼上一張大字條，把許多已在的小字條全蓋沒了。這樣，一幕全武行便難免了。不過這還未算達到爭座位之技術的頂點，因為有的學生如果看中了那隻座位的話，如果他是絕頂聰明的，他便不客氣地把所有大小字條都扯了，而在座位上用刀刻上與字條上同樣的字句，這樣便比較穩固了。
（渾家：《論考試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風》，1935年第5期）
方泂作：《高考一瞥》，《時代漫畫》，第29期，1936年8月。
防止作弊的措施也是與時更新，如清代的考場紀律，除了一般性的規定外，還增加了不少條件：
帽用單氈，袍褂衣褲俱用單層，襪用單氈，鞋用薄底，坐具用氈片，不許攜帶厚褥，卷袋不得裝裹，硯台不得過厚，筆管鏤空，水注用瓷，蠟台用錫，單盤空柱，糕餅食物各切開……考籃或竹或柳，編成玲瓏格眼，底面如一，毋許攜帶坐褥。
（《大清會典》卷三三)
但就“糕餅食物各切開”一條，即能看出，政策的制定者是需要極具想象力的。
但有時，學生作弊的手段並不高，監考者卻不能分辨出來。有一位高度近視的老師，就把學生的夾帶看作是草稿，這位教授實在是一位堅信人本善的道德君子：
國立浙大教授潘淵博士，早歲留學英國，得英國倫敦大學心理學博士頭銜，並為英國皇家學會之會員。年逾五十，老態龍鍾。教法十分守舊，考試非默寫講義不可。一字無誤，準得一百分，錯一字，扣一分。即“之乎者也”等語助辭，亦不能例外。學生等鹹知其脾氣，且又覺其眼睛近視可欺，平日上課，聽講者寥寥，一待考試，即抄夾帶。某次考期，潘博士把命題範圍，告知學生。某生在考試時，把夾帶抄好，一上課，即置夾帶於試卷下，照樣謄寫一遍，自然一字無誤。甫謄畢，下課鈴響。某生心一急，把夾帶與卷一並交上。課後始知，連叫糟糕。適為同班之潘博士之女公子聽到。[請她]先去父室，為其取出，事成，某生請客。潘公子欣然往取，不料乃父方批閱某生試卷。女公子知已無能為力，遂怏怏退出。某生乾急不已，一夜無眠。翌日，潘博士發還試卷，莞爾語同學曰：“你們班裡某君，做事實在仔細，考心理，亦起草稿，字跡清秀，無一錯誤，故得一百分。我教書數十年，從未遇如此好學生。”某君聞言，猶將信將疑，然學期結束，某君心理學成績，果然最好。作弊遇如此，可稱奇矣。
（柳郎：《作弊遇奇》，《東南風》，1946年，第13期）
為防止考生舞弊，考前的檢查歷來都非常嚴苛。除了一般性的搜查隨身攜帶物品、搜身之外，有時還會搜頭髮、裸體搜身，甚或挖耳朵、挖鼻孔來搜檢。許多士人對這些有傷自尊的侮辱性做法大為不滿，但抗議也常無濟於事。
作弊多是因為平時不努力，無奈之下去冒風險。有段文字把考場上的學生寫得活靈活現：
小陳的白紙，仍然是那樣的潔白，雖然有幾個蚯蚓的小字，可是那是從黑板上抄下來的。這時他的臉上，滿布了一些愁容，先生又要收卷子了！正在大家紛亂之際，他把眼睛直直地射在鄰座的同學的卷紙上，很興奮地看了一眼。咳！誰知道運氣不幸得很，又遇見同難的朋友，原來也是一樣的白紙！於是他又轉秋波改換方向，看見人家幾行小字，自己又喜又驚地抄了幾句。嘿！時光流水，無情的上課鍾又敲著……先生再不能等了，於是叫著：“交卷！交卷！快交上來吧！”隔未一分鐘，先生一溜煙地離開了教室。這位孤獨的人兒，把兩手放在臉下……
儘管現在做了老師，經常扮演“神氣的”監考官，但看到這段文字，還是直冒冷汗。對了，這篇文章名為《試堂——平日不用功，考時叫老兄，老兄……》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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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冒險失敗，一時衝動而自殺的：
我們有一位同學，他真是一個老實的人，平時沉默寡言，讀書也用功，只是家境不太好，營養不良，身體也壞，常常生病，常常脫課，又神經衰弱，記憶力不強，所以功課不大好。他父親又迫得他很凶，若有一門不及格，就要不準他繼續入學。在這樣的功課與家庭一方面的交迫下，他鋌而走險，在考試的時候作弊（偷看書）。不巧，正給監考先生查到，一頓大菜，一張布告，他就被學校開除了學籍。回到家裡，他怕他父親的責罵，在他父親知道這消息之前，就吞了一瓶來沙而——就此永別了這冷酷的世界。
（《揩油與作弊》，《海沫》，1941年第2卷第7-8期）
考試作弊而釀成悲劇的事例不少：
學生江某日前考試英文，私看夾帶，為教員察出。江生自覺無顏見人，次日投江身死。遺書同學，略謂仆素以忠直自負，今一念之差乃至於是，不如一死以明此身雲。嗚呼苦矣。
（《南京學生自殺：考試作弊遂輕生》，《時報》，1912年12月27日）
華君武作：《學校生活》（之一），《時代漫畫》，第23期，1935年11月。
對於學生考場作弊，也並非所有人都持完全批評的態度，至少有些人由作弊去反思作弊背後的原因。民國時有一群剛成為老師的青年人，懷著“同情之理解”，分析了學生作弊的七大原因：
1、要多得分數——學生要憑分數拿文憑，定升級或留級，教師們也多由於傳統的觀念，以為分數多的是好學生，因之，同學不惜用種種的方法，來贏得分數；
2、規定課本的關係——這是整個的中國教育制度的缺點，因為本國教材的缺少，所以多用舶來品，不論它是否對同學們適合，他們是否了解。所以在明瞭內容之前，還得精通外國語文。於是使得一些根基稍差的，或平時喜歡動的同學很難完全接受。考書的時候就要來個“翻版”或“騰清”；
3、教師們態度的關係——教師態度太嚴肅了，同學只知道恐懼而不敢去接近，於是師生沒有感情上的聯繫，學生也不敢發問題，永久的馬虎過去，最基本的不能明瞭，再到深奧些的自然更無法應付了！自己也許不願意作弊，可是也不得不作弊來衍敷過去；
4、家庭環境關係使同學無複習的時候；
5、題目太難，使他們缺乏自信心，以致要看別人的，或書翻來對照；
6、平時喜歡玩的同學——“平時不讀書，考試叫老兄；老兄並不理，氣的乾咬筆。”
7、自己不知作弊的害處。
（《關於考試作弊問題》，《聯聲》，1939年第2卷第3期）
基於這種同情，有很多人發起了“考試作弊是不是不道德”這類的討論：
我以為考試作弊不僅不是個道德的問題，簡直可以說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個嚴重的教育制度的問題，是個從皇帝以下的秀才、狀元直到現在這種會考、抽考、畢業考、入學考、大考、小考……的考試辦法的問題。
（靜珍：《考試作弊是不是不道德的？》，《聯聲》，1940年第2卷第10期）
考試作弊，自不必為其辯護，但由此而反思考試的方法和制度，也確乎是必要的。
相比於考場作弊和請人抬高分數等舞弊方式，最令人痛恨的是頂替。前者對別人的傷害相對較小，但後者直接就偷走了他人的人生。頂替的方法，除了像某省直接頂替別人名額外，還有就是替換別人的試卷：
（某個學生）同學們正在用勁地做考卷時，他卻異想天開地希圖另辟蹊徑：他態度自若，不動聲色地觀察四周，看看有無新奇的作弊方法可施。結果，他發現有一位女同學坐在他的隔壁。她姓陳，他亦姓陳。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只是靜靜地等，等她做完考卷，預備繳上去時，便偷偷地請求她慢點兒繳，暫且借給他一看。女同學是最重面子的，在盛意難卻的形勢之下，只得把考卷借了給他。他可不客氣了，悄悄的用橡皮把她的考卷上的陳某某的某某二字揩去，而把他自己的大名寫了上去，轉瞬間已將她的卷子視為己有地繳給了監考先生！
（渾家：《論考試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風》，1935年第5期）
我不知道這位姓陳的女生是否叫陳春秀，只知道她們的人生自此就完全被偷走了。
近來北方某省出現數百起高考頂替事件，農寒子弟，以考試作為唯一的希望，社會流動之“階梯”，此事令人不由哀歎，較之古代對科場案的處置，今日的“處理”幾乎不痛不癢。
作弊之人多數時候是得不到懲罰，反而是處處受益的，在一篇署名八牛公所寫的《新樂府·考試作弊》中，把這種情形描述得很透徹：
考績肇三代，此法本至公。何意降末世，人心漸不忠。
都市紈絝子，偷惰術偏工。並座呼派司，袖裡藏考貝。
屈指打電報，鬼臉學哈代。教師怕多事，逡巡裝聾瞆。
揭榜列優等，洋洋誇狡獪。問彼果何學，局促瞠目對。
數年告畢業，混沌入社會。展其狡獪心，居然亦顯貴。
可憐苦學生，沒沒氣灰頹。歎息重歎息，幽憤深如海。
（八牛公：《新樂府：考試作弊》，《工商生活》，1941年第4期）
3
考官的酸甜苦辣
考試中另一個主角是老師和考官。在科考時，考官地位顯赫，倍享尊榮，他們出場時，場面煊赫浩大，沿途萬頭攢動，觀者如堵。考官往往乘坐四面敞開的八抬“顯轎”，此轎上有“大椅一張，蒙以虎皮，前有踏板，上置兩木獅以托足，八人舁之，其抬杠皆以彩綢包裹。後面一人持日罩罩頭上。”
（華學瀾撰：《辛醜日記》，王力點校：《貴州古近代名人日記叢刊》（第三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
極盡奢華和排場。
但細心的看官也會發現，在豪奢的顯轎背後，還有一物：
最妙為轎後隨抬盒一具，載腰斬所用之鍘，亦即清廷對主考犯科場大罪之刑具。此種刑具，閩省科場案，曾一用之。主試者被腰斬為兩截，心未死，伏地以舌書三大“慘”字而斃。
（劉成禹著，蔣弘點校：《世載堂雜憶》，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考官出題，雖有掌握眾人前途的虛榮感，但也要承擔很大風險，若題目出的有問題，挨板子、受罰自然也就免不了了。出題要兼顧的方面很多，如要傳達聖訓，但又不能過分迎合拍馬，讓考生們形成揣摩上意的習氣：
考官出題，擇四書五經內義旨精深及詩題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諱，將頌揚語句並熟習常擬之題，致啟揣摩宿構之弊。
（《欽定科場條例》卷十六）
考官之苦還在於考試之後評閱試卷。大量考卷需要在一定時間內批改完畢，而且要做到“公平公正”，這談何容易。南宋張擴《讀試卷有感》曰：
巧語互一律，紛然如銛鋒。揮筆餘萬言，積案成千重。
誰令繆悠子，持衡居其中。兩目病且昏，不辨牛馬蹤。
而使視試文，豈能分雌雄。往時心力強，眼明耳猶聰。
本欲藉科舉，脫此文字攻。一朝反自縛，身隨蠹書蟲。
負郭有田園，猶存荒菊叢。頻年粳稻熟，酒賤尊不空。
胡不駕柴車，遠揖陶令風。作詩請伯氏，林下相追從。
黃嘉音作：《試場鳥瞰》，《時代漫畫》，第1期，1934年1月。
本想通過科考，讓自己擺脫應試文字的纏繞，誰料成為考官後，文字竟帶來了更大的折磨。如此情況下，也實在難以做到完全的公正。柳宗元談到閱讀試卷時的體會：
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以，考場之中，考生考得苦，考官也好不到哪裡去。任務重、壓力大、條件差，有的考官竟至活活累死在考場。明嘉靖時期翰林學士張潮做主考官，“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輿屍出。”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二）
實在是慘。
考試制度一直在不斷的演變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漸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幾乎全民動員，提供便利，學校還會找來心理師調適學生心理，就連一向嚴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裝作與學生打成一片，這都是為了讓學生有良好的心理狀態。以往的歷史中，學生就不這麽幸運了，他們常遭遇以嚇唬、折磨學生為樂的考官。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在《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中就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認恐嚇、羞辱應試者給他們帶來的樂趣，這樣做無非是以犧牲應試者的利益為代價來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這裡，人性當中的專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來。
（[德]弗裡德裡希·包爾生著，張弛等譯：《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5頁）
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學家曾對考官有這樣的要求：
考試應當難度適中、仁慈、溫和。考官不應該使候選人產生不安和恐懼心理。試題既不能死纏細枝末節，也不可大而無當。考試中應竭力避免引起憤怒、仇恨、憎惡、嫉妒、嚴厲以及其他類似的情緒。考試的時間和地點倒是無關緊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習慣即可。
並特別強調：“候選人不應該在半夜被叫醒起來參加考試”。
（《象牙塔的變遷》，第113-114頁）
當然，並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變態，為學生著想者也不在少數。錢穆先生批試卷，批改完畢，“忽學生來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須退學。”此前錢先生不知此規定，為了不讓學生不及格，“遂至辦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數。主其事者告余，學校無此前例。”經過複雜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無退學者。”
（錢穆著：《師友雜憶》，三聯書店，2005年，第149頁）
也有考生在考試中以示弱來換取老師的同情。民國時期在清華的入學考試中：
有女生在英文試卷後面寫了一封懇切的信：說“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憐我是一位弱女子，你們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條路。”上欸是“親愛的教授們”，吳雨僧第一個發現“親愛”兩字，對該生表無限同情，他說：“假使我是校長，我一定取她”，但是因為不是校長，要想當“親愛的教授”，也愛莫能助，只好給她一雙蛋以作慰勞雲雲。
（《考卷的奇妙答案》，《清華暑期周刊》，第五期。）
泡爾生說：“應試者的無助也會起到保護他本人的作用”
（《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第355頁）
這樣的表達果然引起了吳宓先生的同情，但窮酸教授其實並不比窮酸學生更有能耐，實在是也幫不上什麽忙。
有一份1639年維滕堡大學藝文和哲學系碩士生入學面試考場記錄，該候選人在筆試中竟沒有提交筆試試卷，大概是該校求賢若渴
（也或是根本也沒什麽學生來考試，因為該生並沒有展示出什麽突出的才華）
，就安排了對他進行口試。教授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但“這位候選人對大多數提問都報以空洞的學院技巧：沉默是金。身為這間屋子裡地位最卑微的人，候選人以說話最少充分實現了考試的儀式性與等級性。最後，面對這位候選人的沉默與無知，前兩位教授只好循循善誘，甚至乾脆暗示答案。”
（《象牙塔的變遷》，第116頁）
結果並不出乎意料，該生表現“非常糟糕”，但最終的結果令人匪夷所思，考官竟然還是決定給他及格，理由之一是“考官們一致希望他在今後的學習中更加勤勉。”可憐天下老師心！
也有老師因為考試而倒霉的。何兆武先生提到，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一次數學考試中：
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數學系主任楊武之先生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裡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楊武之，把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後來楊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還辭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請了一年病假。
（何兆武口述，文靖譯：《上學記》（增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110頁。）
監試者多是公務員，服裝在兩個極端，各極其態。姚團絲：《天津會考試場小景》（之一），《時代漫畫》，第28期，1936年。
老師和考官難做，還因為經常有學生給老師出難題。民國時期清華大學考試時：
某本英文試卷上面，是清一色的法文信一封，上面寫得明明白白說自己不大會英文，但法文很那個，希望考入後有一補習的機會。
（《考卷的奇妙答案》）
有考生在試卷上向考官逗樂子，清華某考生在算學試卷後面仿流行歌曲“桃花江”作曲一首，詞曰：
我聽見人家說，
清華今年考生多，
女生四五百，
不及男生多。
妙處不止此，在這後面緊跟著的是恭恭正正的楷書：
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嘍，我算不出來啦！
（《考卷的奇妙答案》）
我實在好奇，不知道這位學生後來的成績如何。
4
考試的是與非
人類文化的傳承與創造，要通過教育來實現，而教育結果的檢驗和人才的選拔，就需要考試。中國人喜歡溯源，更喜歡把源頭追溯到中國，考試制度大概確實是中國為最早，西方的筆試制度的完善差不多要到十八世紀之後。
（《象牙塔的變遷》，第156頁）
有人說，西方的考試制度，或受中國的影響，孫中山就曾說：“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
（《五權憲法》）
1868年5月波士頓市在招待中國大使館外交官時，愛麥生
（Emerson）
談到要借鑒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
（《中國考試制度史》，第327頁）
在這種似褒實貶的說法中，著實也體現了中國科舉的獨特性。啟蒙時期的歐洲思想家，多以人文、民主之特徵讚譽中國，他們提到的主要例子之一就是科舉。
中國的科舉源自隋朝，最初是為了抑製門閥貴族的力量，讓平民子弟能有平等競爭的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何炳棣先生有一本書研究科舉所造成的社會流動，書名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中譯本為《明清社會史論》，徐泓譯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年）
科舉確實可算是寒門弟子的“成功階梯”。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鄧嗣禹先生在《中國考試制度史》高職門提到了科舉對於社會風氣的影響，科舉讓整個社會都充滿了爭先向上的風氣：
貧苦子弟，類皆廉謹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紈絝公子，亦知苦讀，以獲科第，否則雖富不榮。儻肄業之時，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孫山，則不拘富貧，皆垂首喪氣，無面見人。非若現今學校，畢業與否，不甚緊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時代，無分冬夏，幾於書聲遍野，夜靜三更，鑽研製義。是皆科舉鼓勵之功。
而科舉停廢之後，社會學習風氣大變：
自罷科舉後，中大學畢業,無瞰飯之所：於是紈絝子弟，終日逸遊；貧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義務學校，免費供膳，猶辭不人。強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若科舉時代能使人力爭向上也。（《中國考試制度史》，第267頁）
但考試制度也有許多弊端，最讓人詬病的地方是讓學生過於專注於考試的技能，而非知識本身。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說：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務是什麽？”
——把人弄成機器。
——“其方法是什麽？”
——他得學習讓自己感到無聊。
（[德]尼采著，衛茂平譯：《偶像的黃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3頁）
學業的“成功”，似乎是首先要變成“機器”，即“考試的機器”。考試後果是“以犧牲優秀人才為代價來促進一般和中間水準的人的發展，造成了獨立判斷的缺失，誇大了純粹機械知識的價值。”
（《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第348頁）
1740年左右德國耶拿大學的博士答辯過程及其後慶祝的場景。
在一幅體現1740年左右德國耶拿大學的博士答辯過程及其後慶祝場景的圖片上，一位博士候選人正在結束教授們的質詢：“閣下也是一名沃爾夫主義者嗎？”
（Ist der Herr auch ein Wolffianer?）
當時沃爾夫被朗格
（Joachim Lange）
和敬虔派
（Pietist）
陷害，被判為異端。這位博士候選人義正辭嚴地作答：“打倒沃爾夫！朗格萬歲！”
（Pereat Wolff Vivat Lange）
。但後面在答辯後的慶祝時，他口中的話變作：“沃爾夫萬歲！打倒朗格！”
（Vicat Wolff Pereat Lange）
（《象牙塔的變遷》，第108-111頁）
他們抽著煙、喝著酒，在他們身上，真正的知識和考試的技巧分離了。
考試制度大概是所有不好的制度中較好的那種，所以既難以一下子取而代之以其他辦法，也不能過分強調考試的結果。考試結果被簡單設定為“成功”與“失敗”，相應的也會有積極和消極的情緒。俾斯麥曾說過一句頗有些道理的話：
考試將成為我們的禍根。大部分通過考試的人非常疲憊因而不能進行任何創新，對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事情都采取消極的態度。最為糟糕的是，他們因為順利通過了這些考試而過高評價自己的能力。
（《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第349-350頁）
考而不死亦非神。考而不死，一定會有大學的老師們及未知的難題在前面等著打擊你。而落第者，也應該積極面對未來的路，鍛就良好心態。且看另一份民國時期清華的考卷，有一位學生在試卷下面這樣寫道：
我上定清華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沒有什麽錯誤，即使有些錯誤，你們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滿分了。
（《考卷的奇妙答案》）
我要是有做考官的機會，就直接把這位學生錄取了。
（作者附記：本文第一稿作於2019年6月8日，刊發於《探索與爭鳴》公共號，本文以之為基礎上做了較大的擴充和修改。）
撰文丨王宏超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趙琳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