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顒新作《風眼》：最需堅守的，莫過於內心的平靜和淡然

在上海，有這樣一條縱深不過500米，寬度僅有十餘米的街道，任都市生活如何在周遭快速流淌、變化，也無法輕易改變它的步調。街道上佇立著建造多年的各種風格建築，這些建築物裡的人，也許見過最多的故事，編過最厚重的書。在浩瀚的文字世界中，他們始終安靜如初，記錄著歷史與文化的變遷。

這裡是紹興路，既是許多網紅書店和咖啡館的所在地，也被稱為“出版一條街”。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的二十多年，孫顒在這裡見證了改革開放後上海出版業的風起雲湧。

作家

孫顒

在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風眼》中，孫顒告訴後來者，出版人身上背負的絕不僅僅是書，而是對於知識、理念、價值的認可和推介，這一切隨著時代更迭而時時更新，路漫漫其修遠兮，而最需堅守的，莫過於內心的平靜和淡然。

在很多人眼中，孫顒是上海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位。這種特殊不在於他多年擔任出版社、新聞出版局以及上海市作協領導職務，而是無論身居何職，處於怎樣繁忙的工作狀態，他總是見縫插針地寫自己心中所想，用書寫的方式與當下生活發生著切實、緊密的聯繫。近些年，讀者所熟悉的，是他以長篇小說《拍賣師阿獨》《漂移者》《縹緲的峰》等關注社會發展中新生事物、新生職業人群為主線的一系列創作。正如有評論者所言，孫顒的創作存在一條看似毫不相乾其實卻有內在聯繫的線索——他的才能在於總能寫出符合他其時所思所想的作品。

其實，孫顒也有更多的故事在心頭一壓就是幾十年，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出口，只有和作家朋友聊天時，才零零散散地傾吐。他們勸他，寫吧，不寫的話，它始終在心裡折磨著你。——他們所說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孫顒在出版社工作時耳聞目睹的種種。那時，中國爆發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場經濟之路的爭論，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時值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東西並沒有定論，而是在不斷討論、爭論和嘗試的過程中一步步走出來的。在這其中，出版業並未缺位，正如孫顒所言，“出版業非但是鼓吹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而且是改革開放進軍中重要的突擊部隊”，其中有非常多珍貴的素材有待書寫。

在這本雜文集中，孫顒以雜家和時評家的面目出現，提出對於經濟、金融、宗教、哲學，以及具體至對國企改革、社會問題，乃至國際局勢等多個領域的思考和建言。

無論是他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事實，還是自遠方傳來的激越、複雜而多義的聲音，即使時隔多年，也常令他心潮澎湃。那時，各方壓力下出版人的作為與不為，往往投射著社會上最早一批聽到“春雷”的人的心態，並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迅疾變化著的社會氛圍的影響——如果以小說來寫，究竟從哪裡切入、如何展現，孫顒思量了很久。最終，以一套《市場經濟常識叢書》出版後的風波為中心，他虛構了一家出版社，以及一批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初期於狂風暴雨中面臨抉擇、經受考驗的過程——《風眼》應運而生。

對於改革開放，孫顒作為親歷者充滿了個體情感。“當下中國社會的活力，就是通過市場經濟這麽一步步釋放出來的。”他說：“儘管存在著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但人們心中充滿了希望和激情，這就是來自於市場經濟釋放出來無數人的創造力。市場經濟不光給了我們很多物質上的東西，也實際上激發了無數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的他手下曾有一位才華橫溢的編輯，因為住房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真心相戀的未婚妻與其分手，南下深圳。他仍記得當時那位編輯的話：“我沒有一間小房子讓我們成親。”這讓身為社長卻無能為力的孫顒難過了很久：“國家如果不快快發展起來，那個年代的上海的市民多數擠在破舊的房子裡，三代甚至四代同房，七十二家房客，年輕人有個小家的願望就只能是縹緲的夢。”而如今，這段曾多次在他腦海徘徊的記憶，終於在《風眼》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就好比這個細節，如果我不在哪個作品裡用到它，它會一直跟著我，時常提醒我，那種感情沒法宣泄出來。小說是虛構的，人物是編的，但在我的寫作中，那些感受都是很真實的。

《風眼》新書首發暨讀書分享會

“從整個出版業的發展來看，孫顒老師經歷了新時期中國出版業發展的整個歷程。”日前，在上海作家書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上海市作協專職副主席孫甘露表示。“他首先是一位作家，同時在做出版的過程、以及後來到作協做領導期間，一直在持續地寫作，他可以從這兩個部分來觀察創作和出版的生態。”在他的解讀中，“風眼”所指的是台風眼，核心區域平靜無瀾，卻在周圍醞釀風暴，“從小說中關於市場經濟的這套叢書，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社會處在變動時期、很豐富的社會面貌。整個出版業多年以來，跟國家層面、文化層面的決策、跟整個社會思潮的變動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外人不大能夠清晰地意識到”。他認為，《風眼》的別有意味正在於此，“通過日常的生活把‘風眼’中風雨欲來的感覺表現出來，同時裡面呈現出各種各樣的人物和精神樣貌——它寫了一個很特殊的事件，但是又通過出版社非常日常的狀況來反映”。

看過《風眼》後，上海市作協主席王安憶的第一個反應是，孫顒將“王副社長”所代表的老上海灘原有的那一批已經“沉下去”的人，在市場經濟潮流中又寫“活”了。或許是因為寫自己常年工作其中的行業，小說中每一個人物都鮮活立體，雖然明確表示沒有具體原型，但孫顒在其中似乎疊加了無數舊識的身影。比如業精於勤、嚴謹治學的郭副總編背後，是上海出版界許多老老實實做學問、很難在某個時候成為亮點的人，關鍵時刻卻充滿擔當；退休在即的唐社長，則是前輩學人與知識分子的縮影。

“老一輩的人非常可愛，有時他們也會吵架，但絕對和文化相關，而不是和個人利益相關。他們的精神氣質一直佇立在我們心裡，這一代人，正在離我們遠去。”近些年，孫顒陸續送走了許多文化老人，不無沉痛地寫了對於錢谷融、丁景唐、屠岸等前輩的悼文，每寫一篇，緬懷與哀傷的同時，他感受到的是這代人的道德文章與感召力，“與他們的交往，是實實在在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一直覺得他們是我人生的導航”。這些前輩對他的扶持和幫助，讓他永生難忘：作為師長，錢谷融非常了解自己的這位學生，在他的處女作《冬》即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毅然和其他幾位老師一起支持和鼓勵他去北京赴會，助他從此走上文學道路；丁景唐身為他的前任社長，敞開心和他談具體社情以及難處理的問題，並用心良苦地全部“放手”，促成他的迅速成長；屠岸和韋君宜商議決定錄用《冬》，使得孫顒與馮驥才、竹林的名字一同刻寫在新時期文學的嶄新開篇上，並在多年的淡然交往中，時不時給他以支持和鼓勵……

某種意義上來說，《風眼》也可看做孫顒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延續。上世紀九十年代，《雪廬》《煙塵》《門檻》三部曲陸續出版，在宏大的結構下，勾勒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也奠定了他在寫作中始終思考知識分子命運走向的底色。孫顒從小生活在知識分子家庭，深深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但在寫作中，他所側重的從不是他們所經受的苦難，而是某種屹立至今的精神。《風眼》中，處於同一家出版社的知識分子面臨著諸多困惑：風暴當前時，是選擇謀私利，還是保公利，他們都作出了忠於自己內心的選擇。而在真正的出版人身上，所體現的正是這種有底線的堅守：

孫顒

“總體上認為是對的事，要堅持。當你的堅持沒法抗衡於給你的壓力時，可以不行動，但不要做相反的事。”

在快速的社會發展和審美變遷中，孫顒突然發現，自己有些“落伍”了。第一次看到《風眼》的封面時，他著實吃了一驚，忍不住提出抗議：“黑乎乎的一個個圓，像眼睛一樣，這怎麽行？”但在不斷溝通中，他逐漸理解並接受了編輯的想法。正式付印後，很多人告訴孫顒，這本小說“顏值很高”，他才徹底放下心來。就像小說名原來叫作“社長室”，在編輯的建議下才另作思考，最後定名《風眼》。談起這些細節，孫顒坦然“服輸”：“現在看他們成功了，年輕編輯更懂得現在讀者的審美和眼光，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絕對超過我的。”正如小說中，一本書、一套書的誕生，是一位乃至多位出版人從判斷力、專業意識，到對於讀者審美以及社會局勢把握的綜合成果。出版人身上背負的絕不僅僅是書，而是對於知識、理念、價值的認可和推介，這一切隨著時代更迭而時時更新。以《風眼》一書，孫顒告訴出版業的後來者，路漫漫其修遠兮，而最需堅守的，莫過於內心的平靜和淡然。

《風眼》後記

1968年秋天，離開上海中學，去崇明農場，成為知識青年，至今，五十餘年飄然而過。

五十年間，除了在鄉下的十來年，以及後來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學習的四年，主要的歲月，迷失在出版這個行當裡。奇怪的是，我寫過幾百萬字的小說，其中，描寫知識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沒有涉及出版編輯領域，甚至可以說，是小心翼翼避開了自己最熟悉的專業。

小說關心的目標是人物。人物活動其間的三百六十行，則是演繹故事和人物的舞台。既定的舞台，適合特定的對象。我關注知識分子群體，選擇出版作為創作背景，應該是如魚得水般天然，為什麽會刻意回避？

沒有輕易使用這方面的素材，說明我的珍惜。

前輩說過：“編輯是雜家。”

雜家者，知識豐富繁雜，為其一。其二呢？在我看來，性格的色彩斑斕，因其工作特性，在所難免。這樣說，既無貶義，亦非自吹自擂，僅僅是如實表述。從與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廣泛性考量，從自身隊伍的五花八門分析，與編輯行當比較相似的，當如律師和醫生之類。若乾著名的小說，正是繁衍在後面這兩個專業的田園中。那麽，為啥特性相近的編輯行當，關於它的文學故事卻不容易構建呢？

思來想去，並非人物的複雜或趣味欠缺，從萬千編輯之中，你可以發現知識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藍色、紅色、灰色，應有盡有；不過，對照小說的諸多要素，難以尋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律師和醫生，日常的事務未必精彩，但是，偶爾或許會遭遇緊張驚險的情節衝擊，比如特工、強盜、家族陰謀等等，屬於他們職業的題中之義，有足夠的天地供編故事者天馬行空般發揮。相比較，編輯的案頭事務，能夠發現這樣花哨的機緣嗎？不是說絕對沒有可能，不過，若是真個驚天動地寫出來，讀者一冊在手，或許心生抵觸，認為故事過分生硬牽強，種種疑惑，在所難免。

所以，必須尋找一塊場景，找到如此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並非司空見慣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夠充分展開編輯們豐滿而龐雜的內心世界，我才敢落筆。

我等待了很久，在腦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與人物的瓜熟蒂落。

1982年初春，我從華東師大畢業，進入上海文藝出版社，做了小說編輯。三年之後，上海文藝社的老社長丁景唐離休，需要有人接班。當時，搞了一次民主推薦，全社二三百人參與投票，結果非常意外，我這個普通編輯得票最多。不久，大約一兩個月之後，在我還缺乏思想準備的當口，被任命為這家老牌大社的領導。此後的感覺，就像騎上了飛奔的駿馬，身不由己，想下來也難了。如果再把時間往前推幾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冬》，完成於1978年的年尾，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假如沒有1978年冬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的這部小說恐怕難以問世。當時，韋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點的小說”，給了我幸運的機會。

如此看來，因緣際會，改革開放大潮起來之時，不知不覺之中，我直接被卷了進去，亦步亦趨，追隨了幾十個春秋。

2018年開春，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時，我的思緒，漸漸如波濤洶湧，很難平靜下來。

在我看來，出版業，非但是鼓吹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而且是改革開放進軍中重要的突擊部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爆發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場經濟之路的爭論，出版界的知識分子們，從思維到實踐，是衝在相當前沿的一翼。

於是，我回望來路，寫出了十幾萬字的小說《風眼》。為避免對號入座及猜測“真事隱”之類的無聊，只能在後記中聲明，本小說所寫的人物和故事，與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藝出版社無關，也與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無關。人物是杜撰的，賴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實的。如此無中生有，算小說家的基本功夫吧。