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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經濟:垃圾桶、粉碎機脫銷,有企業年入34億

文 | AI財經社 劉碎平

編輯 | 嚴冬雪

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外企白領Vivian覺得自己最近都“生活在垃圾桶”裡:從年初開始,公司總部斥資做了一應改造,包括撤掉辦公區垃圾桶,各大螢幕滾動播放上海市垃圾分類知識宣傳片,就連電梯裡都新裝了半人多高的大螢幕,步入電梯,然後被各式圖片包圍。

在上海,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男女老少都繞不開志願者的一句靈魂發問:“你是什麽垃圾?”

7月1日起,被稱為“史上最嚴”垃圾分類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個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罰款50至200元,部門則是5千至5萬元。重錘之下,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錢袋子,又不能讓全國人民看笑話。

看笑話是不可能的,北京、成都等多地強製垃圾分類的鍾聲也已敲響。到2020年底,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錢袋子也是捂不住的,罰款到來之前,鈔票已經流到了其他地方:在上海,餐廚垃圾粉碎機和垃圾桶賣到脫銷,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購或預約政策。數據顯示,6月18日當天,京東垃圾處理器類目的成交金額同比超過去年的150%;在天貓上,貝克巴斯(廚余垃圾處理器品牌)首小時成交金額超過去年的410%,1分鐘超去年全天。

從拾荒這個古老行當演變而來的垃圾分類回收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全行業爆發。

7月1日,上海寶山路街道、閔行某小區兩地實拍

01

垃圾分類的成本

7月1日早上8點,上海白領七七趕早去了一趟小區“垃圾臨時堆放點”,她頗有儀式感地認真分類好並進行分類投放。本以為人頭攢動的投放點只有她一個人。過了好一會兒,才有上班族匆匆前來扔垃圾。

“今天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們可以和執法機關一起開罰單。”靜安區寶山路街道工委會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胡建文告訴AI財經社,垃圾分類工作在該小區已經開展很久,如今法規正式實施,目前大多只是口頭警告,尚無處罰案例。

在便利店,顧客留下的泡麵桶在店員手裡經歷了一次完整的分類處理:先將面湯倒入水池,再將殘渣倒進濕垃圾桶,泡麵桶被扔進乾垃圾桶。

上海某外企茶水間

“第一次(混裝)拿回去重新分揀,二次上門警告,三次罰款。”閔行區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燙店負責人介紹,垃圾分類已經半個多月了,廚房裡有6個分類桶,確實麻煩了許多,“罰款後仍舊不改的,可能就要取消營業執照了。”他皺了皺眉,但仍覺得分類終究是好事。

“不分類,我們就不收。”該街道一位負責商鋪垃圾收運的工作人員介紹,沿街商鋪試行垃圾分類以來,每天都很忙,團隊10人每天兩班倒,從早上4點忙到次日凌晨1點。

商鋪尚好監管,但面對個體,對擁有25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來說,垃圾分類絕非易事。

靜安區景鳳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視作垃圾分類模範小區。採用四分法,定時定點投放,過時不候。小區居民李磊告訴AI財經社,他們做過統計,定時定點試行一個半月後,全小區400戶居民,每天約有25到30戶居民在規定時間之外丟垃圾,將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其中約有10戶以上做了分類,整體參與度僅50%左右。

到了規定投放時間,小區物業雇傭的工作人員會將地上的垃圾袋打開、分類、投放。身穿志願者服裝的老頭老太們也會出來監督指導。

志願者李麗告訴AI財經社,志願工作是無償的,有時遇到不講道理的居民還會被罵。不過,再過幾天,服務點就要裝上攝影頭,“誰亂扔就可以罰誰。”像李麗一樣的志願者,在上海大概有10萬名,他們普遍已經退休,在居委會的組織下,成為監督社區垃圾分類的最後一道防線。

早7點到9點、晚6點到8點的投放時間對上班族並不友好。一些網友則表示,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有痛點就有商機,幾天前,餓了麽高調上線“代扔垃圾服務”,一單12塊,跑腿範圍不超過3公里,需要事先已經分類。

小區公共領域撤桶也帶來很多問題,“亂丟亂扔的現象明顯變多了。”閔行區一位小區保潔員告訴AI財經社,撤桶後,清掃任務加大了很多。

面對爭議,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環衛處副處長齊玉梅談到,定時定點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有一個大家直接溝通的時間和地點,讓人們更快更好參與。齊玉梅透露,目前,上海全市規範社區投放點的改造已經完成71%,據不完全統計,全市約30%的社區垃圾分類已經“蔚然成風”。

複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麗哈德認為,處罰監管只是一種手段,如果不做分類,懲罰已經存在了,比如環境汙染、垃圾圍城。數據顯示,我國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在四億噸以上,隨著外賣、快遞等行業的發展,垃圾總量還在激增。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18年8月,上海城管執法系統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員。這意味著,每一名城管要對超3000名居民執法,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在愛芬環保聯合創始人郝利瓊看來,懲罰監督成本非常大,只有社區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監督才是可持續、低成本的,“法律當然需要,但是未來更多還是要靠社區人格素質的提升、建設,通過這些方法來實現行為改變。”

7月1日上午10時,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對一家酒店開出首張整改單,並將在一個月內隨時複查。當天,上海各級城管執法部門共出動執法人員3600人次,檢查各類部門4216家,教育勸阻881起,責令當場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處生活垃圾分類違法行為20起。

02

消失的“搖鈴鐺”

閔行區一個堆滿廢品、燈光昏暗的回收站裡,李剛和他的妻子、父母在此工作。

老早之前,李剛們在上海被叫做“搖鈴鐺”。他們蹬著三輪車,搖鈴走街串巷,靠收撿廢品養家糊口。在數以萬計的搖鈴鐺裡面,也藏著不少造富神話,大多數李剛不屬於這一類。改革開放後,國有廢品回收系統全面退出了民用廢品回收市場,大量職業拾荒者湧現出來,往往以個體、家庭為部門,而且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有資料顯示,主要以四川、河南、河北地區的農村人口為主。

據調查,1998年,北京有近30萬拾荒者,當年回收物質180到200萬噸,售出收入20億元以上。北京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源鴻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徐源鴻是85後,也是有名的“廢二代”,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的父親從河南信陽來到北京,先幹了幾年包工頭,發現老鄉都做廢品回收,還更賺錢,就轉了行,在昌平區東小口開了廢品回收市場。到該市場被取締時,徐源鴻父親已經在這兒幹了快20年。資料顯示,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曾經承載了北京市近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

愛分類的垃圾二次分揀中心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廢品回收行業和從業群體一直處於社會邊緣。一方面,該行業監管長期缺位,人員魚龍混雜,又藏匿著大量銷贓、偷盜等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踩著三輪車亂竄的“搖鈴鐺”不僅威脅交通安全,也影響市容市貌。

2007年,一位領導來視察,碰巧有幾個小孩在玩耍,一位陪同指著孩子開玩笑:“你看這都是’廢二代’,父母是收廢品的,他們也是收廢品的。”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徐源鴻,暗自發誓要改變人們對行業的看法。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獲得通過,規定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責任人要將垃圾分類駁運至交付點。責任人的出現,意味著“搖鈴鐺”們退出歷史舞台。《條例》試行後,李剛主動找到小區物業,拿下了廢品站附近兩個小區、約600戶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除了將可回收物送到站點,李剛還負責小區垃圾桶裡的垃圾分揀工作。

“賺不了什麽錢,有什麽辦法?”李剛介紹,平均下來,全家每月總收入一萬塊出頭,他記得附近還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回收人員。

作為曾經的搖鈴鐺,李剛們或被一些回收轉運站站完全收編,成為垃圾二次分揀員,或被物業收編為保潔員,另一些則不得不面臨失業或轉行。

6月25日下午,友誼路街道一位社區保潔員張強正在簽署協議,他即將成為藏宇環保公司在寶山區收編的84個保潔員之一。在寶山區,藏宇環保負責84個社區的兩網融合工作,兩網即“居住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與“生活垃圾分類收運體系”網絡。

“兩網融合”是政府關於生活垃圾的一個托底項目,用業內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正規的回收轉運站站”。從體量上來看,李剛以家庭為部門,藏宇這樣的公司則是企業化運作。過去,一些廢品廠在利益驅使下,僅回收具有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如黃紙板、塑料瓶等。由政府托底的兩網融合點,則承擔著低附加值物的回收,比如玻璃、泡沫等。以往,這部分低附加值的垃圾會被送往焚燒廠,兩網融合的推進,也是達到垃圾減量的一個手段。正因如此,政府也會有相關的補貼措施。

準確說來,這是張強的第二次收編,由於有回收經驗,此前,張強已經被小區物業雇傭為保潔員。今後,除了清掃保潔工作,張強還要把可回收物集中到“兩網融合回收服務點”,達到一定量之後,再通知回收企業上門。開車上門的司機則承擔著稱重、登記工作,這些信息將和可回收物一同被帶回轉運站站,再輸入系統。

某轉運站站負責人介紹,保潔員收到的可回收物,轉運站站將以市場價格付費,不過,作為公司收編的保潔員,必須保證操作及收運規範,並且要保持每個種類的純淨度。除了保潔員,轉運站站的部分全職分揀員也是從“搖鈴鐺”收編而來。

相比未被收編的李剛,張強能拿到三份收入:保潔員工資、廢品差價以及上門回收的鼓勵金。今年3月前後,居民通過支付寶搜索“垃圾回收”可在線下單,張強上門回收,每單幾毛錢不等。

住建部公布的《2017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顯示,2017年,全國城市用於市容環境衛生的固定資產投資為508.1億元,相比十年前增長了10倍,其中,用於垃圾處理的投資經費達240.8億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5倍。

據透露,全上海大概有20幾家企業和社會組織做著和他們類似的工作。

事實上,垃圾分類能否順利推廣,與當地的末端處置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否則分類好的垃圾又將陷入混裝混運的尷尬局面。數據顯示,我國城市平均濕垃圾所佔重量比例為64%,部分東部城市超過70%,而其他國家平均為46%。

中科院高等研究員史吉平曾對媒體列出一組數據:如果全部生活垃圾都得到了有效分離,上海的日均濕垃圾量將達到1.56萬噸,而目前的處理能力是4000噸左右。

“要加班。”上海靜安區綠化市容局官員尤文堅對AI財經社透露,目前的處理能力還是有缺口。在上海乃至全國,垃圾處置鏈條上的中後端還是以國企為主,在處理缺口明顯的情況下,一些涉足分類回收的社會企業熱切希望能向中後端延展。除了當地政府開放度,資質問題也是社會企業不得不面臨的難題,比如拿下一個環評就得兩三年。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對AI財經社表示,在分類、回收、處置的這串鏈條上,後端缺乏相應的規模化企業,總的說來,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要一步一步來,我預計要10到20年的時間才能把事情做成。”杜歡政說。

也就是說,曾刺痛徐源鴻的那句話,尚需時日才會淡去。

03

誰在賺錢?

2009年,北漂14年的四川巴中人朱星龍懷著落葉歸根的心情,來到山城重慶。他打聽到一個山城棒棒軍幹了5年廢品回收,就供了兩個娃上大學的故事,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腦中浮現。

拿著當淘寶店主攢下的1600萬元,朱星龍正式進軍廢品回收行業,成立恆奧環保公司。一年後,朱星龍在《參考消息》上面讀到日本人以廢紙換手紙的故事,受此啟發,恆奧推出“垃圾換物”的活動,比如,1公斤報紙換2包手紙。這不僅引導居民主動進行垃圾分類,還讓老百姓有了“獲得感”。2011年,“垃圾換物”得到媒體的大量報導,引發關注,這其中就包括遠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市城管局。

2013年,由於廢品單價持續走低、政府環境不夠友好等因素,朱星龍在重慶的廢品生意宣告破產。2014年,南京正在為青奧會做準備,背著垃圾分類的指標,找上了朱星龍。朱星龍帶著僅剩的兩萬塊錢,來到南京棲霞區堯化街道,成立了南京志達公司。這一次,他放棄了靠回收掙錢的思路,主要盈利業務變成分類回收相關的大數據、培訓策劃、以及平面設計等。

在朱星龍備受外界關注的那年,遠在北京的中環創新創始人李震正在嘗試另一種模式。200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海歸”李震接觸到政府助殘就業的項目,負責組織殘疾人回收廢品。這次經歷帶給李震的震動,不亞於朱星龍聽到棒棒軍發家致富的時候。

2009年,李震開辦了中環創新,進駐北京朝陽區勁松街道,在10個社區開展垃圾分類。2011年末,中環創新推出一站式垃圾分類回收站“綠馨小屋”,採用積分換禮品的方式鼓勵居民主動把垃圾分類。

兩年後,“綠色账戶”積分在上海推行,直到今天,上海市民仍然在使用綠色账戶。在一些社區垃圾投放點,居民每投一次垃圾就可以獲得5積分,積分可用於換取日常用品和繳納物業費。

不同於朱星龍和李震,技術出身的王永在環衛設備領域深耕多年,2013年,浙江聯運環境公司成立。聯運環境副總經理肖龍回憶,早前,聯運環境是環衛設備商龍馬環衛在浙江的代理商,靠著智能垃圾桶業務,他們切入了垃圾分類服務市場。

圖/視覺中國

聯運環境向AI財經社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2月,聯運自主研發生產的智能回收硬體和軟體平台應用於全國2000多個項目,服務於800多萬居民用戶,再生資源日均回收量達2100噸。目前,聯運智能回收箱除擁有自己的App和小程序外,也接入了支付寶、微信,用戶掃碼即可開箱投遞。多家企業向AI財經社表示,聯運手握的數據是一塊很大的優勢。

目前,聯運全部業務的用戶量約800萬,肖龍透露,用戶突破千萬之後,日活會是下一個指標。

“聯網並不是智能,不過是自助式的。”藏宇環保楊愷提出質疑,在他看來,市面上的智能垃圾回收箱並非真正的智能,智能應該要分辨出垃圾的純淨度、有沒有分類,要完全脫離人工才叫智能。聯運向AI財經社坦言,居民小區的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正確度打分,主要靠巡檢員通過手持終端來人工進行,“這一塊是很累的。”

不管企業做法存在多大差異,它們的甲方都主要是政府,甚至完全依賴政府。靠政府補貼和售賣廢品賺不了什麽錢已是業內共識,找到新的盈利增長點才是一個長久發展路徑。

“我要指著這個(垃圾分類)活著,那就得餓死!”李震告訴AI財經社,中環創新涉足了部分增值服務,目的就是希望能擺脫對政府的依賴。除了一些上門回收等服務,可回收物的再造業務也是重要的一塊。比如桌子,回收後進行集中粉碎,再進行二次生產,形成環保地板等新產品。

從智能垃圾箱切入市場的聯運環境,目前的盈利來源主要有政府補貼、運營收益兩大塊。運營收益主要包括硬體和回收物,其中,智能回收箱業務佔到總營收的1/3。2018年,聯運環境實現營收2.1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5.97%;實現淨利潤2812.92萬元,同比增加163.93%。毛利率高達27.01%,其給出的解釋為“環衛信息化及垃圾分類業務增長迅速”。

目前,聯運環境正在申請公司股票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肖龍透露,公司計劃在主機板或科創板上市,力爭成為“垃圾分類第一股”。“後半輩子就靠這個了。”一名股民開玩笑地說。

事實上,垃圾分類產業鏈相關企業在資本市場走俏已久。同花順行情中心數據顯示,固廢處理、垃圾分類等相關概念股已久連續幾周領漲A股,垃圾分類概念股。其中,龍馬環衛、偉明環保、上海環境、綠色動力、中國天楹等多支概念股漲停板不斷。

作為頭部環衛設備供應商,整個6月,龍馬環衛股價漲幅超70%。2018年,龍馬環衛整體營收達34.44億元,同比增長11.63%。對此,龍馬環衛回應AI財經社表示,環保行業是很典型的政策驅動型行業,以政策拉動和法規標準倒逼為特點。當下的政策,對公司環衛裝備製造業務、環衛服務業務及後端垃圾處置業務均是利好。

末端處置企業也因此受益。A股上市公司偉明環保主要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2018年實現營收15.47億元,同比增長50.29%;2019年一季報顯示,其營收為4.79億元,保持48.83%的增速。偉明環保回應AI財經社稱,去年以來,密集頒布的相關環保政策多次提及“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垃圾分類市場化的步伐明顯加快。目前,該公司已做好相關技術儲備,未來,垃圾分類也將作為戰略性發展業務進行考慮。

04

資本入局

整個行業是從2017年開始熱得一塌糊塗。

“直接脫銷了。”肖龍回憶,2017年9月,聯運生產的智能垃圾回收箱突然賣斷貨,生產壓力很大,“這個時候我就知道有問題了,當時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產能不足。” 在此之前,聯運一年的智能垃圾桶產量在4000套左右,如今擴容到了1萬套。

幾乎所有企業都對AI財經社回憶,因為政策利好,從2018年開始,參訪人員絡繹不絕。行業大會也從上百人的規模,激增到全國幾千人。2016年12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自此,一部分嗅覺靈敏的人就開始相繼湧入行業。

截至目前,在企查查搜索“垃圾分類”關鍵詞,跳出來的相關企業多達7000余個,其中大多數都在2017、2018年之後成立。

被傳統回收企業認為難掙錢的業務,卻是互聯網公司眼中的香餑餑。行業大火這兩年,資本助力下的廢品回收O2O企業不斷湧現。其中,東莞的小黃狗、杭州的虎哥、北京的閑豆、上海的我愛收、廈門的廢品大叔、武漢的九貝殼都曾是個中佼佼者,大都在小區、學校等地鋪設智能回收箱佔領市場。

目前,上述企業大多已完成A輪融資,閑豆則在去年10月完成了億元級的C輪融資,其創始人方浩在今年年初時對媒體表示,閑豆“有望成為第一個圍繞回收來做的上市企業”。

今年4月,曾在擴張道路上一騎絕塵的小黃狗首先倒下,成為了廢品回收領域的小黃車。6月15日,小黃狗工作人員向AI財經社證實,小黃狗正在申請破產。

圖/視覺中國

成立於2017年的小黃狗曾在2018年兩度融資,資方分別是中植集團和上市公司易事特,前者投資10.5億元,後者增資1.5億。同年12月,小黃狗宣布以現金+股權的形式收購笨哥哥,彼時,其估值高達150億元,已是名副其實的獨角獸。

彼時,小黃狗董事長唐軍對外稱,預計2019年,小黃狗的設備鋪設量將達到 10 萬台,後端智能分揀處理中心也將達到100個,覆蓋主要一二線城市。

話音落地不足4個月,唐軍首先出事了——除了擔任小黃狗的董事長,唐軍還是團貸網的法人,2019年3月28日,團貸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立案偵查,唐軍等人主動投案。此後,受拖累的小黃狗被曝出欠薪、資金凍結,大批員工被迫離職。

除了受團貸網風波影響,在不少傳統從業人員眼裡,小黃狗的匆匆來去,論證了互聯網燒錢模式在這一行行不通。在肖龍看來,小黃狗這類以純粹的資本思維切入的公司,必然會面臨著資訊、市場培育的短板,這些無法一蹴而就。肖龍解釋,互聯網企業過於注重線上,但這行需要線上線下並重。

說到底,垃圾分類回收目前仍以公益用途為主,在傳統企業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時,互聯網企業前方也難有坦途。

目前,小黃狗項目仍在運轉,其向AI財經社出示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小黃狗項目已進駐全國30多個城市,鋪設設備1萬多台,覆蓋社區近9000個,居民2000萬,注冊用戶370萬,月平均增速80%。面對外界質疑其盈利模式不清晰,小黃狗對AI財經社回應稱:B端客戶、廣告、物流等增值服務都是自己的盈利點。

不過,小黃狗的遭遇確實讓不少傳統企業松了一口氣。有業內人士向AI財經社透露,互聯網模式如果被證實有效,首當其衝的就是長期接受政府補貼的傳統企業——這意味著,政府又多了一個選擇。“我們希望通過足夠市場化的行為先把垃圾分類的理念宣傳給用戶,在達到一定效果,並形成可行性方案後,再與地方政府進行合作,這樣可以為政府更好地節約成本。”小黃狗對AI財經社說。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互聯網企業燒錢模式的打法,還處於吸引甲方注意力的階段。小黃狗的倒掉,無疑為互聯網模式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千千萬萬個小黃狗還在跑來的路上。成立於2014年的廢品大叔,已經探索了一套與政府合作的模式,主要為當地政府提供定製化的專業垃圾分類+再生資源城市化解決方案。

相較之下,完全市場化運作、不依靠政府的我愛收明顯有些吃力。成立於2017年的我愛收,在2018年末完成了A輪融資,以智能設備終端切入回收市場,以紙板等高附加值可回收物為主要業務。創始人李光堅持認為賣廢品“能賺錢”,但目前盈虧基本持平,“人力成本太高了。”李光感歎。

事實上,垃圾分類服務企業確為勞動密集型,需要拚人力、拚運營。AI財經社了解到,前述所有企業人力成本普遍超過總成本的1/3。以頭部公司聯運環境為例,2018財年,其期初員工總計為1751人,期末員工總數暴增至3230人,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接近總營收的40%。

“行業確實火了,但真正懂行的人特別少。”曾立誓改變世俗眼光的徐源鴻,如今已完成“廢二代”的華麗變身。2011年,碩士畢業的徐源鴻去了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之餘幫助父親管理回收市場。之後,索性辭職,拾起了父輩的老本行。2017年,徐源鴻成立了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將垃圾分類與互聯網結合,其小程序在北京市昌平區提供乾垃圾上門回收服務。不過,以政府採購模式來看,傳統企業即便穿上互聯網的馬甲,其服務範圍也只能局限在所覆蓋的小區。

不管傳統或互聯網企業,未來新的盈利模式已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箱體廣告、上門服務、物流……似乎隱藏著無限可能。有業內人士表示,未來將是社區戰,如果說新零售爭奪的是社區的“最後一公里”,那麽垃圾回收將成為社區最後100米、甚至是最後10米的主戰場。

2018年初,中國全面禁止進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廢棄塑膠、紙類、廢棄爐渣、與紡織品等24種固體廢物。從一些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今天推行垃圾分類,其實是為了不走歐美垃圾越堆越多、越丟越貴、地下水被滲透汙染的老路。

另一方面,一些垃圾分類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已取得不錯的經濟效益。中國台灣從1995年全面實施垃圾強製分類,到2015年,中國台灣廢棄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年營收達20億美元,資源回收率達55%。在德國,垃圾處理行業每年帶來的收益約為500億歐元,解決了24萬人的就業,佔全國經濟產出的1.5%。而在以垃圾分類著名的日本,2010年,其再生資源產業從業人員達1400萬,年產值約3500億美元。

2000年,中國曾公布全國首批8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上海、北京、南京等在列,那次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由於各地分類標準不統一、缺乏配套處置系統以及忽視前端減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而今,在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重啟垃圾分類,又將釋放出怎樣的市場?

上海只是起點,7月1日開始,一個新時期到來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Vivian、李剛、李麗 、張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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