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運成：美國陷入二元經濟結構困境

導讀

2019年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第137次【朗潤?格政】論壇在北大國發院朗潤園成功舉辦。與會學者就“中美貿易及中美關係：挑戰與前景”這一主題進行廣泛探討，本文根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張運成在論壇上的演講整理，已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中美經濟“大清算”是當前中美關係的一個突出特點。清算指的是“牌”:一是美國傳統與創新的“元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與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行到半山的“碰撞”；二是美國片面對中國經濟進行全方位分析評估的實用主義與中國一直認為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壓艙石”的理想主義“碰撞”。

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215頁的對華301報告。之前是1月2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更新版53頁的對華“301條款”調查報告。兩份報告共計268頁，充斥了歪曲、抹黑甚至汙蔑的不實之辭，其動機就是拿中國經濟說事，極力尋找攻擊點，增大經貿磋商籌碼。相比之下，中美經貿磋商以來，我們對近20年來美國經濟出現的結構性問題的認識是不夠的。只有認識到並指出美國經濟自身問題，才能促美國客觀看待雙邊經貿問題。

美國經濟“二元”結構主要表現及負面影響

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由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1915-1991)1954年提出，最初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工業與技術落後傳統農業並存的經濟結構，後泛指現代與傳統經濟並存。新世紀以來，美國創新經濟與傳統製造業各走各路，漸行漸遠，致使經濟社會陷入結構性困境。傳統中小企業與矽谷新興企業的政治取態完全不同，高科技行業和富裕州支持希拉裡，矽谷曾聯名反對川普並捐贈希拉裡巨款；而製造業崗位流失的中西部各州支持川普。

(一)競爭力兩極分化：創新經濟由現代農業、先進製造和高端服務業組成，競爭力全球領先

美農業吸納人口不足全國2%（約600萬），但高度機械化、信息化和生物技術化，佔據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四分之一；數字、網絡、雷射、納米、機器人、先進材料等新技術應用加快，先進製造業在多個領城領跑全球；現代農業和先進製造業催生的生產性服務業快速成長，成為助推科技產業化的重要力量。傳統經濟由傳統製造業和低端服務業構成，競爭力弱，無法提供優質崗位。20世紀70年代始，美製造業持續外流。勞工統計局數據，2000年至2017年9月，共減少480萬個製造業崗位，降幅接近30%。其中，紡織、服裝、家電、家具、計算機設備等領域最為嚴重。全美從業人員四分之三被服務業吸納，且大部分進入產品差異小、準入門檻低、投入產出效率低、薪酬低的低端服務業。

(二)活力天壤之別：創新經濟動力十足

以舊金山(矽谷)、波士頓、艾加哥、休斯頓、西雅圖為代表的創新中心成為經濟強勁引擎。一是發展迅猛。近年來，佔加州經濟20%的矽谷經濟増速高達5%，遠高於全美2-3%。二是優化轉型。矽谷正從信息技術一輪驅動轉向新能源、生物製藥、大健康、大醫療、現代農業等多軌並進。三是集成創新。矽谷佔地雖僅800平方公里，但聚集了上萬家高技術公司、全美40%以上的風險投資、70%以上的天使投資。此外，孵化器、知識產權、市場開發、人力資源等全覆蓋服務，推動創新鏈、產業鏈和資本鏈交織強化。傳統經濟後勁不足，處境窘迫。危機後，受全球經濟低迷和產能過剩雙重影響，鋼鐵、鋁等傳統製造業遭受較大衝擊。2015年四季度和2016年一季度，美國鋼鐵公司分別虧損11.3億和3.4億美元，不得不尋求政府高關稅保護。

(三)“經濟脫臼”(奧巴馬語)嚴重

美傳統經濟釋放大量過剩勞動力，因“二元經濟”壁壘森嚴無法被創新經濟吸收，主要因為：一是創新經濟具有自動化、智能化趨勢，對勞動力需求大大降低。1990年，底特律3家頂級汽車製造商共擁有2500億美元的名義收入、360億美元的總市值和120萬雇員。2014年，矽谷“三巨頭”(蘋果、谷歌和微軟)總名義收入為2470億美元，總市值超過1兆美元，而雇員僅13.7萬人。二是創新經濟就業崗位具有“低成本”、“高技術”門襤。技術巨頭將製造環節外包給成本更低的國家，在美則大量雇傭高技術移民專注研發(矽谷約七成工程師來自國外)。

(四)負面影響

1、優質崗位流失，勞動參與率下降。50年前，美最大雇主通用汽車的普通員工，時薪相當於現在的35美元。而現在，最大雇主沃爾瑪的新入職員工，時薪僅9美元。脫離傳統製造業的大量勞動力，被迫滯留在低端服務業，甚至放棄尋找工作。2008年中期，勞動參與率為67%，2016年6月降至62.3%，2017年8月雖小幅升至62.9%，仍遠低於危機前水準，意味著危機造成的失業大軍中有600萬人已離開就業市場。而且，近年美經濟復甦帶來的新增就業多是中、低薪崗位，而非危機中流失的高薪工作。

2、收入“二元”分化，貧富差距擴大。一方面，與創新經濟相關的高學歷人員絕對收入上升。2000到2012年，佔美勞動力3.8%、擁有專業碩士及博士學位的工作者收入分別增長6.8%和10.3%。另一方面，佔比96.2%的相對低學歷勞動者實際收入逐年下降。其中，高中肄業生和畢業生分別降13.3%和6.0%，大學肄業生和本科畢業生分別下降10.1%和9.1%。由於大學學費持續上漲，高中及以下學歷人群“大學無用論”流行，社會收入差距未來恐將進一步拉大。中產階層萎縮。中產階層被視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基石，但近年來被持續擠壓：1970至2016年，中產階層人口佔比從61%持續萎縮至49%(幾十年來首次低於人口一半)，高收入階層人口則從14%升至21%，低收入階層人口從25%升至29%。同一時期，中產階層收入佔比從52.7%降至45.4%，高收入階層收入則從16.6%升至51.5%。貧困人口龐大，超過4600萬，約佔美總人口的15%。

3、階層流動停滯，社會包容度下降。“二元經濟”阻礙社會流動，“白手起家、勤勞致富”的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美國人對未來日趨悲觀。20世紀90年代，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好”的受訪者佔70%，21世紀頭十年降至60%，2016年僅43%。同期，中年白人預期壽命從75降至73歲。美階層隔閡加深，排外、仇外情緒上升，開放性與包容性下降。

4、政治觀點極化，政治對立加劇。創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分野與固化，更導致政治觀念的斷層與對立。2016年總統大選中，“二元經濟”成為選票指示器：創新經濟集聚的富裕州(東北部、伊利諾伊、加州)多支持希拉裡，矽谷甚至曾聯名反對特並捐贈希拉裡巨款；傳統製造業雲集的“鐵鏽”帶(中西部)低收入階層密集的南部和西南部，則普遍支持川普。儘管川普擁護者僅創造美GDP的三分之一，但其對美社會與政治現狀的強烈不滿，成為特獲勝的強大助推器。

轉嫁矛盾，對外“搶吃餡餅”

川普政府執政兩年來，推動經濟增長的路子先內後外，以外促內，對內謀求“做大蛋糕”，對外以“進攻性”手段“搶吃餡餅”，迄今可見短期之效，但損人利已不會持久。國內經濟政策上，川普政府將企業所得稅率從35%下調至20%；對美海外公司資金回流給予稅收優惠；修改《多徳一弗蘭克金融法案》，為華爾街減負；放鬆對能源和環境監管，簽署允許擴大海上石油和天然氣鑽探的行政令，打破奧巴馬對油氣資源開發的限制。

據美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2018年美石油產出繼續增長，已超過沙特和餓羅斯，為1973年以來首次。資本市場表現不錯，也成川普最大的炫糴資本。標普、道指、納指從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漲幅分別為26%、30%和41%。2019年一季度美經濟增長3.2%，主要是存貨激增，即美進口商搶在政府提高對華關稅前加大進口力度。隨著這一因素消失，加上美政府支出擴張乏力、公司債務惡化等，普遍預測美國難以重現2018年的高增速。

隨著經濟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益遞減，美政府發現國內“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自身二元經濟結構性間題更是棘手難碰。這裡有兩個關鍵時點，2018年3月，美國通過發布對中國301報告強力乾預、扭曲世界經濟；11月，民主黨重掌眾議院，在醫保、移民、預算、債務上限等問題上與恃政府激烈博弈，川普照政府開始轉向施壓國際，並將主要矛頭指向中國。

為了炫耀政績和見效快，相較於“做蛋糕”，特政府更看重“搶餡餅”，對外以“進攻性”手段“搶吃餡餅”，大力調動、激活美在國際市場上的結構性權力和在國際秩序中的制度性權力，強力推動國際政經秩序向朝美有利的方向轉型，旨在重建美經濟在全球的絕對領先優勢。為援取更多全球經濟利益，美“精準”選取“杠杆點”，以點帶面，撬動相關領域利益再分配，重塑競爭優勢：以鋼鋁、汽車領城加征關稅，試圖理順與歐目等經貿關係；以56、芯片等領域的斷供和圍剿，試圖阻斷中國高科技升級和發展，使中國保持與美“20年以上”的差距；以攻擊和分化“一帶一路”建設，試圖重新確立國際發展合作的標準和路徑。

特政府乾預經濟力度前所未有，正促美式“小政府、大社會”加速向“大政府、小社會”演變。對內採用行政命令，力推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發展。1月，川普簽署“加強基建項目購買美國貨”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承包商採購美原料、商品；2月，再簽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將人工智能研發和投資“置頂”，並成立美勞動力政策谘詢委員會，改善美就業狀況。

對外，美對貿易對象甚至夥伴的容忍度明顯降低，強調貿易條件的互惠、貿易協議的有效執行等，從平等協商轉向懲罰性施壓、強製矯正，從包容性吸納轉向排他性擠壓。

具體做法上，在貿易領域采取威脅退出世貿組織、先雙邊後多邊、全面動員盟國體系、抹黑競爭對手經濟模式、威脅提高關稅或取消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資易保護主義做法，誘、迫其他成員國接受其主張。

在投資領域，美以加強對國家安全、知識產權和特定領域監管為名，大規模修改外國投資規則。為遏製中國對外投資，美國緊緊圍繞高科技領域、國企、合規義務等三方面，渲染中國企業“威脅美國家安全”；出合法案規定，2019-2026年，美商務部向國會和CFIUS每兩年提交一份中國對美實體投資交易報告。

能源領域，以單邊主義行動為抓手，利用定價權優勢操弄國際油價，刺激國內油氣開發並影響貨幣政策，實現其促經濟、穩政權的目的。

科技領域，以鼓吹中國科技威脅為幌子，利用其盟國體系推動對中國技術封鎖和產業圍堵，搶佔第四次工業革命關鍵領域，企圖重振其科技競爭優勢。在美強勢乾預和打壓下，中國對美科技領域投資急劇下降，且不斷被要求退出；美國亞馬逖、甲骨文等科技企業也開始陸續退出中國市場，中美科技“脫鉤”正在部分實現。

中美經貿磋商，美不應也不可能“整碗端走”

中國不是美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替罪羊”。認清美經濟內在“二元”矛盾，將之放進中美經貿磋商的議題中。中美經貿談判一年多來，美慣用“強製技術轉讓”、“國企補貼”、“知識產權”等涉及中國經濟的議題，將中美經貿不平衡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中國，對其自身經濟問題則避而不談。中國應適時、擇機將美“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置入雙邊談判之中，反擊其將美經濟及中美經貿問題怪罪我頭上的指責，增加話語權，改變我方被動應對、單方面讓步的局面，促美朝自我改革、合作共贏方向靠攏。

從助美解決“二元”團境的角度入手，將“實現動態平衡的中美貿易”和促進雙邊投資作為切入點，推動中美經貿關係脫困向好。中國可以更務實態度回應美方合理關切；也要著力挖掘、培育合作新亮點。嘗試在基建、能源、創新經濟、教育合作、金融、旅遊、醫療等領域的合作；長遠講，要推動中美聯合制定合作遠景規劃，構建制度性經濟合作框架。中美經濟互動體量迅速增大，應推動美早日出合穩定中美經貿關係的綜合解決方案，包括簽訂雙邊投資協定、自貿協議，最大限度消除美政策反覆導致的經貿關係不確定性。

需要指出，中國應汲取美“二元”經濟和政治困境教訓，扭住實體經濟這一主業發展。製造業空心化、傳統產業衰落，及由此引發的失業增加、貧富分化是美經濟“二元”困境的主因，應汲取其中教訓。中國對外投資要避免國內產業空心化，重視現代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同時，傳統產業不等於夕陽產業。事實上，只有夕陽產品、夕陽技術，而並沒有所謂的夕陽產業。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大推動高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加快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川普政府限制移民的做法，也提醒中國在加大本土人才培養力度的同時，應放眼全球引進高端技術專業人才。

川普政府發動對中國貿易戰已一年有余，至今還在加碼施壓，不僅傷害中美兩國經濟、遲滯雙方結構性改革，而且這種強行扭轉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做法，正對全球經濟、貿易投資和金融格局產生巨大、深遠影響。我們要以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予以應對，緊緊抓住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不掉隊，外部干擾、打壓或許會讓我們難一陣子，但最終都不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