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Osvald Sirén（即喜龍仁教授）來談了幾個鐘頭。在北京時，我們很熟，前天他去聽我講演，約了今天來談天。他陪我去了B.M.（大英博物館）看了一些中美洲的瑪雅（約相當於三國六朝時）文化作品；他說這裡面有些與中國相近的Motif（主題）。我不很信此說。”
1926年10月17日，胡適先生在日記中記下這段話。文中提到的喜龍仁，是瑞典著名藝術史學者，1956年獲第一屆查爾斯·蘭·弗利爾獎（相當於藝術史界的諾貝爾獎），被稱為二戰後西方研究中國繪畫的集大成者。
喜龍仁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即《北京的城牆和城門》，有很多漢譯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版本將他的名字錯成“喜仁龍”。
喜龍仁的名字似乎特別有“喜感”，《北京大學日刊》稱他是“西冷”（一種牛排），胡適稱他是“西倫”，還有學者稱他是“喜龍士”……
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上，喜龍仁是一座里程碑。著名學者高居翰稱他是“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國繪畫研究的藝術史學者”，是最早“來到黑莓園的采摘者”。
喜龍仁癡迷中國古代藝術，一生孜孜以求。今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將推出他的著作《西洋鏡5-4世紀中國雕塑》。對專業研究者而言，書中保留了大量歷史影像信息，頗具學術價值。對普通讀者而言，本書呈現出跨文化的尊重與理解，在日漸功利的氛圍中，這是精神之貴的高地。
梁思成先生曾說：“今日欲從事與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於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於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龍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一無足道者，能無有愧？”
梁思成先生之問，至今令人悚然。
值此《西洋鏡5—14世紀中國雕塑》即將出版之際，專訪了本書序言作者、學者葉公平先生。
中國雕塑為何在14世紀後衰落
問：古代雕塑這麽多，為何本書隻關注5-14世紀？
葉公平：那是中國古代雕塑最輝煌的階段。
5世紀前，佛教在中國影響小，人們不太重視雕塑。5世紀後，因一些最高統治者信佛，集全國之力開鑿石窟，如北魏的雲岡石窟，唐代武則天時的龍門石窟，代表了中國古代雕塑的最高峰，此外還有一些名氣沒那麽大的，如北齊的天龍山石窟等，藝術成就也非常高。
14世紀後，佛教在高層影響力下降，雕塑就不太受重視了。
問：14世紀後，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仍很大啊？
葉公平：在民間，佛教傳播的範圍確實更廣了，但普通百姓只是功利性信仰，並非獨信一家，追求的也是升官發財、全家平安、兒孫滿堂等世俗目標。
在宋代，王安石、蘇東坡等人也看佛經，視為個人修養的一部分。明清時，就很少有士大夫會如此。明代皇帝崇道教，清代皇帝雖信佛，但多是為了統治的需要，他們內心深處怎麽想，就很難說了。
問：雕塑為何受宗教影響這麽大？
葉公平：古代宗教多走上層路線，一旦最高統治者認可，就會集中全國最好的工匠來做雕塑，工匠收入增加，競爭激烈，一些比較聰明的人就會脫穎而出。古代匠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物質刺激下，也能達到很高水準的藝術水準。
東西方文化交流創造出奇跡
問：5-14世紀是中國古代雕塑的高峰期，其中最高峰期是何時？
葉公平：以北魏和唐代為最高峰期，因為這一階段東西方文化交流特別密切。
北魏本是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權，據陳寅恪先生說，唐代皇室要麽是鮮卑化的漢人，要麽是漢化的鮮卑人，李家先世在北朝當官，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洗禮，所以唐朝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朝代。按日本學者的說法，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這一階段的中國雕塑深受犍陀羅文化影響。
犍陀羅文化源自古希臘，西方人提出，人類史上有四大征服者，即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侖等。亞歷山大是馬其頓人，屬古希臘世界。通過東征，他將希臘文化帶到今天阿富汗與印度交界地帶，即犍陀羅。犍陀羅藝術後來傳入中國，不論是在題材上，還是在技術上，又對中國雕塑產生巨大影響。
當然，吸收外來文化後，我們也逐漸將其本土化，所以菩薩的塑像越來越像中國人。這不奇怪，基督教傳入中國後，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匠人繪製的聖像也越來越像中國人。經過改造，這些就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雕塑在中國，相關學問卻由西方人開創
問：喜龍仁如此關注中國古代雕塑，為什麽中國古人卻不太關注它？
葉公平：這體現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
在西方，古希臘時便將美術視為最高藝術，直到今天，西方名牌大學的藝術史系其實講的都是美術史，重點在繪畫、雕塑、建築、家具等。在藝術後加個“s”，變成“大美術”，才將音樂、舞蹈、電影等算進去。因為美術品能長期保留，音樂卻不行，古代又沒錄音機，不便教學。
在中國，“藝術”這個詞是舶來的，古人沒“藝術”概念，孔子說“六藝”，指的是六種技藝。中國古人重書法，其次是繪畫，雕塑排不上號。
在西方，米開朗琪羅、達·芬奇等既繪畫，又雕塑，被尊為大師，而中國古代精英都是去當官，做雕塑的是匠人，社會地位很低，就算作品不錯，也很難青史留名。在古代，很少有藝術方面專著，《營造法式》這類書屬於鳳毛麟角。
近代以來，西方人來到中國，他們不懂書法，也不太能看懂中國畫，而中國古代建築、雕塑、家具等較直觀，又確實很美，引起他們的興趣。在相關學術領域中，西方人反成了開路者，初期代表學者幾乎都是西方人。
大量古代雕塑佳作只剩記憶
問：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代表作，如今留在國內的不多，為什麽？
葉公平：這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
民國時長期戰亂，政府無力保護文物，一些西方收藏家請中國文物販子四處收集古代雕塑，帶不走的，便將頭部打下來帶走，以致今天留下的完整作品很少。
當時西方正加速城市化，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出現了一批新興工業資本家，在美國尤其多。作為新的市民階層，他們有新的文化需要。在美國，很多博物館是私人設立的，但不是私有的，往往由新興工業資本家投資。他們先是搜集歐洲藝術品，後轉向日本，繼而發現日本藝術源自中國，便紛紛收購中國古代藝術品。
中國雕塑易被西方人看懂，且受歷代文人輕視，沒人收藏它，很少有贗品，即使仿造，也較容易看出來，因此大量流失。相比之下，中國古畫在西方較少被收藏，至於中國古代書法，只有日本人能看懂，收藏了一些。
1966年至1976年，又毀壞了一批，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城市擴容，又有大量古代建築被毀。
從中國古畫中發現精神力量
問：喜龍仁40歲才迷上中國古代雕塑，是不是太晚了？
葉公平：喜龍仁的家境一般，後來當上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40多歲時，他在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看到羅漢畫，一下就被迷住了。
在中國，羅漢畫不受重視，宋代時大量出口到日本，僥幸保存下來。大概100多年前，日本人維修寺院，經費不足，就把一些羅漢畫賣到美國。
喜龍仁是神秘主義者，從這些畫中感受到一種精神力量，此後他全力研究中國古代藝術。
上世紀20年代，喜龍仁第一次來中國，住了1年。斯德哥爾摩大學催他回去，喜龍仁不願意，乾脆辭職。他並不富裕，在當時，教授的職位讓人羨慕，可為了研究中國古代藝術，喜龍仁毅然放棄了。
人到中年才學中文，所以喜龍仁學得不太好。他的中文老師是阿瑟·韋利，是一位詩人，跟丁文江學過1個月中文，曾將白居易的詩和《西廂記》譯成英文，還譯過《源氏物語》，在西方影響很大。阿瑟·韋利懂日語，可直接閱讀日文文獻，做了很多讀書筆記，喜龍仁後來寫藝術史著作時，從中吸收了很多成果。
此外，喜龍仁在去雲岡石窟考察的途中，遇到日本著名學者關野貞。當時日本奉行“全盤西化”，學生從小學外語，關野貞的英語、德語都很好。喜龍仁會說英語，此外瑞典語相當於德語的一種方言。我買過一本瑞典語教材，就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編的。通過與關野貞交流，喜龍仁吸收了許多日本的研究成果。
所以，喜龍仁的研究呈現出全球化成果。
胡適在日記中提了他七八十次
問：喜龍仁在中國這麽長時間，與中國學者往來情況如何？
葉公平：喜龍仁5次來中國，1949年後還來過。他和胡適一度往來較多，胡適在日記中七八十次提到他。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對喜龍仁“很推崇中國畫”不以為然。
喜龍仁與張元濟、蔡元培、黃賓虹等均有交往。
1936年，魯迅給寓居莫斯科的德國美術家艾丁格爾寫信說：“有一部喜龍仁的《中國早期繪畫史》，雖然很貴（約40美金），然而我以為是很好的書，非Kiang（江亢虎）的著作可比。”
問：這本書出版在上世紀中期，今天讀還有價值嗎？
葉公平：非常有價值。據我所知，有的大學也在翻譯這本書，書中有許多當時拍的照片，因相關作品已遭毀壞，或流失到國外博物館，所以這些記載很珍貴。
從書中還能感受到喜龍仁的精神，為了學問，他放棄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當時，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無法給他帶來利益，這對今天的讀書人，仍有啟迪意義。
作為北歐人，喜龍仁卻對陌生的中國古代文化保持敬意，這是非常難得的。在今天，喜愛中國古代藝術的西方人也是極少數。喜龍仁能跨越文化偏見，這種普遍情懷值得我們學習。
問：本書這麽重要，為何剛被譯成漢語？
葉公平：喜龍仁的中文不太好，請了很多學術助手，他主張言必有據，常被人誤為只會資料匯編。其實字裡行間，喜龍仁也有一些議論，極具見識和洞察力，可不細看的話，就會錯過。
梁思成先生寫《中國雕塑史》，總共31頁，南北朝到宋朝的雕塑這一部分佔20頁、525行，直接譯自喜龍仁的部分至少有150行。林徽因特別關注中國古代建築的鬥拱，也是受喜龍仁的影響。
不細看的話，會覺得喜龍仁的書太雜、太淺，其實他受過嚴格的西方藝術史學術訓練。
文/唐山
葉公平：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客座副研究員，目前在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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