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外交看胡適和林語堂對知識分子的理解

冰川思想庫特約研究員 | 姚崢華

進入己亥年，錢鎖橋先生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先聲奪人，在書界被廣為傳播。

因為書的立意非常新穎——“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知識思想的三個坐標”。“就其思想認識、知識分子立場所論，林語堂一生言行及其著述和胡適及魯迅既有交融又有超越，從而給我們展示另一景觀，為中國於全球時代現代性之路鋪墊新的範式。”“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錢鎖橋著（圖/網絡）

一波似比一波高。歸納而言，魯迅和胡適並不能和林語堂並稱，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林語堂不僅是二十世紀的，還屬於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這本傳記一下子從高度、深度和廣度上把以前所有的林語堂傳比了下去，錢先生定位林語堂為“自由主義跨文化思想家”“自由主義批評家”“有政治堅守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些頭銜對我們以往關於林語堂的“暢銷書作家”“漢英詞典編纂者”的認知給予了有力的刷新。

01

錢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林語堂作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的個案研究，有理有據地闡述、論證並梳理了一條清晰的林語堂思想及學術發展脈絡。他認為這是一部“智性傳記”，“既注重史實，又帶有時代及個人激情”。

因了喜愛，書中有一種情不自禁的激情敘述手法，甚至有以論帶史，史論結合的痕跡。如果說錢鎖橋曾認為林太乙為父親做傳有太重的“私心”，著筆難免夾雜情感的偏倚。那麽，錢傳則是另一種“私心”，它力圖客觀全面卻分明不自覺地有著粉絲對偶像拔高甚至神化的意味。

書中，錢鎖橋將胡適和林語堂在自由主義分子方面做了比較。他認為，“胡適想做政府的‘諍友’。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被認為必須遠離權力，向權力說不，為被壓迫的人民發聲。……胡適和政府合作怎麽說都無法擺脫個人機會主義色彩，按此邏輯，胡適戰時出任駐美大使也不是什麽可譽之事。”

胡適（圖/網絡）

這裡我想對照一下胡適日記以及文史學者林建剛教授出版的《我的朋友胡適之》，對錢先生的一些提法呈現不同維度的理解。

首先，胡適並不想進入政府做官，出任駐美大使是戰時征調，為國家和子孫後代計。

看胡適日記，1929年7月2日，宋子文找胡適去談一些改革的意見。胡適對他說，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1937年“七七”事變。胡適應邀參加了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牯嶺茶話會，會上他詰問，中央是不是真的不要華北地區的土地和人民了？據後來王世傑的回憶，胡適這一段慷慨陳詞堅定了蔣介石抗戰的決心。蔣由此希望胡適前往美國開展民間外交，並請王世傑充當說客。

但看重個人自由的胡適並不想進入政府做官。

林建剛在《我的朋友胡適之》書中分析，胡適最終出任駐美大使，先是蔣介石的敦促，接著是王世傑的敦勸，最後是傅斯年的一哭，“孟真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記。五年中，負病工作，忍辱任勞，都只是因為當日既已動一念頭，決心要做一點成績，總要使這一萬三千萬人複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但可與同患難，還可與同安樂。四年成績，如斯而已。”

當然，還有胡適好友徐新六的信，“此時，當一切一切以國家為前提。”胡適閱信時，徐已被日本人炸死。這對他觸動很大。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

1938年10月4日，胡適到華盛頓就任中國駐美大使（圖/網絡）

1939年胡適給妻子江冬秀的信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了。

縱觀胡適一生，不管在家國存亡的大是大非上，還是學術之爭的小紛小擾處，他的處世始終遵循“無為而治”、“無用之用有大用” 哲學。用他的話講，就是輕易不要動“正義的火氣”，他認為“‘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胡適日記》）“所以，人世間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在戰時外交上，胡適也恪守這一行為準則。

迫於局勢，1940年，蔣介石派宋子文作為個人特使赴華盛頓。這一信號，也表明了蔣政府對胡適外交的不滿。

胡適1940年7月22日寫信給王世傑：“若不做大使，決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理由一是捨不得北大，要回去教書。二要保存自由獨立的說話之權，故不願做大官，三大使是戰時征調，不敢辭避。而中研院院長不是戰時征調。”

秉承著“國家之上猶有人類在”的理念，胡適始終把個體人權放在第一位，出任大使，只是戰時征調，國家有難面前，不敢辭避。他從內心深處並不想當官，此番“見義勇為”的豪邁之舉，無外乎盡公民甚至是知識分子應盡之責任。

02

1940年12月17日，被輿論內外夾擊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年之內，跑了不少的路，做了不少的演說，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讀書的機會很少……我的主張仍然不變，簡單來說，仍是為國家做點面子。叫人少討厭我們，少輕視我們，叫人家多了解我們。我們所能做的，不過如此。至於政策，則此邦領袖早已決定，不過待時演變，待時逐步展開而已。今年美國種種對我援助，多是這程序的展開，我絲毫無功可言。”

胡適的主張，就是力圖站在民族的立場，盡量補偏救弊。僅此而已。基於這個樸素的出發點，他不想凸顯成績、邀功行賞，或贏得美譽。

此時的林語堂，在美國出版連續兩部作品《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大獲成功，家喻戶曉。國內的局勢也牽動他的心，他開始創作戰時小說《京華煙雲》。1940年回國時，在重慶見到蔣介石，基於愛國情懷，他開始進言獻策。此時與他四年前自我標榜的“兩派都不參與，感覺自己一個人在黑暗中吹口哨”又發生了變化。

1941年7月19日，胡適同化工實業家范旭東談抗戰前途，說一是和比戰難百倍，二是苦撐待變。胡適日記中說，“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到於我有利之時。”這同樣延續了他不動“正義的火氣”的理念。范旭東歸國後贈胡適象牙圖章，“苦撐待變”，這在後世成為美談。

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總統約見胡適，請他轉告蔣政府，美對日宣戰。隨後，國民政府也正式對日宣戰。胡適後來對羅家倫說，“這時候我覺得大事已定，心裡一塊石頭才放下去”。 “苦撐”迎來了美中聯盟共同抗日。那一晚，他睡了一個安穩覺。

胡適與羅斯福（圖/網絡）

與此同時，林語堂對胡適和宋子文在美國搞的中國外交非常不滿。他直接上書蔣介石，談論“革命外交”，認為“需要抗議時就必須抗議”，外交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只有當你夠資格做敵人時，你才有資格被當成朋友”。蔣讀信後希望他繼續“指教”。

珍珠港事件後，蔣介石派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派熊式輝率軍事代表團赴美。“代表團自1942年春天開始在美國呆了九個月，基本上無所事事。林語堂對中國的外交努力非常失望。他給《紐約時報》寫信抗議‘中國已被出賣’。（錢鎖橋《林語堂傳》）”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魏道明繼任。

深感時不我待的林語堂迫切地與宋子文、熊式輝、魏道明多次敘談，他提出要擺脫磕頭外交，希望蔣介石要有強國領袖風范。

離任後的胡適繼續在美國生活、寫作、演講。從1937年11月26至1946年6月5日8年零8個月中，胡適做了上百場講座，接觸了方方面面的人，遊說了很多政客，也阻止了日本與美國謀求和平的努力。

儘管馮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包括林語堂在內多人對胡適的外交有所詬病，也有很多人給予了高的評價，高宗武就說他作為外交家，乾不了外交家所乾的事，但幹了外交家不能乾的所有事。

03

胡適回國後，政府希望他繼續出任要職。

1947年2月22日，胡適寫信給王世傑，“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決不敢就。理由無他，仍要是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我決不是愛惜羽毛的人，但我不願放棄我獨來獨往的自由。”

獨立、自由、容忍，貫穿了胡適的一生，沒有改變。

相比之下，林語堂站在民族主義角度，這個階段更願意做政府的“諍友”，甚至被老友賽珍珠夫婦認為，他的言行舉止以及他的作品是做為“中國駐美大使給美國發放的政府傳單”，這也因此導致到後來林語堂與賽珍珠夫婦二十年的友誼決裂。

另一方面，在對蔣夫人宋美齡的態度上，胡適與林語堂截然不同。

盧溝橋事變後，林語堂1940年在重慶見到蔣介石和宋美齡。從那時起，他開始與宋美齡保持幾十年的英文通信和密切關係。

1941年林語堂給宋美齡信，希望她同意訪美，“可以想象，到時整個第五大道都會沸騰起來”。與此同時，他在另一封信提到重慶遭轟炸，對宋美齡說，“我們卻有特權在和平中工作和睡覺，感到既內疚又無能為力。”

在林語堂1941年底完成的小說《風聲鶴唳》中，裡邊有一段描寫：日軍飛機轟炸漢口以後，宋美齡“身穿一件藍色短毛衣和一件黑色長衫，毛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出現在人群中，安慰遭轟炸的平民。“你看，蔣夫人親自來看我們老百姓了”，一位農人樂呵呵地笑道。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記中記道：“聽蔣夫人演說，演說實在不像樣子，不知說些什麽。”3月4日，他與蔣夫人見，“她一股虛驕之氣，使我作惡心。”

從這個時間段看，應是林語堂提到的後來宋美齡訪美之行。

1943年，宋美齡訪問美國（圖/網絡）

1944年林語堂在中國巡遊半年後回美國，他寫信給宋美齡，傾訴美國人對重慶政府的偏見和不信任。他說，我希望寫出一部得意之作，能彰顯中國靈魂並闡釋一個國家內在變化的過程。這部作品是《枕戈待旦》，但市場反響平平，沒能起到轟動的效應。

之後林語堂創作《朱門》，出版後寄贈宋美齡，信中還無話不說地提到他這些年一直在發明印表機，虧了一大筆錢，把自己積蓄都用上了。可見他們的交誼之深。

04

在錢鎖橋的《林語堂傳》中，林語堂與宋美齡的友誼一直持續著。1966年他回台灣定居，台灣當局為他特別建造了一幢中西建築風格的別墅，別墅落成後，林語堂邀請宋美齡蔣介石到舍飲茶並拍了很多照片張掛在牆上，如今該別墅已做為林語堂故居對外開放。

而在林語堂回台前四年的1962年，胡適在“中央研究院”主持會議後去世。送別場面感人，羅家倫在日記中記道，“沿途學生、青年與一般民眾肅立兩旁，……不只五六萬人。商人、工人均停止工作，肅立致祭或敬禮。”

從與蔣介石宋美齡的私交上，胡適和林語堂各不相同。錢鎖橋先生在書中寫道，“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被認為必須遠離權力，向權力說不”，相比之下胡適顯得更涇渭分明，潔身自好。

胡適年長林語堂4歲，1917年胡適留美回國，林語堂在清華參與了歡迎的活動。通過給《新青年》投稿，林語堂得到胡適的注意和賞識。1919年林語堂獲政府半獎學金資助赴美留學，胡適為他爭取學成回北大任教，這樣他可得北大部分留學資費。林語堂留學期間太太做手術時胡適曾自掏腰包300美元接濟，這令林語堂十分感動。

晚年談起，林語堂視胡適為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他一輩子尊敬胡適。

在錢鎖橋先生看來，長期以來大家只看到林語堂作家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一面。拿胡適作參照，我們總看到舞台聚光燈下的胡適，戰時出任駐美大使，扮演了“做官”的角色，並為此背負了罵名；卻不知聚光燈外的陰影處，林語堂一直上書蔣介石並與宋美齡通信，關係更為密切。

在國民政府外交路線上，林語堂與胡適的態度截然不同，做法也大為迥異。從這個層面上看，重審林語堂在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中的地位與意義，對梳理歷史脈絡及還原真相，也顯得愈發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