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於賡哲：隋唐交替對於中國歷史來說意味著什麽？

隋唐交替對於中國歷史來說意味著什麽？隋煬帝又如何將一個原本強盛的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搞到完全崩潰？

近日，陝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於賡哲攜新作《唐開國》做客七修書院新書分享會，以“隋唐交替的歷史啟示”為題，對這一段隋唐交替的歷史進行了分享。

《唐開國》，於賡哲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於賡哲說，去年是唐朝建國1400周年，《唐開國》這本書實際上是去年百家講壇大唐開國系列講座的配套讀物，但內容比講座要豐富的多。該書從貞觀九年唐高祖李淵臨去世前倒述開來，講述了隋朝末年國家動蕩、各股割據勢力蜂擁而起逐鹿中原的故事。講述的核心，正是大唐王朝的締造者李淵。但在李淵之前，隋煬帝雖被關隴集團視為叛徒，客觀上卻為中國的歷史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

於賡哲注意到，中國歷史一直處在一種螺旋式的上升的變化之中，隋煬帝導致的隋朝滅亡，帶給唐朝的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教訓，但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政治遺產。比如科舉製的誕生、大運河的興建、推動中國政治中心向東方的轉移，以及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等。但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舉措無一不具有其合理性，但卻最終導致了隋朝的滅亡。顯然，在二世而亡的隋朝之後，盛世唐朝的出現，絕非偶然。

於賡哲與讀者就隋唐交替的歷史進行了現場分享。

中國歷史屬於“螺旋式的上升”

黑格爾曾在《法哲學原理》中寫到：“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於賡哲說，這番話會讓中國人感到不舒服，但並非毫無道理。其原因，正是因為中國文化有個既可以說是優點，也可以說是缺點的特點——中國文化很少跟過去做斷崖式的決裂，這跟基督教時代拋棄掉原來的古羅馬文化，文藝複興時代又重新否定中世紀的一套制度，後來又誕生出工業革命以及現代民主的西方的歷史不一樣。

“我們往往是循序漸進的，所以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歷史現象，中國朝代總是在不斷地覆滅，誕生一個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又馬上走上老王朝的道路再覆滅。”於賡哲認為，黑格爾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論斷，論據正來源於此。但中國歷史並非如此，雖然不是斷崖式的巨變，但是有循序漸進的變化。於賡哲將之稱為“螺旋式的上升”，“從平面上看似乎在原地打轉，但是從正面來看是有上升的”。

理所當然地，《唐開國》講述的是大唐開國的故事，但於賡哲這次分享談論的重點卻是隋煬帝，因為“一切的變化和災難都來自於隋煬帝這個人”。於賡哲提到歷史上講隋煬帝相貌堂堂，除了個人才乾以外擁有一切優良的資源。

“元代的馬端臨說過‘國計之富莫如隋’，他父親留給他雄厚的家底，他也采取了一系列合理的措施，比如科舉製的誕生、大運河的興建、推動中國政治中心向東方的轉移，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這些舉措單獨拿出來看都具有合理性，但合到一起帶來的卻是災難性的結果。”滿手好牌卻打輸了，於賡哲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教訓。

隋煬帝楊廣（569年-618年4月11日），隋朝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為隋文帝楊堅與文獻皇后獨孤伽羅嫡次子。

“隋唐交替，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關隴集團內部的權力交接。”於賡哲注意到，隋煬帝被視為是關隴集團的階級叛徒，李淵為代表的關隴集團對隋煬帝進行了大反擊，但在李淵、李世民上台之後，唐朝繼承了隋煬帝的很多政策。這件事恰恰證明，隋煬帝的很多舉措具有其合理性。

於賡哲認為，從歷史上看，只有秦始皇可以與隋煬帝相提並論，不僅這兩個朝代都是舊制度的破壞者和新制度的建立者，而且兩代都是二世而亡，沒有經歷過一般王朝的衰退階段，在國力達到巔峰以後就迅速完結，“這不是衰退式的敗亡，而是崩潰式的敗亡。”

還有一點相似之處，就是這兩個朝代之後，都出現了一個公認的盛世，秦以後是漢，隋以後是唐，“秦和隋後面出現漢和唐不是偶然的，漢朝是理智版的秦朝，唐朝是溫和版的隋朝。”

科舉製打破了身份等級的限制

從隋文帝到隋煬帝實行的科舉製，被於賡哲認為是最為偉大的政策之一，“科舉製非常偉大，打破了身份等級的限制，給了社會各階層以平等競爭的希望。換句話來說，它防止了社會階級的固化。”於賡哲提到，隋朝以前中國的選官制度，比如漢朝是查舉製，而科舉製打破了階級固化，從法律上給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機會，“任何人只要學識夠都可以當國家的官員，實現人生的逆轉。所以，科舉製後來有一句話叫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給了社會各階級以期待。”從這一點來講，隋煬帝是一位戰略前瞻性極強的人。

隋煬帝當時還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於賡哲認為，這個認知是非常超越時代的。因為，“從三皇五帝的時代開始，中國一直是北方經濟領先於南方經濟。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北方經濟領先於南方經濟超過四千年，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才得以真正的開發。到了隋煬帝的時候，趨勢還不那麽明顯；到了南宋，才算徹底完成了經濟重心的南移。”

但隋煬帝早幾百年就意識到了這種變化，修建大運河，溝通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這讓於賡哲歎服於隋煬帝的預見性。“怎麽溝通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他想到了一個最好的技術路線就是大運河，因為古代只有水運最經濟。”

關隴集團不再適合隋煬帝的統治基礎，這是隋煬帝預見到的第二個問題。府兵製是關隴集團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之一，而如此多的府兵，由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八大柱國加十二個大將軍進行管理。於賡哲說，這意味著這二十個家族掌握了整個中國政治經濟的權力，並且從中誕生了三代王朝——北周、隋和唐。

在這些家族之中，獨孤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被網絡上稱為“天下第一老丈人”。因為他一共七個女兒，出過三位皇后，而且還是三個不同王朝的皇后，成為了“隋唐兩代總嶽父”。於賡哲說，如此高的命中率，其實並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必然。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這些小集團通過親緣關係、血緣關係和政治聯盟等手段，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集團。

“隋煬帝曾經得益於這樣一種出身，他家就是一個關隴集團出身的受益者，可隋煬帝最後變成了這個階級的背叛者。”於賡哲認為，隋煬帝的父親楊堅就是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關隴集團有個特點是高度集權……這些中央集權的措施最後帶來的結果是，只要有一個人控制住宮廷，馬上就會控制全國，地方上無力反抗，這就是隋文帝奪權的重要原因。”

隋煬帝之所以會成為本階級的叛徒，正是因為他意識到了，只有關和隴兩地的人來統治全國並不合適，擴大統治基礎是必然的選擇，也是皇權固有的規律使然。

大運河是隋煬帝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

於賡哲以世子曹丕宴請群臣的故事（即君父先後論）為引，講述了中國皇權演變的特點。他認為，中國的皇權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從隋煬帝開始就在不斷擺脫貴族的掣肘，直到明清時期，君主專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對比中西方歷史就可以發現，在西方歷史上，君權從來沒有做到過一家獨大，“西方的民主政治，容易出現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和妥協，他們習慣於這樣的思維模式，不是你死我活的非黑即白的鬥爭，而是妥協、博弈。”

於賡哲說，在西方歷史上，君權從來都做不到一家獨大，因為教會和封建貴族會對君權產生重大的製衡和掣肘作用。但中國歷史上不存在教會對君權的牽製，“從殷商時代開始，中國已經完成了國家君主與國家宗教大祭司身份的合二為一，祭天儀式為什麽皇帝要親自主持？祭天就是要向國家彰顯’我是國家的大祭司’。”

但於賡哲也注意到，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對君權產生過掣肘的也是貴族。歷史上出現過兩次貴族政治的高峰，一次是先秦夏商周，但秦始皇破壞了這種貴族政治，因此誕生了劉邦這位平民君主，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在東漢時期，中國迎來了貴族政治的第二輪高峰，“東晉建立的時候，貴族與皇帝共天下，王與馬，共天下。”

於賡哲指出，隋煬帝的個性剛愎自用，討厭有貴族勢力對自己掣肘，因此擺脫關隴集團對自己的影響，是一定要走的道路。從這一點上講，隋煬帝成為本階級的叛徒，不是偶然。

楊廣希望破壞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那麽，他破壞關隴集團的舉措有哪些？

於賡哲提到了幾點，比如大量引入山東和江南人士入閣，衝淡關隴集團色彩；進行爵位和勳官改革；興建洛陽城等。“推行科舉製，對貴族政治來說，當然是一個破壞，因為科舉製意味著所有人都有當官的可能，官僚和貴族不一樣。”

於賡哲認為，爵位和勳官是關隴集團保證子孫後代永享榮華富貴的最主要途徑，但隋煬帝把爵位簡化，九等爵變成三等爵，勳官變得名存實亡，很多政治和經濟權益都被剝奪，關隴集團必然會對此進行反擊。

興建洛陽城，依然與擺脫關隴集團的關係密切相關，“因為關隴集團大勢力在長安，要改革舊勢力對自己的束縛，就要擺脫大本營。”於賡哲說：“歷史上很多改革都伴隨著遷都，遷都也是削弱關隴集團的一個重要步驟。”

同樣具有戰略前瞻性的，還有興建大運河。從技術角度上，它解決了南糧北運的重大問題。修建運河的理念，被後續朝代很好地繼承下來。於賡哲提到，雖然元代定都也是北京，洛陽已經不再重要，但元朝修建了新的運河——京杭大運河，雖然路線不一樣，但運河的理念一直保存下來。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

(Lord McCartney)

在訪華之後歸國的報告中指出，大運河是清王朝經濟的動脈。於賡哲讚同了這一觀點，“沒有運河就沒有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隋朝以後都在沿用運河絕不是偶然的，這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歲壽辰。英國首赴中國使團，奉旨來避暑山莊覲見朝賀。當時的英國使節正是馬戛爾尼。

既然隋煬帝提出的每個政策都很具有合理性，那麽為什麽會導致隋朝的滅亡呢？於賡哲認為，正是因為這些舉措都過於激進，合在一起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明白戰略設計要想成功實行，還有一個執行的問題，而執行是需要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在哪裡沒有考慮好。不顧惜民力，最終造成了民怨沸騰，帶來的後果是生靈塗炭。”於賡哲認為，合理適度地有效執行，遠比偉大的設計更為重要，但顯然隋煬帝和秦始皇都沒能考慮清楚這個問題。

於賡哲以隋煬帝勞師遠征高麗為例，認為隋煬帝糟糕的執行能力，最終導致了失敗。在李唐王朝建立以後，大運河、科舉製等隋朝的政策和制度延續下來，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也得以延續，就連被認為是導致隋煬帝直接亡國的“三伐高句麗”，也被唐朝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自己又走上了伐高句麗的道路。”

於賡哲不認同黑格爾說中國沒有歷史，他認為這種歷史是存在的，只是“這種歷史變化是循序漸進的，而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在這個過程中，甚至有時候還伴隨著倒退，但依然不能否認這其中的進步。”

記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蕭軼

校對丨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