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朱民
序
2016年仲夏，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期滿，婉拒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數次挽留，謝絕了眾多金融機構和學術機構發出的邀請，我又一次打點行李登上了回國的班機，落地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 回到我一直熱愛和迷戀的學術生活，喝茶、教書、做研究、帶學生，回顧歷史、細究當下、探討未來，忙得不亦樂乎。
回到北京，之前交識的世界各國的朋友來訪時總也相邀會晤。幾番喝茶之餘，我突然想到我為什麽不請這些國際大師到清華大學給學生和教師們講講他們看到的世界和他們的人生經歷呢？清華的學生歷來歡迎世界的視角，未來的展望，我則退居其後作為主持。想法輔一成聲，就得到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和國家金融研究院的支持以及清華學子的歡迎。
我在國際國幣基金組織工作時已經深切感受到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觀察到傳統金融市場的裂變。回國後更體會到全球地緣政治的惡化，感受到科技創新的顛覆。 而特別令我震動和敬畏的是變化的速度，未來正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撲面而來，衝擊全球和全人類的生活、工作、文化和思維。世界正在悄然變化，未來已經到來。我請演講嘉賓著眼未來，並把講座命名為《未來已來》。
未來已來，終有風起青萍。
我們的第一講從未來世界大格局開始， 請了彼得·毛雷爾（Peter Maurer）。 他現任世界紅十字會主席，他為人和藹做事堅定，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也是世界經濟論壇的董事，每次在董事會期間，我都能感受到他對世界面臨的衝突和人類面臨的災難的深切關切。我們的講座就假他訪問北京開始，我請他講未來的衝突格局，他的講座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悲憫之心，我們都非常感動。
開章明義，他提出未來在衝突方面有五個關鍵趨勢：第一，衝突的時間越來越長，並更多地發生在城市中。人們的需求因此也在轉變：除了藥、水、食物等，人們還需要手機、電力、互聯互通等。第二，對國際法律與原則的不尊重愈發普遍。平民成了攻擊的主要對象，政治交易日益肆虐，人道主義要求的平等和尊重正在消失。第三，社會短期的衝突愈發受到長期結構發展問題的影響。貧窮是社會問題的根源，一旦暴力和衝突匯集到了一起，社會就會瀕臨崩潰。第四，全球、地區和地方層面的權力動態日益緊密。孤立性的衝突越來越少，每一個地方衝突都與地區甚至全球衝突有關。第五，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帶來嶄新的人道主義挑戰和解決方案。一切都在日益虛擬化。 這一切都在加速發生，面對未來，他發自肺腑地呼籲人類要對回到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準，反思我們過去，形成新形式的多邊主義夥伴關係。 不幸的是，今天，彼得·毛雷爾講到的都在我們眼前發生，我相信也將繼續演化，直到世界能恪守國際人道主義的基準。
我認識道格拉斯·彼得森（Douglas Peterson）多年，他是標普評級集團的全球董事長，為人親和，專業細致，講話嚴謹。標普長期以來評估全球、區域、國家、產業以及公司的風險，因此，他對風險和風險的變動有著深刻的理解，我請他講全球風險結構的格局變化，他全方位地給我們解析了全球金融風險的結構性變化，觀察非常深刻。
他敏銳地指出認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他們觀察的全球重要風險因子：利率、債務、地緣政治、科技創新以及氣候變化等風險因子都已經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並將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利率是金融市場最為重要的變量， 但零利率使得利率因子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流動性泛濫，各國紛紛采取量化寬鬆的政策，央行資產負債表不斷擴張，多國的名義利率下降至低位，很多地區甚至出現了零利率。央行總要收回流動性的，全球總要進入加息周期，利率的回升將對市場造成極大的壓力。債務因子也發生了變化， 長期政府債務不斷增高，許多國家的政府債務水準過高，與GDP比值已經超過了100%，利率如果上升會觸發債務危機並引發社會動蕩。地緣政治的因子也在變化，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逐漸在全球多個國家地區抬頭，並對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產生了直接影響。未來民粹主義會進一步影響地緣政治。技術變革的因子也進入技術創新大大加快的衝擊期，新技術隨時可能顛覆現有商業模式，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產生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氣候因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長期風險。全球所有國和公民都應該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和環境變化，並將ESG因子納入考慮問題的範圍，以便於更好地應對全球風險。道格拉斯·彼得森講座那一天，來了不少專業人士，大家聽的用心，我記得會場特別安靜，講者細細刨析，聽眾認真嚴肅。他當初提出的全球風險的結構變化是如此深刻，今天全球的金融市場正在受到這些結構變化的衝擊和影響，並延展到未來。
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我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事時間不長，但在她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她已經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的系的新星，我多次參加她的學術報告，也多次和她同台發言辯論。我假她訪問北京之際，請她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做一個展望。這一次，經濟學界的很多專業人士也從北京城裡趕到了清華。
秉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視野，吉塔·戈皮納特給聽眾展示了一幅全景式的全球經濟金融展望。首先指出由於政策高度不確定，全球經濟增長整體偏於下行。全球貿易普遍不振，全球範圍內製造業、商品貿易、工業活動均呈疲弱態勢；只有服務業和消費者情緒相對穩定。發達國家通脹率保持低位，經濟增長緩慢、動能不足。名義工資的上漲並未導致物價上升，消費者物價指數仍然很低。經濟增長乏力，通脹疲軟且低於央行通脹目標。這種環境下多國央行均通過降息放鬆貨幣政策，各主要央行均下調了利率，全球金融條件變得更寬鬆。發達國家貨幣寬鬆下，大量資本將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新興市場資本流動對全球金融周期非常敏感，尤其是外國投資者敞口更大的國家。全球金融周期波動會導致資本流入和流出波動。
她同時指出，川普政府發起貿易戰的理論基礎薄弱。美國進口商在中美貿易摩擦中承擔了最大比例的損失（高達80-90%），而且加稅無助於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當前全球貿易現在呈現兩個主要態勢：一是貿易總量在減少——不僅中美之間貿易量在減少，全球商品貿易年均增速也在下滑；二是製造業貿易和服務業貿易出現了分化——製造業下滑迅猛，但服務業維持了此前的上升勢頭。匯率對貿易的影響，相對關稅的影響要小得多，在全球價值鏈深化的情況下，匯率貶值會促進出口的假設已經不能成立。因此，動用貨幣武器來應對貿易摩擦絕非明智的政策之選。一年過去了，吉塔·戈皮納特擔憂的經濟疲軟和貨幣寬鬆的格局還在繼續惡化。
中美關係是影響未來世界大格局的最為重要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勞倫斯·亨利·薩默斯（Larry Summers）是討論這個題目的不二人選。他曾是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奧巴馬政府的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也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他多年在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 曾是哈佛大學最年輕的經濟學正教授，他學術功底深厚，經濟、金融和政治融會貫通，觀察細微，觀點犀利。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他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我們就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模式問題有過多次探討，以後我們經常在多種場合見面，也相互參加對方的活動。假他參加中國發展論壇之際，我也請他來清華演講，講講中美關係的未來。他的演講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禮堂早早的就被擠得滿滿。
勞倫斯·亨利·薩默斯首先指出中美兩國的政策選擇不僅關係兩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也將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和平與安全。我作為中國的朋友，祝賀並欽佩中國過去40年取得的巨大進步，希望中美兩國能共同找到明智的解決爭端的方式，為未來幾十年的繁榮和人類福祉做出貢獻。他指出，基於中美雙方經濟實力的對比變化，必然會引起雙邊關係的動蕩和波動，今天，中美經貿關係出現了一些摩擦，這很正常。要意識到歷史上的這種必然性，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將會給國際秩序方面帶來非常深刻的變化，美國和中國也必須要意識到在整個國際秩序當中會有這種深刻的變革。他提出：“中美都是彼此的客戶，同時也是彼此的競爭者”，為了能以雙方都接受的有效方式來管理這種變革，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共存辦法。
展望未來，他指出雙方有競爭的領域， 也有合作的領域。在競爭的領域要明確規則，增加透明度，公平和開放。在國際事物方面，世界需要中美雙方合作，也有合作的空間。例如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和健康、貿易、網絡空間安全等。雙方的合作也需要構建新的基礎。他特別強調，中美雙方各有不同的利益述求，為了避免破壞性影響，需要加大溝通和交流。他的發言非常到點，坦誠尖銳，對中美關係的變化觀察入微，他看到了摩擦，也是最早從正面提出積極建議的。他演講的結論令所有人深思：“我相信，中美兩國會在未來五年而不是未來五個月，在以下兩條路徑中做出選擇。一條路徑是有序的競爭。中國堅持獲得戰略性保障，堅持要求自身經濟不被壓製，堅持置身於全球市場環境。而美國尋求中國的尊重，堅持中國尊重美國的內部準則，要求中國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能夠遵循商業規範，如果這些原則出現歧義或者模糊，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這就是那條戰略性保障的道路，也是我們都希望選擇的路徑。另一條路徑是不受管制的競爭之路，沒有規則、沒有理解、沒有制度、沒有調解，只有鬥爭和競爭。我認為，這條路徑將干擾我們兩國經濟的有效運作，減緩美國、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增長”。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哈佛大學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權威， 他的經典作品《決策的核心要素》是研讀公共管理學生的必讀，我在普林斯頓大學上學時，就細讀了全書，讚歎不已。以後去哈佛大學找他，也和他在不同的場合有過多次爭辯。他也是研究“修昔底德陷阱”的權威。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軍事家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跟蹤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得出的結論， 即“當一個崛起的大國挑戰原有統治國家地位時，產生的結構性壓力會導致戰爭”。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他的《中美必有一戰》中總結了歷史上 16次“一個崛起大國挑戰原有統治國地位”的案例，發現其中 12 個以戰爭收尾。
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強調指出，他在進一步的細致分析後，也發現歷史同樣表明，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動態中，戰爭並非不可以避免。實際情況是歷史上鮮有哪個崛起大國或統治大國希望發生戰爭，戰爭往往是由一些第三方因素誘發。管理和控制第三方因素引發的衝突就變得特別重要。
他認為中美兩國正處於修昔底德動態中，中國是個正在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而美國是一個原有的統治大國（ruling power），但是中美之間並不一定會爆發戰爭。中美雙方的領導人多次強調和維護世界和平。中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一個開明和積極的倡議。因此， 需要探討建立大國之間的新型關係，構建一個“多元化的安全世界秩序”。要積極探索限制惡性競爭的方法，在必須合作的領域雙方制定共同的目標，讓大家都生存下去。他對此持積極態度。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觀察有廣博的歷史場景，有現實的當今政治，有積極的應對，令人震聾發聵。
金融界來訪者也很多，世界最大的對衝基金《橋水》的創始人和首席投資官瑞·達利歐（Ray Dalio）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稱我為他下棋的夥伴，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時，他到華盛頓去， 總來我的辦公室坐坐，看看世界的大棋盤上發生了那些變化，我去紐約，也常去他家早餐，在他的中國式小院裡慢慢地喝龍井茶聊天。他訪問中國，找我喝茶，我當然請他做講座。瑞·達利歐的新書《原則》的中文版問世後，影響很大。海報刊出後，報名的聽眾不斷增加，我們數度更換演講場地，最後搬到了清華大學的大禮堂，上千人的禮堂擠得滿滿。達利歐雖然是億萬富翁和名人，但他絲毫沒有架子，他的開場演講結束， 進入我和他的對話階段，要臨時在台上加兩把椅子，舞台太大，我們的工作人員稍稍慢了一點，他看到舞台邊角的椅子，自己走上去，把笨重的沙發高高抱起， 搬到舞台中央， 引來全場的掌聲和笑聲。
演講從他堅信的經濟運行基本原則開始，他認為經濟是由四股基本力量的變動主導的，即生產力變動、短期債務周期變動、長期債務周期變動、以及政治變動。他認為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必須維持三個非常重要的平衡：第一，債務的增長必須要和收入的增長相匹配；第二，股票的預期收益需高於債券的預期收益；第三，債券的預期收益需高於現金的預期收益（按適當的風險溢價計算）。
他認為當前我們經濟所在的位置其實跟1937年非常像，貨幣寬鬆是當前最需要關注的環節。債務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大量以外幣計價的債務，以及對外國資本的高度依賴，通常都存在顯著的貨幣弱點。容易受到衝擊。央行印了很多錢，股市的價格不斷地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富人持有資產，所以他們會進一步推高資產的價格，而進一步拉大貧富之間的差距。因此，民粹主義就會大行其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新興的力量和已經存在的強大力量之間的衝突和鬥爭，這會從經濟問題演進成政治的問題。今天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緊張的局面，其實就是中美競爭力發生了變化所造成的一種結果。也是不同的歷史長周期隨著時間演進的運作方式。目前，短期債務和長期債務周期都差不多在頂點。往後走就會有很多的風險。現在民粹主義高漲，地緣政治惡化，資產價格又是在高點，經濟在高點，那經濟惡化的情況很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
他認為中國的基本面非常好，包括中國不斷改革、經濟有序發展，以及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責任感。中國在未來發展中面臨五重挑戰，同時也是中國繼續改革和發展的機遇：
第一， 債務重組的挑戰；第二，資本市場重組的挑戰；第三，經濟結構調整的挑戰；第四，保持收支平衡以及貨幣的穩定性的挑戰；第五，地緣政治惡化的挑戰。瑞·達利歐有著非常矛盾的兩方面， 一方面他堅定不移地相信經濟和金融的運行是有規則的，不斷往複發展。但另一方面，他同時注重短期的擾動和震蕩。而人類的智慧就是在適當的時點和市場理解兩者的交融，他也因此是樂觀主義者。今天看來，他在講座提出的都在發生，而他類似矛盾的兩面，在他的樂觀主義下，恰恰是瑞·達利歐最迷人的地方。
雅各布·弗蘭克爾（Jacob Frenkel）是摩根大通國際集團的董事長，也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和研究部主任。他在國際金融方面集理論、政策和市場實踐於一身，他的市場看政策的角度，又從政策看市場的思維框架，即獨特又豐富。 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對我總是愛護有加，每有見解，他總願意先和我分享。他聽說了我們的講座，不請自來，自告奮勇要來作報告。
他首先給我們展示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然後轉到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變量--貨幣政策。他敏銳地指出，短期看，通貨膨脹和央行的利率變動是影響未來全球經濟金融走勢的最主要和最不確定的變量。因為經濟增長緩慢，就業市場低迷，通貨膨脹繼續低位。而全球央行都設置了2%的通貨膨脹目標，例如美聯儲就希望能夠實現2%的通脹目標，只要沒達到，美國就會繼續印鈔。歐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也是如此，這些國家一致同意將2%作為通脹目標，達不到就繼續施行寬鬆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不論怎樣印鈔通脹率都到達不了2%，長時間的持續寬鬆貨幣政策，金融穩定性就會受到威脅。因為在央行負債大量增加時，一旦通貨膨脹率上升， 央行調整利率水準，就會對債務、企業、金融市場都產生巨大的衝擊。
長期看，他特別提到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他提出， 到2050年，美國、歐洲、日本、中國、拉美都將會步入老齡化社會。非洲的人口將增長強勁，會比現在新增13億人口，而且大多數是年輕人。世界需要考慮全球人口結構失衡，有就業的地方缺勞動力， 有勞動力的地方就業崗位不足。移民將是最為重要的全球政策。同時老齡化改變需求結構，也連帶改變供給結構和金融結構。這也就代表著巨大的機會。雅各布·弗蘭克爾多年前就一直呼籲要關注人口老齡化和結構變化的全球經濟金融影響。他認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必須接受， 把他同時看成機遇，在新的人口格局下，找到新的發展模式。
雅各布·弗蘭克爾本人在學術界、政府界和商界都非常成功，他對青年關心關愛，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對年輕人的職業建議非常精辟：一是要大膽放手去做，不要害怕失敗；二是沒有任何捷徑可走；三是要開放自己的心態，見識更廣袤的世界。這樣你就可以實現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哈維·施瓦茨（Harvey Schwartz）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公司高盛公司的首席風險官。回顧歷史，他認為金融危機帶來兩個教訓：一是人們對系統性風險的認知，二是國際間政策協調合作的重要性。2008年由次貸危機觸發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多年危機的累積結果：不斷下調的利率、日益放鬆的金融監管、全球化趨勢、依賴技術創新的金融市場、居高不下的杠杆率以及全球去杠杆進程中面臨的經濟放緩困擾和挑戰一起催生了十年前席卷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危機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必須重視全球合作。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各國央行間的政策協調，對於危機後穩定金融體系，建立新秩序意義非常重大。
利率環境的變化以及量化寬鬆政策是金融領域需要密切關注的兩個要點。展望未來，市場利率從零利率環境下恢復，以及逆量化寬鬆政策都將對全球金融布局帶來系統性的重大影響，需要密切關注。中美未來的金融合作對全球金融穩定意義重大。作為首席風險官，哈維·施瓦茨從最微觀的層面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宏觀問題，他提出的理解和把握金融系統性風險和全球金融合作，毫無疑問是全球金融最為重大的命題。這些都是哈維·施瓦茨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得出的深刻的教訓，他的演講從他的高盛經歷出發，同時映射市場和宏觀，即生動又深刻。
蘇馬·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是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的第六任行長，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時， 除了負責對多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金融督導和全球政策制定，也負責對所有多邊組織的合作工作，因此和他有工作交往。他思維慎密，改革大膽，我們每年都有多次見面的機會，我總能從和他的交談中不但了解歐洲和中亞的經濟金融情況，也學到在國際組織推進改革的經驗。
那幾年，多邊開發銀行工作整體上都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在吸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參與時，融資成為挑戰。基礎設施、能源、氣候變化等都需要大規模和多來源的投資，僅國內資源、捐贈資金和公共部門投資是不夠的。2018年我在參加G20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組工作時，我們的報告強調了需要“實現系統內整體商業模式的重要轉型，以有效推動私營部門投資”。但引入私人投資介入公共部門項目是一個多年困惑國際多邊組織和金融市場的老問題。當時我就和蘇馬·查克拉巴蒂討論過這個命題， 他表示讚同，並提出要在歐洲複興開發銀行闖出一條路子。這次他來清華， 帶來了他的實踐， 他提出了解決之道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即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市場定價。演講一如他既往的發言，嚴謹、有原則，有創新，有市場運營的實踐。非常精彩。
未來總是由創新者書寫的。我也請了一些我的在科技和企業界大膽創新的朋友。我一直對科學發展有興趣，當年差點考複旦大學的物理系。注意到近年來人工智能的再度崛起，我也關注人工智能的發展，並應深圳市政府之邀做了《深圳市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調研報告。在這個過程中，我自知自己的不足，每遇科技界人士，總也黏著討教學習，也由此交識了不少科技界的朋友。洪小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院長，轄下1500名科學家。他本人是人工智能專家，畢業於有金字招牌的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是人工智能之父約翰-麥克阿瑟的直系弟子，本人有多項人工智能專利。我向他多次請教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就人工智能的認知能力有過激烈爭辯。他的演講有著科學家的底蘊，邏輯清晰，大量舉證，我們都和他一起在人工智能的世界裡遨遊了一番，真是快意。
大科學家總從簡單開始，他首先構建了一個智能和人工智能發展的金字塔，從簡單到複雜把智能分別為計算和記憶力，感知，認知，創造力和智慧五個階段。他認為目前人工智能發展已經越過“感知”階段，計算機視覺和語音識別等技術已經成熟。目前已經進入“認知”階段，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具有能處理包括理解、洞察、推理、計劃和決策等的能力。因為認知的進化主要來自於反饋閉環，而人工智能在閉環中扮演重要的分析與決策角色，自然語言的突破是一個飛躍。
他強調人工智能與人類智慧仍然有邊界，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是黑盒模式，它是基於大數據模式識別推理，可以解決“是什麽”，但不能解決“為什麽”的問題。而人類認知更多是白盒推理，能夠進行因果分析，還可以舉一反三，在不同白盒系統間實現認知和推理。但已有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產生足夠的應用，將促進人類生活的徹底數字化，從文字、數據庫、交易、信息知識再到物聯網、數字孿生等方面都有所體現。應對未來，企業數字化轉型尤為重要，其基礎是以人工智能的強大算法、海量數據以及大規模的計算三個因素組成的人工智能平台。洪小文在科學家嚴謹的基礎上對人工智能未來的樂觀，感染了我們所有在場的聽眾。
正如他的名字，陸奇在業界有奇才之稱。他是科學家，對計算有極高的悟性，但他同時對科學創新的商業運作也有敏銳的眼光， 對科技的社會衝擊和影響也有獨特的見解。巧的是，陸奇還是我複旦校友，我請他專注講講數字化的未來，他發我的題目是“數字化的長潮與巨浪”，我不禁拍案叫絕。
陸奇語言平樸，但一開場就語驚四座，把我和聽眾都鎮住了。他說人類永遠在追求獲得更多的能源、用更多的信息來減熵，這是人類技術手段的最終核心的核心。數字化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的工具，數字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追求我們想要追求的。數字化的驅動力永無止境，不可阻擋，因為它是基於大歷史，基於物理世界、化學世界、生物世界運轉的現實，基於人類社會作為一個複雜智能體系的存在的根本。
他幾乎是預言性地指出，任何一代技術一旦有互動上的突破，必將引爆大規模的商業價值產生。新的互動出現，意味著數字化的廣度和深度的提高。通過把握數字化演進中的“不變要素”而洞悉未來，“互動”是永遠首要關注的，因為互動定義了數字化的行為。AI和5G的技術把整個物理世界、人類活動數字化，打通所有的互動通道。在AI/5G的計算平台時代，定義性的能力是深度學習帶來的，它是一種新的計算基礎，用重疊向量來代表信息，信息則可以被高速表達成一種簡單的形式。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會逐步融合在一起，這是一個本質上於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與眾不同的一次機會。
面向未來，他同時提出，中國的數字化一定要注重建立一個健康的大家共贏的商業生態，避免惡性競爭。一定要有好的、可持續的商業模式讓生態中的每一員都可以盈利。歷史上一再被印證的規律就是：健康的商業生態是讓科技大規模發展起來的環境。國家的角色越來越多元，對這些角色的準確定義有待摸索，但又頗為緊迫。當前，隱私保護、數據安全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需要在政策上、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有創新舉措。他特別強調，今天的企業特別是高科技的企業對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在很多未知的領域，不能等政府來規範，而應該憑著自己的良知、自己的本心來判斷、取捨與付諸行動。他也由衷希望更多的年輕一代可以從事科研、從事創業，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擁抱數字化浪潮帶來的機會，不懼數字化大浪帶來的挑戰。
陸奇的演講是震撼的，濃縮度極高。他從人工智能深入到最為深刻的科學基礎，從而提出人工智能發展的長浪的趨勢。從科技創新他又衍生到商業模式，並從商業模式發展到生態和治理機制。我聽他演講，娓娓而談，如此重的課題和深奧的基礎理論，他都順手拈來，遊刃有余。陸奇確實揭示了人工智能發展的趨勢：數字化的長潮與巨浪。數字化的大潮正在到來，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所有的一切，而且這個浪潮會連綿不斷地走向未來，這是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下，找到合適的突破口，找到你自己的切入點，參與這個時代的潮流，成為這個時代潮流的一部分。陸奇最終強調的是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數字化社會，需要我們所有人的良知共同開放合作，令我體會良多。
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是黑石集團的董事長，他不僅是華爾街的傳奇，也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的一個傳奇。 我認識蘇世民多年，我們在各種會議相遇，喝茶聊天。我去紐約，也常去他的辦公室早餐。他工作勤奮，早起，鍛煉，我們的早餐通常在早上7：30開始，當第一抹紐約的陽光射進他的小小的辦公室，他已經精神抖擻，進入工作狀態。 他執著，他反覆向我強調，每個人在生活中擁有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只能把自己的努力放在一兩件真正偉大的事情上，然後全力投入。
他的商業自傳《蘇世民：我的經驗與教訓》中文版在疫情期間上市，但甫一上市就登頂暢銷書高榜。我約他在網上聊聊他的書， 他的人生經歷，他對疫情後經濟金融走勢的判斷。這是一次跨洋線上對話，他在弗羅裡達州海灘邊的家中，同樣，早上7：30，身後，一抹佛州的陽光斜射在牆上。房地產投資是黑石的主業，蘇世民在全球金融危機前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下，對三項房地產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投資戰略，最終都大幅盈利的案例，跌宕起伏，極其精彩。對話中我請他做了細致的解讀，其中充滿了商業的邏輯，也滿是人生的哲學。我多次提出，疫情對全球經濟金融的衝擊和以後的展望。蘇世民則強調，無論疫情之前還是疫情之後，變化是必然的，我們也必須相應變化應對．但原則上，做人做事，全憑縱觀大勢，全局在胸，志向遠大、目標堅定、專注刻苦，過程靈活。這是不變的。他多次強調的“隻做自己喜歡的事”和“絕不賠錢”的原則，真是對自己最嚴格的要求。
小米總裁雷軍的氣場很大， 他來演講， 各界人士都來聆聽，會場擠得滿滿，每一個角落都能感受到會場的熱氣。雷軍特別強調企業的文化和原則，他強調小米的初心和理念是做“感動人心，價格厚道”的好產品，即產品品質頂級，也能享受國貨的實惠價格。 他承諾：小米每年整體硬體業務的綜合淨利率永遠不超過5%，如果超過都將回饋給用戶。我是小米的忠實客戶，喜歡它簡潔的設計和良好的適用性。回國後，我的空氣淨化器等家用電器都是小米的產品，當雷軍講到他們第一台空氣淨化器預計成本899元，他要求一定壓到銷售價699元時，我在台下脫口而出，“是呀，我就在這個價格上買了2台，不貴又好使”。台上台下頓時笑翻了。雷軍隨即補上一句，“性價比不是戰術，而是一種價值觀，是一種商業模式，一種核心能力，背後是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和死磕自己的決心”。安靜，隨即掌聲又一次響起。
如何做到高質量有厚道價格呢？這就靠嚴格的管理。雷軍把理念具體化成一整套管理措施，從減少市場推廣及廣告費用、銷售及渠道費用來削減成本，到將絕大部分資金悉數投進產品研發設計上，不斷提高品質。雷軍說到，“創新決定我們能飛得多高，品質決定我們能夠走多遠。”全場掌聲雷動。展望小米未來，雷軍的口號是：“未來十年，增長十倍”。到底怎麽增長？創新驅動，手機+AIoT就是增長計劃背後的重要的邏輯。小米始終堅持做“感動人心、價格厚道”的好產品。讓全球每個人都能享受科技帶來的美好生活。所以，這就是創辦小米的目標，就是一群做互聯網的人，喜歡消費電子，喜歡做硬體，希望用自己掌握的科技、經驗和方法，來提升中國製造業，造福全球每一個人。講到這裡， 雷軍開心地笑了， 全場又一次響起掌聲。
魚谷雅彥是日本著名化妝品公司《資生堂》的董事會主席，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在日本的商界、學界和政界都以國際化和改革創新聞名。我和他相識多年，深感他的日本文化和哈佛教育融合的自然。他為人謙，做事果斷。
他的演講從他個人在《資生堂》經歷開始。他說，他接手《資生堂》的董事會主席時，《資生堂》的利潤和股價都在下跌。市場把《資生堂》比作一個睡美人：資生堂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擁有高品質的產品和良好的口碑，但是一個睡美人，不夠活躍，創新和改革不夠大膽。如何喚醒《資生堂》這個睡美人？他理念先行，先用了半年的時間，在公司內部，從高層到員工，層層研究產品，分析市場，研判國際發展。最後統一思想：改革、創新和國際化是《資生堂》的唯一的選擇。戰略明確和統一了，他隨即分三階段慎密而嚴格地推進改革。第一階段，從2015年到2017年，重建企業基礎，盡快清理所有的歷史遺留問題，強化企業基礎。在這個階段，並不期待利潤的增長，整頓， 改革， 這是公司在接受“手術”的階段。第二階段，從2018年到2020年，是加速增長。重點關注：產品創新、市場行銷、人才和組織建設。第三階段是國際化，從2019年開始。隨著的的措施落地，《資生堂》的利潤和股價也大幅攀升。
話鋒一轉，他提到辦企業的三項原則：第一，讓產品說話。這意味著你需要有質量和創新。第二，讓產品帶有個人體驗。化妝品的精髓就在於要讓消費者產生情感，這要求公司有創造力和設計能力。第三，企業必須國際化，全球化。不僅是品牌、市場和生產的全球化， 更重要的是要有國際化的思維和視野，這是今天辦企業特別重要的原則。由此， 要求企業家有快速的反應速度、多樣化的產品和市場也是關鍵。真是至理名言。
演講者都是各自領域的改革者、推動者、創造者、思想者和實踐者，演講場場精彩無比，嘉賓個個經歷豐富。他們站在世界的制高點觀看全球，又從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引出細節。演講視野開闊，觀察細致，角度獨特，格局宏大，案例生動敘來娓娓，妙語連珠，深入淺出。每次演講都是一場精神的盛宴，時時是滿場笑聲和掌聲，又旋即進入極其的安靜。我作為主持人，面對全世界的大師，題材廣闊，細節林立，思考深邃，不免緊張。每次我都認真準備，大量閱讀。而每次，我也都從演講者學到大量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獨特的角度，學習他們歷史的釣沉和細節的把握，親和的語言和犀利的思想。
在2020年新年的曙光中，我擬定了新一年《未來已來》演講安排，動身去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年會。今年達沃斯一周無雪，凌晨結束最後的晚餐辯論走在冰凌的大街上，天空藍的黝黑，恆星戰役閃爍，雪山一派青黛，逶迤沉寂。 如此靜謐，也終湧動隱隱的的不安。2019年世界經歷了整整一年的焦慮，先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美貿易摩擦談判反覆，後是美聯儲降息推動股市債市雙牛市，年終中美貿易總算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英國脫歐靴子落地，雖然美伊衝突和世界各地民粹和示威暴力活動交織把世界拖入對地緣政治的恐憂， 但普遍認為2020年是經濟金融的“平庸”之年，唯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站在2020年的時點展望未來，達沃斯充滿了對未來的期盼和不確定性的湧動。我主持了閉幕大會“全球經濟展望”論壇，討論嘉賓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美國財長姆努欽、德國副總理兼財長舒爾茨、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晴彥。出乎意料，氣候變化、科技創新和地緣政治成為熱點，拉加德和姆努欽在台上公開辯駁，整節討論高潮迭起。
僅僅幾天之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肺炎開始席卷全球，人類將開始痛苦地和死亡競賽。隔離、封城，全球生活停擺；停工，關店，全球經濟斷崖式下跌，暴跌、暴漲，全球股市經歷近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大幅震蕩。原有安排的《未來已來》講座延期，再延期，最後都取消了。封城在家，思想奔騰，我突然想到為什麽不把《未來已來》已有的演講整理成文，讓更多的人得以分享這些信息呢？我門的團隊很快行動起來，給各位演講者發函要求發表，在疫情的危機下，沒有比傳播正能量信息更重要的了。大家很支持，很快同意的信函從世界各地飛來，我們的團隊開始著手整理材料，開始了一場我稱之為“《未來已來》的抗疫行動”。
又一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從一個側面揭示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確定性巨大的的世界裡，未來已經悄然而至，變化的速度和規模史無前例。唯有謙卑，唯有擁抱未來。
謹次， 再次衷心地感謝演講嘉賓和所有的與會者。是你們成就了本書。
本文為作者新書《未來已來——全球領袖論天下》序言，即將出版發布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IMF原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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